1870年8月30日上午，曾国藩在天津接到那道调他再任两江总督的上谕。曾国藩开始心惊肉跳，急召幕府和从江苏跑来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毛昶熙密商。事实上，曾国藩见到这道谕旨该高兴才对。因为他当时正在处理天津教案，因而一直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是汉奸走狗。他自己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此次让他回任两江，把他从泥潭中拉出来，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但两天后，他居然上了一道谢恩疏，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常常头晕眼花，经不起长路漫漫，希望朝廷再请高明。朝廷方面却把皮球狠狠地踢了回去：你曾经经营过江南，对那里非常熟悉。要你到那里又不是去四处奔波，你坐在江宁就可以。
两个星期后，该年的10月20日，慈禧太后召见他，命他速赴江宁。曾国藩又是那一套，最近头晕眼花，经不起漫漫长路。11月1日，慈禧太后再次召见他，一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江宁？”曾国藩只好说，就在最近。
此时的朝廷方面不明白，曾国藩到底在想什么。两江总督遇刺这样的大事，朝廷迫切希望找出结果，身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居然一点都不关心，事情有蹊跷。
事实上，曾国藩一直在关注着刺马案的发展，将军魁玉除了给朝廷写信外，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他汇报刺马案的审理进度。当他得知没有一点进度后，不开心也不难过。一个人安静的在天津睡觉。但过不久，一条信息传来。是关于江苏巡抚丁日昌的，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总督与巡抚抚不和。朝中大臣听风就是雨，开始把这种论调传扬开来。
丁日昌大为惊慌，他在这个时候十分希望好友曾国藩负责审理此案。曾国藩毕竟曾是自己的东家，许多问题自会由他摆平。于是急急上了一道摺子，希望朝廷下旨命曾国藩迅速赴任。
曾国藩只好起程。
1870年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一路上，他尽量不多走一步路，不少看上一处风景。就这样，他用了36天才到达江宁。足够一个普通人走上十个来回。踏上南下的旅途。12月14日，接印视事。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历时3个多月。
第二天上午，张之万高兴地办了案件交接手续，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开始在江宁玩，只字不提案子。他在等一个人——就是那位刑部尚书郑敦谨。
第二年的2月18日，郑尚书抵江宁。时至曾国藩抵江宁已经两个多月了。在2月17日，当他得知郑尚书明天要到来时，才把案卷拿出来，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那么，这两个多月时间，他都干什么了呢？一是接客聊天，二是看《阅徽草堂笔记》，三是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
他对这个案子为什么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只有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可以把时间回溯到1870年8月21日，也就是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奔直隶督署，与他密谈良久。22日上午，曾国藩回拜丁日昌，就是在这个时候，远在江宁的马新贻被张文祥刺伤。23日下午两点多时，曾国藩刚睡完午觉，马新贻在江宁撒手人间。随后，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当郑尚书到达江宁的时候，朝野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铁面无私的尚书大人，希望他能给生者一个交代，给死者一个公道。
此时，距马新贻死已经五个月了。
4、郑敦谨的尴尬
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二，郑尚书开庭审理。参加会审人员有：郑敦谨的随员伊勒通阿、颜士璋；曾国藩和他委派的江安粮道王大经、江苏题补道洪汝奎；后又增加了马新贻的亲信候补道孙衣言、袁保庆。
开始，郑敦谨信心十足，刑部尚书的头衔可不是白来的。第一天并不顺利，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发问，与他并坐正堂的曾国藩闭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第二天也不顺利，除了曾国藩闭上眼，犯人张文祥也闭上了嘴。第三天，第四天，两个星期后，郑尚书的自信不见了。
原因是，他明白了一件事。一切似乎都有人安排好了，张文祥什么都不说，曾国藩又不配合。这个案子，他跟曾国藩说道：“看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了。”
曾国藩笑了，就像是看着一个孩子终于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一样，很开心地笑了。
郑尚书准备结案，他只能结案。不然，等大清朝灭亡了，这个案子都审不出结果来。据说，当他看到曾国藩很阴险的一笑后，心里就凉了半截，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深究的。一旦深究下去，自己也会掉进去的。就像这个案子，怪不得那么多人都审不出来呢。可是，他妈的结案怎么写呢？难道正要抄袭魁玉和张之万的？他应该有所创新才对啊！
但创新是要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灵感的，于是，他又往下审。可这种审理就成表演了。候补道孙衣言、袁保庆见他又不用刑，只是来回的问一个问题，又看到吃得白白胖胖的张文字祥，肺里就一股怒气向上冲。
孙衣言气恨恨地说道：“这种鸟人，不用大刑，他如何肯招？”
郑尚书立即回道：“使不得，万一不小心打死了如何是好！”
是啊，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结案。
1871年3月19日，郑、曾联衔给朝廷写信，对于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结果，维持原判。郑尚书又创新道：对张文祥的量刑要十分地残酷，除了要凌迟处死外，还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可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却拒绝签字。原因是，此案根本就不算结。郑敦谨和曾国藩就笑着说，不签就不签。
两个人在奏结中就把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忽略不计，朝廷自然不知道审理小组还有两个候补道。
郑、曾二人在上奏朝廷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这就他们审理的结果成了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谳。
朝廷方面最终也只好接受这一事实，认为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该年的3月26日，下达谕旨，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据说，斩张文祥那天天降大雨，他被摘下来的心挂在旗杆上，等雨停后，居然不翼而飞了。
其实郑敦谨心里明白这件事，已死的人心是不会飞走的，更不可能是被老鹰叼走的。一定是百姓拿走了。百姓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把张文祥当成了英雄。可郑尚书明白，张文祥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只不过是一枚棋子。
就在处决张文祥的第二天，他还没等圣旨下达令其回京，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收，曾国藩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事后，曾国藩得知，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从此，他发誓，永生永世再不为官。
5、疑云升起
当张文祥在狱中吃得白胖时，监狱外面就有了一种传言，说是他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果真如此，作为马新贻的亲信孙衣言、袁保庆对马新贻此作为肯定知之，那么，他们自始至终都要讨个说法自然就说不过去了。因为魁玉、张之万给他设计的“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的确是一个很体面的结果。他们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
我们现在来看两个画面。
第一个是：1868年太平天国被湘军击败，慈禧太后立即召见刚上任的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第二个是：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
第一个画面的补充是：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
第二个画面的补充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这些片段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向下看：江宁本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
马新贻从进士直到总督，一直就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说，他死的两年前，他是孑然一身来到江宁的。这位天真的总督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已经踏进了狼窝。
马新贻被刺的真相，朝廷不可能不明白。但为什么还要虚张声势地下令严查呢？是做戏给曾国藩看还是真想彻底打击一下曾国藩的湘军？
但不容质疑的一个事实是，从马被刺以后，两江总督的宝座就一直掌握在了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一件事：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马新贻渔色负友），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其实湘军并非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辈，就比如这件案子，他们就做得非常到位，很妙地让一个朝廷大员死掉，而自己没有付半点责任。他们不但打败了太平军，还玩弄了朝廷。朝廷也只好装聋作哑，而马新贻又何辜？一个一心想为朝廷做些实事的人居然是如此下场，死后还被人玷污为“渔色负友”之徒？是他的不幸还是朝廷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