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之腐败是人人皆知，正史虽遮遮掩掩，但人们还是会从譬如《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中看到诸多丑陋现象，这些小说里描写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廉寡耻鲜、卑劣龌龊之徒。有做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媚洋的制台、还有让老婆为上司“按摩”的候补道、逼寡妇当制台姨太太的观察……这些小说就如摆在你眼前的一幅幅奄奄待毙的封建帝国的社会图卷。但既然是小说，正如鲁迅说言，难免有“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而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却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1、谁制造的潜规则？
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道光五年三十岁时考中进士，生于嘉庆五年，死于光绪四年。先为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道光十六年五月被“特放”为山西朔平知府，而后沉浮宦海三十年，先后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直至同治四年六十六岁时被劾革职。他阅历深广，文墨酣畅，尽管处世圆滑，却尚存几分良知，故其对官场鬼域的观察临摹，深刻逼真。而我们要说的就是张在山西时的一些官场潜规则。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他说了这样一件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向上递交了一份褶子，告发一串山西官员的违法行为，并恳请将褶子转奏皇上。在当时，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谁都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
林县令揭发说，在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来山西的时候，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借二万两银子招待这二位。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自己去介休调查时，林县令千方百计想要送点东西给他，但他都予以挽拒。但却经不住林县令再三苦求，才收下了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
他在后来的文字中提到，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而这规矩说出来，却很可笑。那就是“送礼”。
一个很让人恶心的事情是：许多人都相信华夏民族“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但当我们看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的事情后，就发现在清朝官场，礼仪则完全变了味道，变成了一种潜规则。
而这种潜规则是奉了皇帝的意思流行开来的。康熙帝曾公开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仔细看一下，这些话虽没有公开号召贪污，但话外已有音。上行下效，皇帝有此说法，各级大小官员岂能不奉旨行事？
当然，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大家一起在行贿，出于这种考虑，就给行贿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称之为“敬”。
2、“敬”之名目
清代“敬”的名目很多，试举几例：
节寿礼：过年过节和上司家里私庆时送的礼。
程仪：送给过境官员的礼品。
卯规：州县官上任点卯，下属送上钱财，表示接受领导。
别敬：地方官上京出差，离京时给有关官员送礼。张集馨当时官运亨通，几次高升，每次离京时都要给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六部尚书、都御史、侍郎、大九卿、同乡、同年、世好送礼，他列了个单子——1845年就任陕西粮道，别敬1.7万两；1847年就任四川按察使，别敬1.5万两；1849年就任贵州布政使，别敬1.1万两；1850年就任河南布政使，别敬1.2万两。
炭敬：冬季地方官给京官的孝敬。
冰敬：为消暑送的礼。
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为此给刑部（现在的人民法院）送辛苦费。
晋升部费：州官县官晋升，要由吏部（现在的组织部）发出正式通知，但吏部不见钱是不发文的，该拿捏就拿捏，于是要花钱顺顺路子。此外，还有印结、耗羡、棚费、花样、部费等等名目繁多。
上面提到，张集馨几次高升，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七日，他接到皇上的任命，出任陕西督粮道。这个官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肥缺，主要负责征收、保管和供应西北地区的军粮。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个道理他张集馨应该懂得。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这样一个肥缺让他弄到了，自然，要按照潜规则来送礼了。张集馨在接到任命时，在北京已住四个月了，他写道：“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于是大举借债。他托人从广东洋行以九厘行息借了九千两银子，从山西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又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借了二千两。张集馨诉苦道：连同我在京买礼物的数百两银子，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只剩下了路费。
在其任陕西督粮道时，还要遵守“三节两寿”的送礼名目。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他当时送给将军的三节两寿数目如下：银子每次送八百两，一年五次总计四千两；表礼、水礼每次八色；给门政大爷的门包每次四十两，一年二百两。
当时，在粮食问题上有权说话的军官还有副都统和八旗协领，他也要送两个副都统三节，三节的礼是每节二百两银子，一年六百。此外还有四色水礼。八旗协领有八位，每节每位送银二十两，上等白米四石。
试想一下，张集馨一年要赚多少银子才能不违背潜规则？据张集馨记载，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方面的银子在五万两左右，他本人的进项每年在一两万两银子之间，粮道每年的入项有六万多两银子。
张集馨谈到这些钱的来历时说：“虽非勒折，确是浮收”、“缺之所以称美者，不过斗斛盈余耳”。“浮收勒折”是明清社会的常用语，其流行程度与如今粮食收购中的“打白条”和“压级压价”不相上下。所谓“勒折”，就是张所管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交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方说了算，明明市场上六毛钱一斤大米，官方硬规定为一块。
两年后，他调任四川臬司，在北京咬着牙又送了一万五千两银子的别敬，他记载道：军机大臣：每处四百两银子。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两。六部尚书每位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依次递减。
3、林则徐也遵守潜规则
让人眼前忽然一下的是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就是后来在虎门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于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民族英雄收不收礼、是否遵守潜规则？张集馨给了我们答案。有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张自己愁眉不展。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由此看来，潜规则的确让人无法躲避！
陕西粮道衙门的三堂上有一副楹联，清楚地描绘了督粮道的生活，楹联曰：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张集馨用详尽的内容说明了这副对联的奥妙所在。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其他如副都统，总兵，非与院有交情者不大宴会，惟送酒肴而已。如口外驼马章京、粮饷章京，官职虽微，必持城里大人先生书来以为张罗计，道中送以四菜两点，程仪一二十金，或四五十金不等。”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也为张集馨所讲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与延伸：“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所以这州、县官账房一席，竟非有绝大才干不能胜任。”
看完这些，我们似乎对这篇文章的题目疑惑。这一切明明都是显露在表面的，却为什么称之为潜规则？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用“见闻”二字，而不用“感悟”二字更能说明这一切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但反过来想一想，当一个朝代没落之时，潜规则与显规则又有什么区别呢？一切潜规则都成为显规则，而一切显规则又都成为潜规则。总之，在没落朝代的官场里，规则就是规则，每有显与潜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