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那一年，因广东文学院招聘作家一事到广州去，一出机场，接我的人说会在佛山开，于是，我马上想起晚清文人吴趼人，这里是他的家乡。
我从未到过这座城市，除了早年教科书告诉我，这是与朱仙镇、景德镇、汉口镇同为古老的历史名镇外，就是从吴趼人甚爱自己的家乡，故笔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的执着上，获得了对佛山的深刻印象。然而，走动在市区里大街小巷的时候，并未见故土对于这位名家有什么特别的纪念，真是渴望在他的家乡，看到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惜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归。
当然，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忘却，提起他来，还有人把话题接下去，可是说多了，便没有什么下文，以索然无趣告终。对于这位渐渐淡忘之中的吴趼人，在其家乡，受到如此寂寥的待遇，不免生出一丝惆怅。继而一想，落寞无闻，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对故去的文人，说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静些。
因为一旦香火太盛，又不知什么人，会从死人身上做些什么文章？捞些什么好处？这年头，真保不住。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因为常被人误解为茧仁，即蚕蛹，遂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开始他的卖字生涯，一生写作甚丰，为晚清一代的多产作家之最。
现在，他的书，除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能够在出售古典文学的书架上找到，其他的三四十种著作，即使到稍大一点的图书馆里也难以借到。吴趼人和他的笔名“我佛山人”，已不大为人知。
作品被多少人阅读，作家被多少人记住，这一个“知”字，像魔咒一样缠绕着文人。虽然，知与不知，大知与小知，稍知与不甚知，不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普天之下无不知，不一定是杰作；四海之内无人知，不一定不是杰作。但对绝大多数作家来说，知与不知，还是具有一种很无情的判断作用。
如果再加上时间和空间因素，那就更为严酷。若干年前，洛阳纸贵，若干年后，无人问津；圈子里面，响动不小，圈子外边，无人知晓：自己眼里，超越经典，旁人眼里，狗屁不是；声称不朽的惊世之作，比虎列拉还瘟死得快些，被宣布完蛋的毒草，没想到后来还火了起来。
所以，读者的认知度，对于古往今来的作家和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顶好级的知，不论经过多少岁月，还能家弦户诵，谈出个子午卯酉者；
二是尚好级的知，作品，作者名，若干年后，仍被人知悉，但已经不常常挂在嘴边；
三是次好级的知，若干年后，作品名知，作者名倒不大被人知，一下子很难说得出来是谁写的；
四是还算好的知，作者名也许能知，但若干年后，写了什么作品，或有过什么代表作，已不为人知；
五是较不好的知，若干年过去后，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在一般读者记忆中，已无任何印象，不过，在起码有五百至一千页以上的厚厚文学史里的边缝里，能够如获至宝地找到；
六是最差的知，还没有等若干年，就是零了，说不定作者活得好好地，作品早进殡仪馆。
假定这个若干年，姑且以五十年至一百年计，吴趼人大概是属于三四级之间的作家；要以五百年到一千年计，他还得往后靠靠。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一位以卖文为生的专栏作家，写了几十部著作，最后有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能将将就就，结结巴巴地存活下来，也就不简单了。作品的生命力，能维持一个世纪还要多，也就值得如今为文谋生的人艳羡。
所以，无论哪一部近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上，仍有我佛山人的一席之地。估计到25世纪编出来的文学史，还有没有他的位置，就保不齐了。文学像一面无情的筛子，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只有那些总是筛不掉的作家和作品，才能叫做不朽。
只有脸皮太厚的人，才会在一位作家健在的时候，自封或他封为不朽。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清末之谴责小说》一文中，提到了他，提到了“尤为世间所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评价不算很高，然而，挤进了这部典籍，也沾了一点不朽的边。因为从小说的角度，鲁迅觉得对其人，对其性情，对这样一种文学体裁的代表作，还有评说的必要。“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者谈笑之资而已。”
能够写出这些“谈笑之资”，写出了作品所附着的那个时代的部分真实，是他高于同期其他章回体小说的原因。如果后人要想了解清末的社会状况，人文面貌，官场丑态，市井画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文学作品，虽然其艺术性、思想性并不很高。吴趼人凭借其作品所附着的那个时代，一百年后，尚能不朽，这也就了不得了。
鲁迅写到这里，笔锋一转，说吴趼人当年在上海办报时，“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魂灵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这就是歪打正着，没想到，文不朽，事亦不朽了。
据曹聚仁先生考证，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有关三百金的糗事，事实经过很简单：吴趼人在上海滩办小报，卖文为生，称得上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他的笔下，既揭露官场黑暗，士绅恶行，也指斥洋场劣态，媚外丑行，更嘲弄无知愚昧，科举封建，当然也少不了无聊文字，捧场文章，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以打笔墨官司，捧长三堂子，骂官府要员，损有钱老板，小有声名，闻于沪渎。
而当时的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某，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头，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他的这支笔在市民中的影响力，便求其吹嘘该药厂制造的“艾罗补脑汁”。吴趼人拘于朋友面子，写下了这篇共七百八十字的短文《还我魂灵记》，说他服用此药后，如何“文思不涩”，如何“劳久不倦”，以证明该药的功效非凡，事后，黄老板馈送大洋三百块，表示酬谢。
写字付润笔，作文给报酬，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行为。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讲起阿堵物来，也是很在乎，而且并不很清高的。《谭宾录》记载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长碑石，前后所制，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郑燮，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扬州八怪”之一，但也不耻谈钱，他在《板桥润格》里公开侃价：“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即或是三千枚当十铜钱，也不亚吴趼人每个字值不足大洋半块的开价，比之前人，吴先生该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了。
然而，在上海滩上，还引发一场轩然小波。
据《我佛山人文集》，就这三百大洋，引《涤庵丛话》的记述，“吴趼人先生，小说巨子，其在横滨，则著《痛史》，在歇浦，则作《上海游骖录》与《怪现状》，识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还我魂灵记》，又何说也？因作挽联曰：‘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为完人’。”这副挽联，用于吴趼人，显属夸大其辞。只不过活了四十五岁，未享期颐之年，算什么福将；收了三百大洋，写了一篇谀文，难道就不是完人了嘛？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訾议”，就是记述这件事情，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存焉！我们知道鲁迅是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精神象征，他的求全责备，只是他的做人准则。其实，放在当代作家眼里，可以说小事一桩，然而，小事却有可能进入文学史而告不朽，倒给后来文坛求长生者一个了不得的启发呢！
于是，所谓文学的不朽，不能笼而统之，其实，也存在着三种不等式的区分：
第一种是最需用力的，像《红楼梦》，耗尽毕生心血，以作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而得不朽；
第二种是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非不需用力，但至少不至苦到“泪尽而逝”的程度；可是，由于作品与某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相关，因此，有其部分认识价值而也随之不朽；
第三种就不用字斟句酌去下死力气了，全凭炒作，制造轰动，吴趼人的三百金，能够写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去，那么，一个好端端两脚直立行走的人，忽然像畜类四脚落地，行走如飞，能不令人感到好奇，驻足观看吗？
现在，在文坛上跳跳蹦蹦，指指戳戳，骂骂咧咧，疯疯癫癫的那些人物，就是想通过诸如此类的洋相、耍宝、无赖、骂街、叫卖、花痴、犯疯，挤入文学史的边缝里，谋得一个“不朽”。于是我想起晋大司马桓温，“恃其材略位望，阴蓄不臣之志，尝抚枕叹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资治通鉴》）
同是不朽，却是颇不等值的。
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吴趼人，他虽在晚清文学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说到底，文学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读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我佛山人”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说不朽，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不朽，但他有他的读者，我就是一个。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就够了。
我至今还能记得念中学时代，读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痛快热辣、捧腹大笑的乐趣，所以，对这著作一生，办报一生，风流一生，快活一生的吴沃尧，即使是第二类的不朽，也够我钦佩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