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人惟才
人才是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优质的人力资源。关于如何优化配置人才资源，是根本不存在一贯准则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用人要惟才。
正是由于曾国藩用人有道，注重搜罗招揽天下英才，才使其身边聚集了许多俊杰人物。
用人不亲唯亲
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加上他本人是科举出身，又屡当考差，同年门窗、门生故旧自然不少。从他创办湘军到其出任两江总督，先后前来投奔的人数成千上万。然而，他不但始终注意唯才是举，而且还教育曾国荃等人“才能低劣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怕的是贤者不愿意与其共事。”
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的时候，盘缠拮据，告贷无门。幸得南五舅变卖家产，才凑足盘缠。对此，曾国藩充满着无限感激。在京城做官时，曾国藩每年都要寄一些银两回家，接济南五舅，以报当年扶植之恩。南五舅去世之后，他的独子江庆才前来投靠，曾国藩自然十分关照。可是，这位表弟既没有才能，又十分懒惰，交给他办的几件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偏偏还爱以总督表弟自居。曾国藩便由此认定这位表弟不堪造就，尽管南五舅生前有恩于他，但他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离营回乡。
曾国葆是曾国藩的弟弟，他厌恶举子业，喜欢搏击之术。当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时，曾国葆已招募了近600人，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曾在当时，杨载福是一名把总，彭玉麟是一名秀才，均在曾国葆那里充当僚佐。曾国藩编制湘军需要用人，曾国葆就把杨、彭二人推荐于曾国藩，为其解决了大问题。在岳州、靖港之战中，湘军大败。曾国藩认真总结经验，认为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功罪不清、赏罚不明，于是便对湘军进行大力裁撤，凡是溃散之营，均不再进行营官、哨官，这样以来，曾国葆的部队也在被裁之列，于是，他只好黯然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曾国葆感到无脸面对父老乡亲，好多年都闭门身居，不见宾客。
在曾国藩的意识中，用人唯亲和用人惟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于是他始终对用人唯亲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用人唯亲是任用关系密切的人们，以关系亲疏为标准；而用人唯才是选拔真正具有才能的人，因此，曾国藩时常这样说道：“才能低劣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宜久留，怕的是贤者不愿意与其共事。”
当然，用人不唯亲，并不是说凡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都应疏而远之，真正有德有才的人同样应该得以重用。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一切以人才的高低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招揽更多的人才。
非才不用用
在曾国藩的幕府和帐下，可谓能人云集，既有文人，也有武将；既有通过正规科举出身的人才李鸿章，也有在野人才师爷左宗棠……这些优秀人才各具个性，甚至性如烈火，桀骜不驯，一般人均难以应付这种千奇百怪的人才，其中的内部矛盾更是难以解决，然而，曾国藩却能把它处理得恰到好处。
在驻军安庆的时候，曾国藩见到一位来自湘乡的姓戚之人，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行李简单，沉默寡言，由于家境贫寒而外出谋事。曾国藩热情地向这位老乡打听着家乡的一些事情及其亲友的近况。这个人拘谨地做了回答，犹如嘴笨说不出话的样子，但偶尔的几句言语，却能切中要害，曾国藩对他颇有好感，便把他留了下来。
曾国藩每次吃饭，都要召集幕僚一起吃。有一次，见到饭中有颗谷粒，戚某捡出以后才吃。曾国藩看了很久，却没有说话。饭后，他与幕僚们下了几局围棋，并支出“应备银”20两，以赠给戚某作路费。戚某为此大吃一惊，就向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求助，让他为自己求情。曾国藩却对彭杰南说：“他吃饭时连一颗谷粒都要挑出去，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才不过一个多月，就有这样的举动，我恐怕他见异思迁，富贵之后会忘本，到头来反而害了他啊。”
彭杰南继续说道：“这件事也算不上大的过错，您还是再考察一段时间再说吧。”
曾在那时，曾国藩在军营周围种有蔬菜，每天采摘新鲜的来吃。于是，曾国藩便让戚某主管这片菜园。从此以后，戚某勤勉自励，每天与工人一起劳作，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极少有歇息的时候。曾国藩在暗中观察他，见到他带着锄头等农具，与工人通力合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如此。就这样，曾国藩才对他的看法有所好转，并把他召来，向其阐明事情的原委。戚某惭愧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于是，曾国藩为其安排了另一职务。最终、戚某忠心耿耿，功劳显着，深得曾国藩的赏识。
“适当的激励能够促进人才增长，一味儿对其批评、责备，人才也会变成蠢材。”正是由于曾国藩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一点，才彰显出其与众不同的智慧。
2.善听人言，集思广益
中国有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苦药纵使利病，忠言纵使利行，依然被很多人所拒绝。对于不计其数的人们而言，他们宁愿选择糖衣炮弹、自欺欺人，也不愿善听人言，集思广益。
善于聆听人言言
曾国藩尤为重视对人才的考察，他曾这样说过：“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由此可知，在对下属的办事情况与言论情况考察的过程中，曾国藩更为注重属下的谏言。
曾国藩认为，通过谏言，上司不仅可以集思广益之效，还可以由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实乃一箭双雕的好方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之奏折，不仅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还隐约反映出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甄别人材，并把它归于培养之方案中。
曾国藩本人十分重视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情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依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与此同时，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行举止到为人处世等方面，均在他的视线之内。
智者善听人言，曾国藩对于人才的使用很谨慎。为了掌握人才的基本情况，他强调对人才的考察，认为考察是用人的基础。对于前来投效的人，曾国藩认为可用的，先发给少量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等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的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大用的人，其考察就更细致，时间也更长。
集中群众智慧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个人修养，他以“修身立志，储才养望”激励自己，奠定了其做大事的基础，修是指修身，即诚、敬、静、谨、恒；立是指立志；储是指储备才干；养是指培养声望，即所谓的知名度。
曾国藩为人低调，“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正是他的真实写照，它恰如其分地说明其内心所蕴蓄的巨大能量。
对于交友，曾国藩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既要有雅量，又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又要“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咸丰八年二月，曾国荃前线来信，诋上级军官是“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从彼辈的指挥。曾国藩对他批评他道：“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得悉弟弟曾国荃与周围的人们关系紧张，他又批评其看见对方脸色凌厉，又指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对其警告道：“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还警告他应正确对待批评，持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曾国藩拥有着独具一格的人格魅力，他不仅善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集思广益，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这也是他能够将大批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并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3.录用人才，不拘一格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若说一个人好，则什么都好；相同的，若说一个人不好，则什么都不好。事实上，人非圣贤，才无全才。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选拔人才并不能局限在固定的框框里勾勾划划，而应不拘一格。
不拘一格
对于人才的延揽，曾国藩采取“不拘一格”的策略，诸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出身秀才，有的出身农夫，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叛将……曾国藩均能对他们至诚相待，使其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其中，杨岳斌、彭玉麟二人，就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识拔起来的。曾国藩认为他们两个，一个“智胆超群，秉性忠直”，一个“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于是，就把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提拔至统领水师的高位上。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的确是最佳人选。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及在指挥湘军水师作战的过程中，二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曾国藩的幕僚中，从籍贯方面来说，在89个人中，湖南籍21人，占据总人数的23%；江苏籍17人，位居第二位；安徽籍16人，位居第三位；浙江籍10人，位居第四位；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等省无不有人入幕。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从出身来说，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从人缘来说，既有他的同窗故旧，又有他的门生弟子。除此之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业人才，无不毕集。”由于曾国藩提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均孕育于曾氏幕府，比如，李鸿章、左宗棠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些外交人员，比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均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比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也被延入曾氏幕府。
正是由于曾国藩不拘一格用人，且知人善任，才使得曾氏幕府人才济济，正是由于曾国藩“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才使其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
不求苛细
曾国藩认为，选拔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而评人论事的关键则在于不求苛细。不能由于一点朽烂的地方而丢弃几抱粗的大木，不能由于仅仅撒了几网灰而错过逮捕大鱼的机会。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只有取其一长即可，不能由于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倘若对于独立特行的人过于苛求，那些平庸的人反而就会得以幸全。
对于人才，如果一味儿地求全责备，“眼光太高”，到头来，则会“无人可用”。曾国藩不相信所谓“全才”的存在。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全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而已，选拔人才时一定不要上当。总而言之，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如何识别，正如他平日所说的那样：“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如果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
在挑选人才的过程中，眼光不可太高，且要容忍人才的缺点。正是由于曾国藩深深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才使其从不弃用任何人才。
4.为国求才，不避嫌
独木不成林。现代社会，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由众多人才凝聚的中坚力量为其出力，打点江山。因此，若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有一批具有才干的人，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赴目标。
不避嫌怨
曾国藩出山之初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敢作敢为，不避嫌怨。
曾国藩对人情世故、官场习气颇为了解。于是，他总是以一个非官非绅身份练就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然而，它却与旧的体制之间产生了冲突。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他与官场旧习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他被拥有一种“越俎代疱”之嫌。
初到长沙的时候，曾国藩本想大干一场，于是便依照自己的设想，毫无顾忌、不分昼夜地练兵。塔齐布是一个武职，他奉曾国藩的命令，训练湘军很有成效。然而，它却引起正规军绿营军官的不满，长江协副将清德说道：“本朝的制度是将官不受文官统辖，即使巡抚也不问营操。”听到他的这番话后，提督鲍起豹把所有的怨气均发到塔齐布的身上，并称盛夏练兵是虐待兵士，对他说道：“提督现驻省城（长沙），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这样一来，塔齐布也退缩了，不敢再出来主持湘军操练。
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与绅的事情，如此一来，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力，再加上澄清天下的抱负渴望立即实现，对官场积习深恶痛绝，从不知道迁就别人，因此矛盾较大。
曾国藩出山之初极不顺利，一是他的手中既没有实权，又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任何一项均要与地方官员打交道。此时的曾国藩性格外露，毫无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方面的矛盾。比如，文官不统辖武弁，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它，因而便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他。再者，绿营兵是国家的正规军，湘军当时称其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
几年之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人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
众所周知，敢于承担重任、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是不避斧钺的。前怕狼后怕虎，处处谨小慎微的人如同缩头乌龟，难以成就大事。
为国求才
清朝末期，国外势力在中国耀武扬威，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是奴颜婢膝，就是盲目排斥，而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却显得十分清醒。比如，他十分看重在通洋、经商方面颇有心计的容闳。
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祖国，但大清却对他极不重视，任其当翻译、洋行职员、上海海关职员等。在这一过程中，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发展；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令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秋，容闳从上海来到天津，对其“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请参加军政大事讲座。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经过李善兰的推荐，容闳加入曾幕，主要负责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就是通过曾国藩实施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的时候，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立刻回答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也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由于拥有这种基础，不但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还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