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番谈话后，曾国藩不禁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深深折服，感到他的这一主张比自己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以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门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一时难以相报，他认为只有尽心尽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
不久，容闳便从安庆出发，路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到达美国，与多方洽谈，最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依照“制造机器之机器”的标准而承造，并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运抵上海。
曾国藩大胆启用人才，其革新开放理念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开创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局面，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推行留学教育方面，可谓劳苦功高、硕果累累。从某种程度而言，它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5.激之以情，寻觅人才
白居易曾经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于情。”它的意思是指，能够打动人心的，莫过于情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倘若说人的心灵有一扇大门的话，那么情感就是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高明的用人者，均是精通情感艺术的。
激之以情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运用情感的人，他所从事的是带兵打仗的事情。诸多人之所以团聚在他的周围至死不渝，就是由于曾国藩尤为重视与人才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在他和人才之间，系着一根十分牢固的情感纽带。
塔齐布是曾国藩的一员勇将，在一次作战中，塔齐布由于寡不敌众，马陷泥潭而迷失道路，后来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自己的家中休息。第二天早上，塔齐布的部下们认为主将一晚上没有回来，肯定是战死了，于是，便哭成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
正在这时，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顾不得穿鞋子，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他的一哭、一笑，均是其真情实感的流露，塔齐布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1855年8月，塔齐布因为攻打九江，很长时间打不下来，又急又气，结果呕血而死。
听到塔齐布的死讯后，曾国藩伤心欲绝，连续几天既不吃饭，又不睡觉。他亲自赶到九江城下的军营中，为塔齐布主持了葬礼，且在塔齐布的灵前大哭了一场，在场的将领们无不情不自禁地为之流泪。
塔齐布家住北京，家里还有老母亲，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曾国藩知道后，便让湘军粮台设法为塔齐布筹集了一笔银两，委托部下交于塔的老母，并对塔齐布两个弟弟的生活做出相应安排。
曾国藩这样说道：“在湘军之中，有一种‘家人父子之情’。湘军所建立的是千人同心、万人同力的‘死党’。”很多人才之所以乐意被曾国藩所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个“情”
字有关。
真情有回报
情感这种东西是有回报力的，凡是人才，都需要情感上的关怀、体贴、理解、尊重、信任和鼓励。
在湘军之中，有一员名为李续宾的大将。李续宾对曾国藩忠心耿耿，曾国藩也对其十分推崇。曾国藩在父亲去世、回家守制的时候，清政府趁机剥夺了他的兵权，而李续宾却置其于不顾，依然把曾国藩看作自己的最高统帅。不论何种事情，均要向曾国藩报告、请示。朝廷不愿让曾国藩出山时，他甚至为此要求辞职回家。
1858年，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李续宾孤军猛进，被围于三河。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国藩非常伤心地对人说，以李续宾的刚烈性格，一定会死在这场战役之中。最终，果然如此。
当李续宾战死的确切消息传到曾国藩的大营时，心如刀绞的曾国藩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大声痛哭起来。
曾国藩与李续宾弟弟李续宜的感情也很要好。在三河战死后，李续宾的部队就归李续宜带领。曾国藩和李续宜之间，真可谓是无话不谈。同治元年八月，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要到他的病床前探视，晚上还要望一下他的睡眠状况。在为弟弟所写的家书中，曾国藩这样写道：“我每天到李续宜那里探视，他身体很瘦，又经常咳嗽，好象是有了内伤，但他的精神还很好，静心调养，应该可以痊愈。”当他望到李续宜晚上睡得比较香甜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特意写信告诉弟弟们，使他们与之共同分享这一快乐。
在与人才进行情感交流的过程中，曾国藩十分注重“诚”字，毕竟只有真实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虚伪的情感不但不能打动别人，反而却会弄巧成拙。在运用情感的时候，还要把握感情和理智的分寸，不能让情感的洪流冲垮理性的大堤，否则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6.用人忌浮夸
泰戈尔有一句名言：“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营营地道谢，浮夸的蝴蝶却是相信花是应该向他道谢的。”在歌颂真挚诚恳、对一切都怀着感恩的心之蜜蜂的同时，也讽刺了骄傲自大、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蝴蝶。
浮夸之人犹如骄傲自大的蝴蝶，用不得。
夸忌浮夸
曾国藩坚持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他认为文人心多委曲，不像武将那般直来直去，同时，文士多是读书之辈，自以为胸中有点墨，遂认为天下事很容易，因此常放言高论，但多不切实际。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深知对属员不可过谦的道理，管理下属严比宽效果好。因为如果上下级之间过分亲密，每当遇到大事，下属就会以上官为倚恃，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它将会妨碍成大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他在信中谈道：“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
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之后，他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曾忘记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他在信的结尾谈道：“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在家信中，曾国藩还这样说道：“次青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带兵打仗虽然不是长处，但百折不挠。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相照，使我非常感动。我在外面这几年，非常惭愧，没能很好的报答他。去年腊月我派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些礼物。又与次青定下婚姻之约，以表示永远友好。眼下两家儿女没有年龄适合的。将来他或者能有男孩，弟的次女、三女可与他订婚，我在信中已经答应。你在吉安，希望常常与他通信。派专人往返，十多天就可回来。
只要次青能生还与我相见，那同甘共患难的这些人中，就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了。”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对其千叮咛，万嘱咐，恐怕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然而，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他不遵约束的行为深表气愤。最终，在众人的救护下，李元度才免于被发配边远充军的苦役。
由此可见，浮夸之人终不能成大事。
责以实效效
曾国藩的一条用人要则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其中，责以实效就是要启用做事踏实肯干，工作业绩突出，能够胜任繁巨之任的人才。
咸丰末年，曾国藩曾担任两江总督，他接二连三地向朝廷举荐人才。其中，所举荐的胡大任、厉云官二人，便充分体现了他在用人方面“试以艰危、责以实效”的要义。在为清廷的奏疏上，他这样说道：“我认为求才必须放在艰险危难中考验，用人应当注重实效。”
湖北军务办得好，无论兵事、饷事，都需用人得当。而若要在凋敝残破的地区招揽人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经过努力，他查明有四品卿衔礼部员外郎胡大任，咸丰三年期间，他奉旨回老家帮办团练；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率领军队进入湖北，委办粮草转运，并接济军饷。
咸丰五年正月，胡林翼经过九江援助湖北时，胡大任办理厘金，奋勉出力；后来，又委托他办理荆、沙牙帖厘金，共计筹集钱赋50余万。此后，又筹集银两达万钱，这样以来，军饷便得以接济。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咸丰四年、五年，乱贼纷纷犯上作乱，全省上下一片糜烂，当烽烟四起之时，绝大多数居住在湖北的豪绅迁徙殆尽。而在万难艰险之际，惟独胡大任能够奋不顾身，经营筹划。不仅稳固了军心，还激发了士气，他不但沉着刚毅、而且力挽狂澜，任艰难临危而不变，历险阻矢志而不渝。
看到此人才华出众，曾国藩便恳请圣上在遇有用人之际，为其留有一席之地。
曾国藩认为，经历艰危者可以委以重任，且在艰危中脱颖而出。只有能够处理危急而艰难事变的人才，才是可以倚任的人才。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7.知人善用，人尽其才
国家昌盛离不开人才，而在使用人才之前，选人至关重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人才，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才都适合自己的事业。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屹立于世界之上，取决于其领导者如何选择合适的人才。
曾国藩在用人选人的过程中，给后人留下较大的启发。
知人善用用
炎炎夏日的午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遣人送来一封书信，向老师推荐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帐前效力，曾国藩只是笑了笑，照例背着手出去散步。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曾国藩回到官邸。家人上前低声告诉他：李大人推荐来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候多时了。此时，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三个年轻人，他们的汗水已浸透衣衫，显然是等了很长时间，便在他们不远处停下来，暗暗观察三个人的动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摇晃着脑袋，一边观察房屋内的摆设，一边思考什么；另一个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剩下的那个相貌平平，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昂头看着天上的浮云。又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发现那个看云的年轻人仍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颇有微词。
这时，曾国藩回到房间，请三位年轻人坐下攀谈。发现不停打量客厅摆设的年轻人和自己谈话很投机，似乎早已熟悉自己的喜好习惯；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不是那么出众。那位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不善言谈，但却常有惊人之语，对人对事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只是说话太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
三个年轻人离开之后，曾国藩吩咐手下为他们安排一个职位。令他感到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把与自己谈话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给了他一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年轻人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而最让人不解的是那个昂头看云，甚至顶撞他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而且再三叮嘱下属，要重点培养这个年轻人。
下人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感到异常费解，而曾国藩的解释是，第一个年轻人对很多东西显然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在他的背后发牢骚最厉害，见了自己却最恭敬，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说话唯唯诺诺，没有魄力，但其沉稳有余，做一个刀笔小吏还行；第三个年轻人等了那么长时间，却不急不躁，还竟然有情趣仰观浮云，仅这一份从容淡定就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得的是，他面对权贵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很有见地，将来必成大器。只是性情过于耿直，势必会遭来口舌是非。曾国藩的一番解令众人感到恍然大悟。
后来，那个仰观浮云的年轻人果然在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他屡建奇功，并被册封爵位,遗憾的是，由于性情耿直，晚年被小人中伤。这就是台湾首位巡抚刘铭传。
识人、用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曾国藩知人善用的故事就给后人一个很好的启示。
人尽尽才其才
曾国藩非常重视下属们的安置工作，力求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才能。
他的知人善用，也让很多人成为享有盛誉的成功者。例如，华衡芳、李善兰，俞樾成为当时着名的经学家，徐寿成为着名的自然科学家，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再博学多才的人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在曾国藩数次遭受打击的时候，李元度对他不离不弃，共同度过艰难的六个年头。对于身处逆境的曾国藩来说，这种恩情比什么都要可贵，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极为感激、终身不忘的。
李元度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学识丰富，尤其擅长吟诗作对，可却不懂得带兵打仗。
这一点在曾国藩看来无关紧要，对于李元度这样一位忠诚信义的君子与最可依赖的部下，即使他打仗不行，曾国藩对他依然袒护有加。
正是曾国藩对李元度的袒护，才使其做了一个后悔终生的安排：咸丰十年，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对李元度太了解，于是一再叮嘱，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他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且声称只要不出来应战，肯定能守住5天。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只要他能守住5天，就算完成了任务，李元度也满口答应，尽管他的内心并不以为然。
然而，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每天还出城向太平军挑战。曾国藩对李元度实在不放心，于是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可是让曾国藩想象不到的是，李元度竟然完全违背用兵之道，让奔波了120里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去找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当然不是无能之辈，他们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于是，太平军乘胜追击，一举攻下徽州，李元度的军队一败涂地，而徽州城也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总结到：违背人才的特点而用人，不仅会害了人才的前程，还会误了大事。
8.慧眼独具，识千里马
对于埋没人才的现象，韩愈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难求，千里马多埋没于一生劳苦，与劣马无异，只叹无奈。而对伯乐而言，则是一种遗憾。
因此，领导者一定要独具慧眼，识得千里马，努力做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成功的伯乐。
眼独具慧眼
伯乐要有知人的智慧，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用人是否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了解是否正确。
曾国藩所推荐的人，既有封疆大吏，又有一般官员，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表现，却均不辜负曾国藩的荐举。如他的保举认为左宗棠“才华可以独挡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可以大用”……这些评价在后来无不有所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