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原则，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懂得宽容，两者没有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这不是对原则的忤逆，而是一种保留原则的通融和变形。当然，在分类事情的时候，也应该分出一些可以通融的内容，这样，人的生活也才不至于陷入僵局、尴尬和死水境地。
曾国藩就是一个既苦争大事，又放松小事的人，于是，他如鱼得水地应付着西方列强。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对外事宜上，面对需要争取的事情，曾国藩丝毫也不放松，比如说面对列强违规或者超越条约规定的时候，有害于我国百姓生计的诸如铁路、轮船、行盐等事项，他绝对铁面无私、据理力争。
然而，尽管曾国藩如此倔强，但遇到可以容忍又不牵涉尊严等问题的时候，他又抛出“放松”的计策，毕竟没有任何人可以容忍永远的“不”，更何况我国还有求于之的洋人。曾国藩深谙此理。
一次，外国使节要求清政府皇帝接见，但是清政府当局却无法容忍，因为从古至今，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规矩统统都是皇权的威严至上，例如邻国使臣来到我国，都必须以朝觐的态度、臣工的身份跪拜才行。而西方列强定然不肯如此，为此，也就惹怒了清廷。不仅如此，清政府如此作为，还因为其忧虑万一应允则有损国威、有失体统等，虽然此时清政府早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身份。对此，曾国藩上奏朝廷，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曾国藩认为这种想法有些“过虑”，并建议可以沿用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与外交往的方式，卸下这个不必要的心理包袱。
对于此类小事情，曾国藩始终灵活应对，比如对于外国人所提出的增加传教范围等，曾国藩另辟蹊径，只说可以按照条约规定保护他们的宗教，而不为其另订条约等。
曾国藩认为小事放松，不必太多计较，正如其所言：“其害稍轻，不特不与力争，并可有求立应。”“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
诸如此类，曾国藩始终站在伸缩的立场上，该严格的一定要坚持，可放松的即可适当宽容。正是由于这种外交方式，才使得曾国藩为清政府赢得了一片健康的外交新天地、新景象。
为官不可迂腐，不需要死扣规定和已经过时的传统等，一定要与时俱进；为官不可矫情，不该过于敏感于自己的面子，不然将会自讨苦吃；为官不可顽固，适当的放松可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和机缘……总而言之，只有放松小事，才能成就大事。
7.刚柔互用，让适度
关于“刚”和“柔”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并济相急在于：
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立得住，主要依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己；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
以刚压柔则猛，以巧柔克刚则巧
假如一个人把随波逐流当作是逆境坎坷中的精神安慰和权宜之计，或许他还有成功的可能，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就只会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其人生也毫无意义，平淡无奇，而是一个活着有无意味的问题。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勇敢身上便具有的气度。
1862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在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在途中，他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援兵救助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没有睡好觉“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
他决定广泛征求幕僚的意见，命令他们每人就此事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都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八国英法联军业已到达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战役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此时危及大清江山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力量对准太平军上。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静地观察局势。曾国藩对这一观点颇为赞同，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随即行动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无功而返，劳民又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得曾胡二人十分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去救援，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顾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将肯令鲍超交给归胜保统管，而胜保这个人非常厌恶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
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大局是非常不利的。但鲍不知其中奥妙，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社稷立功的大好机会，故表现得十分不满。曾国藩知道后，就让胡林翼开导他。胡林翼还是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苦口婆心的一番开导，鲍超终于体会到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
通过以上两件事，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曾国藩将刚柔之道运用得恰到好处，可圈可点。
刚柔互用，不可废偏废
曾国藩将“刚柔互用，宽严相济”这套中庸之道的统治术，运用得非常娴熟。一方面，宽之以“名利”，从而导致“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另一方面，严之以“礼义”，整顿军队整饬军纪，在一定时期注重了军民关系，使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得以缓解。正如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说：
“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犒军者络绎不绝”（《曾国藩家书》。）。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曾效忠清廷是不满的，但认为曾国藩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其一就是“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
刚是一个人身上不可缺少的品质，做人有时要像铁一样，只有硬靠着这幅骨架，才能立于世，如此才能克服种种困难艰险，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灵，才能成为人生的大赢家，使人体生命得以自强。可以说，刚是人类生命的第一大源泉。
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谦逊，一种春风宜人的风采。保持“柔”的姿态，能使人们在当今的纷争世界宠辱不惊，豁达乐观。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是一个人的皮肉，使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8.培养人才，煞费苦心
曾国藩深知自己并不适合领兵打仗，因此他大力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
善于用人者会在取其长的同时，满足不同人等的不同需求。如想立功的可以让他去冲锋陷阵，有隐私的要替他隐瞒，有谋略的要对他亲近信任。曾国藩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进一步说：“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以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曾国藩培养人才时遵循这样一个的标准是：“发现优秀人才，用人所长，加以进行重点长期培养，因势顺导，四处开花。”
一代宗师的略用才策略
左宗棠这个人不拘小节不懂礼貌，自视甚高，目空一切见谁损谁。在与人写信时，不署自己的家姓名，只署“小亮”，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但曾国藩却看中了左宗棠的才气，有意纳入接班人体系，给了左宗棠一定的发展机会，使其在浙江、福建一带从普通人做到了闽浙总督。
李鸿章最初在是曾府里充当的幕僚，可曾国藩慧眼独具，发现李鸿章所具有的超常洞察力，于是将其纳入重点培养对象。在重大事情上，曾国藩常常让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正是曾国藩竭尽心思的发现、培养，李鸿章才有机会走到大清王朝的高层管理岗位，发挥自身的能量。
1.求贤若渴。
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对人才非常重视，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个地方，每次与人通信、交谈，都希望恳求对方能给自己推荐一些人才。
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在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门设立了“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后的意见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可见其爱才之心。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2.相人有法。
曾国藩大多是亲自考察人才，因而体会颇丰。在考察人才方面，曾国藩不断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包括说话言语、举止、行为……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的人非常多，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此外，曾国藩有时会还经常设置一些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俱佳的人才。
通过这种观察方式，曾国藩从中发现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当年，在曾国藩的考验下，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就碰过好几次钉子。
在选人时，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
他常说：“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3.量才适用。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在这一方面，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曾国藩充分认识到每个人的优缺点所在，主张用人应当首先是适用，而不应刻意追求完美。
曾国藩不拘一格用降人才，“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材录用”。长此以往，他汇集了大量军事型、经济型、技术型和谋划型的人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4.奖励为重。
曾国藩深谙用才之道，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他认为，人才需要奖励，如此才能有所作为。即便对一些中等人才，如果奖励得法，照样能成大器；如果只是一味批评、责备，再好的人才也会变成庸材。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
在具体实践中，曾国藩采取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实施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来换幕僚之智，皆大欢喜，人心得以聚集军心一统。
最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在后来看到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闪耀的大放异彩。
知人善用，莫过曾公。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成就别人，最终也将成就自己。
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体
曾国藩认为，对人才一定要做到慎用、勤教与严绳。
慎用，即对人才要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罗的人才之越广，用时之越要慎重。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所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发挥其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
正是因为曾氏独特的用人方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
勤教，即对人才要善于磨砺、促其成才。对于有能力的人，曾国藩在培养上可谓不遗余力。“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的观念培养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要随便动不动就说天下无才，人才是需要磨砺的。
曾国藩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尤其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国藩，可曾国藩却找了一个借口说军务繁忙，竟然没有与他见面，甚至还在别人面前嘲讽李鸿章。其实，这么做并不是曾国藩的本意，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他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国藩培养人才的一片苦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曾国藩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都是糊糊涂涂的，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就像手中拿了如同有了指南针。”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晚清的擎天一柱。可以说，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后来的成就。
严绳，即对人才要就是严加监督督责、清慎诚戒。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监督，使下属都能严格遵守规矩，不得违反“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在管教下属时，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不同对象，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这些无不体现出曾国藩高超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为政四十年年，幕僚共计400多人，大部分都被他培养、推荐成为朝廷、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等就是众多名臣的佼佼者。曾国藩的重人、识人、取人、用人已成一体，这体现出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的高深造诣，高度体现出一代宗师的颖悟与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