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后，大西北从封建王朝繁荣昌盛的基石一下子蜕变为贫穷落后的偏僻之地。也正是因此，它从另一侧面吸引了政治家的目光。清朝嘉、道以来，诸多有识官员、学者，不断提出研究、治理、开发西北的意见，“西北舆地之学”蓬勃兴起，或以为官一方，向朝廷条陈方略，或以实地考察撰为论著。而清廷对西北边疆的重视也渐渐提到日程上来，但因为国内动荡，外国的入侵，是的朝廷无暇顾及。直到有一人站了出来，才使得清朝政府下定决心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而这个人就是中兴名臣左宗棠。
1、禁毒与开发农业
晚清时期，左宗棠在西部先后担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长达15年。此间，他一面挥军征讨叛逆，护卫边疆的主权与安定，一面抚辑流亡，恢复生产。在平定内外动乱后，左宗棠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千方百计开发可利用资源，对落后的边疆经济进行大幅度地改造与革新，为建设和发展地方民族经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历史上称其所为为西部大开发。
禁烟扫毒是左宗棠治理与开发西部的一项非常性措施。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内地落后很多，于咸丰同治年间长期陷于兵火战乱之中，行政管理系统失灵，生产无序，土烟种植盛行，毒流四溢。当时的情景令左大人痛心疾首，他愤然道：“恶卉繁滋，废我嘉谷。”
1869年夏，左宗棠正式通令陕甘各地全面禁种罂粟，恢复农作物种植。他制定了“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的二十字防治实施措施。并颁发告示，晓以利害。在禁毒过程中，左宗棠奖惩分明，讲求实效，在禁姻开始时就确立了“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的观点，认识到只有先使土烟绝迹，然后“专禁洋烟”才更能得力。左宗棠禁止洋烟的对策是，凡各省运载鸦片进入陕甘贩卖者，将其人贷强行扣留，劝其原路退回，否则就地销毁。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西北三省区的烟苗基本被他清除干净，土地大面积复耕，“首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粮食储备大量增加，颓风恶俗渐被遏制，士农工商的面貌“气象更新”，社会风气由污浊向洁净转变，农业生产和社会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接着，左宗棠开始了农业建设。
第一，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他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农业生产资料。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籽、农具、耕牛等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它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籽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籽。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可以解决温饱的口粮。
第二，针对西北地区粮食品种单一、产量颇低的现状，他设法改良品种，推广稻谷，从江浙请来种稻好手教当地农民栽种。试种的结果，过去每亩麦、粟不过产百十斤左右，种稻竟然能收获四五百斤。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增加，不仅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切切实实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长年栽种罂粟之地，左宗棠则推广棉花种植技术。因他发现，西北最缺少做衣服用的丝缕布料，如果让烟农种棉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开发，可以一举三得：一是桓棉适宜当地土性；二是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三是农民售棉所得完全抵得上罂粟之利。于是，他又从内地聘请来技术人员传授种棉纺织技术，特设专门机构主持教习事宜，并刊发了《种棉十要》、《棉书》等技术指导书籍，嘱托各级官吏士绅积极参与。
第三，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种籽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3.8万亩，巴里坤5万亩，古城子0.66万亩，吐鲁番1.2万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900多户，乌鲁木齐2000多户，昌吉1300多户，玛纳斯900多户。
2、农业基础设施与工业的建设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凿井开渠，广兴水利，确保以农为本。他曾反复强调，水利为“屯政要务”，是西北兴农之“先务之急”。因为在西北那样常年干旱的地区，无水利则无以养民。左宗棠不仅号召兴办水利，还亲自设计开渠治河方案，研究水利技术，指导挖渠引水灌溉。几年间，陕甘、新疆的大小河渠、灌溉工程遍地开花，水利建设成绩斐然。至1875年，陕甘地区，仅“泾、平、巩、兰、凉、宁夏各属，净面每斤值银一分上下”，其它如“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另据两位外国人在旅行中亲眼所见，光绪六、七年间，陕甘一带，粮价“十分便宜”。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1878年征粮达到1.2亿斤，比战乱前的0.65亿斤差不多翻了一番。
在工业创办上，左宗棠引进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和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军用工业开始的。1872年，他从浙江、间、粤各地招募工匠，从德国购置机器设备，创办了“兰州制造局”。经过全体人员的精心研制，“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所制德国式“后膛七响快枪”、“螺丝大炮”、“车轮来复后膛炮”和“鸡脚架劈山炮”等产品，“其精者与布（德国）相同”，有些为“彼中所无”，精利、准确程度与当时国际水平相当。1875年，他又命令制造局增设“兰州火药局”。投产不久，就创办了可供各种枪弹使用的上等火药，操作精密微机质量可与进口货媲美。有人说，左所创办的这些军用工业是与当时所在的地方不相干的。但有一点却被人忽视了。当时各地驻军在兴办交通水利工程时，都曾普遍使用炸药、地雷开山辟地，在短时期内完成了许多艰巨的施工项目。由此可见，军火工业的创办，并不是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毫不相干的。
另外，左宗棠也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按照他的意思，“将来—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日享其利，而衣揭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正如他所愿，到了1880年时，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了。
无论什么时候，交通运输的用途都是十分重要的。古人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致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600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26.4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8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木就有近30万株。
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
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虽然有浮夸之嫌，但的确说明了自左宗堂后，西北地区并不是以前的“光秃秃”之地了。
3、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873年开始，他屡次命令省属各府州县兴办“私塾”、“义学”，设立“书院”。尤其在回民聚居的州县更是切令地方官吏专筹资章，多设义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工资，延请品学兼优的秀才为师，促使学龄儿童入学谈书。不几年，办学之风盛行一时。兰州城关很快修复和新建私整、义学十余所，仅肃州城内就有义学四所，其他州县都在四、五处左右。1873年至1875年的三年内，恢复扩建和新办的书院也遍及各地，除兰州的“兰山书院”、“五泉书烷”外，还克锦旗的“柳湖书院”、秦州的“陇南书院”、甘州的“南华书院”、系安的“陇川书院”、山丹的“金山书院”、安定的“育英书院”、敦煌的“鸣沙书院”，还有镇番、灵台、临泽、崇阳、化平川、三岔镇等地的“文社”、“凤鸣”、“归儒”、“庆兴”、“鹤峰”等书院，共二十余所，这在甘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为一些有名学者和广大生徒士子开辟了讲学和研习典籍的广阔场所，对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左宗棠还领头捐资兴学，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
他移用军费补充书院经费，还专从浙江省刊刻大版五经四书，颁发各府州县，使之“家置一编”，并定期主持书院“官课”，亲自评阅试卷，凡甄别合格者，均许自费入学，且赐发银两，以资鼓励。1870年，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
1874年2月，他又准陕甘两省分闺乡试，增加甘肃乡试中科名额（由十名增至四十二名），为一般生徒学士广开深造进身之路。
甘肃自清朝雍正年间单独建省以后，其科举考试，始终在西安与陕西合闺举行，凡应试者，近则跋涉七、八百里，远则三、四千里。据记载，有的因路途谣远，中途废然而返；有的因资斧耗尽，抑郁成疾，“不得生还”；有的长期勤奋攻读，而终身无力一试，每次能够勉强赴试者，仅达应有人数的十分之二、三。
因此，分闺乡试之制，颇受人们欢迎称颂。分闺后，左宗棠立即倡议各州县捐银五十万两，在兰州建筑贡院，其规模之九为各省罕见。这个在兰州可容纳4000多人的贡院于1875年正式开始使用，第一次乡试的考试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
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左宗棠的上述活动，便成为了后世文人学士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在看来，左宗棠无愧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要知道，他当时是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的基础上做出了那么多成绩来的。而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仅仅用了短短的13年时间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的。作为朝廷政治的一部分，左宗棠的西部建设是成功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