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观察人的时候，并不是以貌取人的。比如，罗泽南其貌不扬，眼睛还近视；骆秉章长得像乡下的老先生，一副没有本事的样子；但曾国藩一见，均认为他们是奇才。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曾国藩有一个诀窍，就是考察他的志向和趣味。他曾这样说道：“大致说来，考察人才之道，应该看他的志向与趣味。志向和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规，因而越来越低贱污劣；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功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尚明达。人才的优劣智愚，由志向趣味便可区别开来。”
罗泽南穷困潦倒，在十年之间，他的家里连续遭遇多次不幸。有一次，参加考试之时，晚上步行回家，家里的人已经揭不开锅，他的妻子也由于3个孩子连续死去而哭瞎眼睛，但罗泽南尤为刻苦，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讲求学问，表现出极强的意志力。曾国藩以此得知罗泽南的为人，对他尤为敬重，并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
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不得不让人佩服，就连石达开也称曾国藩虽不擅长打仗，但他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几乎是无人能及的。
识马得千里马
曾国藩身边之所以有很多千里马，对之不离不弃，誓死相随，与他的知人、识人是分不开的。
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首先表现于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在曾国藩母亲所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一份要他出山的上谕，他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收到张亮基的来信，得知十二月四日，武昌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恰巧在此日，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郭嵩焘赶到曾家的时候，已时至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到时事的时候，曾国藩强调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对曾国藩劝道：“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知道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此时又“乱世出英雄”，为何不大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举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言溢于表，给予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较好的台阶，但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曾国藩一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与曾国藩的父亲谈论“保卫家乡”的道理，曾父认为他说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跟前，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曾国藩方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与他的弟弟郭焘一起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作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四年中，郭嵩焘的大部分时间均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蓉和郭嵩焘是曾国藩认识的众多“千里马”中的两个，正是由于诸多千里马的存在，才成就了其一番丰功伟绩。
9.德才兼备，德为先
《史记》有言：“无德无才，庸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有才无德，小人也；德才兼备，圣人也。”关于德与才的关系，历代都有争论。人们当然都希望是德才兼备，但两者往往不可兼得，那么这时该怎么办？
曾国藩认为，德才兼备，德为先。
血性之人成大事事
关于人才的标准，曾国藩认为有四：“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要太强，第四要能吃苦。”而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曾国藩将“忠义血性”作为选用人才的前提。
曾国藩用人，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是特别重视具有书生之“血诚”
者。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塔齐布：“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
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首先从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六等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誓与太平军为敌，因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比如收为部下的幕僚何栻和后来成为淮军将领的潘鼎新。
曾国藩的湘军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确实表现了它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
《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
这里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觉性。“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
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揭示了一个道理：只有立场坚定、不为任何利益所动、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人才，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德才兼备，德为先先
曾国藩一直都很重视一个人才识的高低，只是在德才之间，他更强调人的德行。此“德”
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曾国藩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于纯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1853年，当曾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绿营兵的守备。当时，曾国藩要求绿营兵要与湘军一起训练，因而塔齐布每天早上很早就来到了校场，指挥绿营兵训练，即便是下大雨，他也没有间断过。当曾国藩检查绿营兵时，看塔齐布训练有素，并能与士兵们团结一心，因此就特别器重他。塔齐布参加曾国藩的训练之后，副将清德很是忌恨，便经常在提督鲍起豹面前说塔齐布的坏话，鲍起豹不分青红皂白，多次对塔齐布进行羞辱。曾国藩得知后，就上书鲍起豹，向他推荐忠勇可用的塔齐布，并保证：
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果然，塔齐布不负所望，屡次立下大功。咸丰四年，塔齐布因收复湘潭而被提升为湖南提督。之后，塔齐布更加努力，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一次，德化县令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张草席，塔齐布却说：“军士们都卧在泥地里，我睡在草席之上，哪里能睡得下呢？”
鲍超是重庆奉节县人，当初因为家庭贫困而从军，他不识文墨，但在作战方面却深受赏识，带兵有方，曾国藩十分欣赏他。
一次，鲍超和士兵被围困在了九江，想要向曾国藩求救，便立即让士兵拿来一张白纸，手握毛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鲍”字，并在四周画了许多小圈圈，连忙封函，派人送去。曾国藩幕府中的看到信后，都很不理解其中的意思，曾国藩却大笑道：“老鲍又被困住了。”于是他即刻派出援兵。
对于鲍超，曾国藩十分了解。曾有一次，鲍超学习写“门”字，末笔没有划上钩，旁边的人便告诉他，而他却指着大厅的门说：“这门两边都不是直的吗，哪里有钩？”旁人突然看到墙上悬挂着曾国藩的一副对联，中间有一个“门”字，便说：“曾大帅写门字也有钩。”
鲍超听后，也仔细看了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连忙跪地叩了三个头，还说：“先生饶恕我这个武夫！”
曾国藩曾指出：“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的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所以他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那些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他曾说：“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
10.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顾名思议，“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就是广荐人才，使优秀的人才感觉到有升迁的希望，这样才可以避免“人心不附”的局面。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注意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引导。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就谈不上用人。
利益导引导
勇于做事的人，心中都有大的欲望。因此，用人一定不可忽视利益的引导作用。曾国藩就很重视利益驱动，曾国藩曾对其弟说：“凡是出来带兵的人，都不可避免会稍肥私囊，要想让他们做到一点钱也不拿，是不可能的。”
咸丰八年，曾国藩第二次出山，当时，他手下一名叫李续宜的大将劝他说：“对于名将来说，非花费十万两白银才能请求他出来为你所用，出来之后，又必须每月花费一万两才足以够他使用。所以，你不要怕花钱，而应轻视银钱，以重金求人才。”李续宜还说：“当初，左宗棠第一次出来带兵的时候，胡林翼就写信告诉他要多定一些军营中的办公费用，因为聚集人才主要依靠的就是钱财，尤其是在用兵打仗的时候更不能在乎钱，并让他不要像那些乡下的老师一样，一旦获得一笔费用，就觉得一生都用不尽了。”曾国藩也深明其理，因此，他给将领们定的薪水都非常高。按照湘军饷章的规定来说，营官每月薪水为二百两白银，带兵三千人以上的为三百九十两，带兵五千人以上的为五百二十两，带兵万人以上的则为六百五十两。《湘军志》中曾说道：“带五百人的每年收入白银三千，带一万人每年收入六万，这还是廉洁的将领。”可见，湘军将领都很有钱，有10万家产的就有100多人。一直以来，彭玉麟都被视为是最廉洁的将领，但他却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的军饷和阵亡恤赏养伤的银两之外，其他可以归入自己手中的白银将近六十万两，再加上克扣军饷、包揽货运、贪污税款以及打完仗后所掠夺的，湘军将领都能发得大财。”
曾国藩的《水师得胜歌》最后两句总结性的话，就是“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这两句话道出了湘军战士的真实追求。因为湘军将士们为之而战的理想，并非忠君报国，而是升官发财。升官是读书人的追求，绝大多数参加湘军的山农，都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积攒银子，回家买田盖房、娶媳妇。因此，在湘军的营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薪饷制度。正是这优厚的薪饷，才吸引了众多湖南农民来从军。
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公
曾国藩刚出来带兵的时候“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结果“人心不附”，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之中。曾国藩的一些贴身幕僚，像刘蓉、赵烈文等，也多次向他进言。其中，赵烈文的“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使曾国藩意识到了保举的作用，于是曾国藩开始效法胡林翼，大力保举人才。
咸丰七年四月，胡林翼病情日益加重，刘瀚清在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候，辞归乡里，这让胡林翼和曾国藩很是不满。六月，胡林翼奏保16人，刘瀚清并不在其中。
同治元年，刘瀚清来到曾国藩幕府，之后曾随军队一起镇压捻军，但到移督直隶的时候，他却迟迟不肯前行。曾国藩认为，刘瀚清不能胜任艰巨的任务，因此他再有才，也不能被保举。一直以来，曾国藩对以下三种人不愿保奏：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才德平平迁生太快之人；不愿出仕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