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聊天室中谈话时，来了一位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一个人在室中。李鸿裔闲得没事，就随手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三圣七贤中的一个人写的。在文章中，一段诗文曾这样说道：“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漂亮的美人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气好盛，看到这段话后，觉得十分可笑，为了讥讽这个自命清高的大儒，他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并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后扬长而去，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后，说了一声“这小子”，便马上让下人把李鸿裔叫来，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一点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之所以能获得丰厚的待遇，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依靠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露并识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他们对你的仇恨，决不是三言两语便可以化解的，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你这种轻率的做法很可能招来杀身灭族的祸患，以后一定要痛改。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听到这一番话，李鸿裔立马出了一身冷汗，也明白了曾国藩的意图，于是很敬畏地接受其教诲，从此以后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乱说话或出言不慎了。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的官位得以晋升，他在给弟弟写的一封家书中，表示自己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胆战心惊。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纠正我的过失，经常写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积的阴德不要从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保守已成的事业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如果你们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作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肚子里有点墨水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曾国藩时刻提醒自己及家人，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
从这里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官场之道参悟深透，小心谨慎，避免灾祸，从而使自己在官场上走得顺风顺水。
做事一定要躁戒骄戒躁
相信大家翻开中国史册，时常看到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死、走狗烹”的典故。这些记载与典故都在提醒人们，高处不胜寒，成功之位不易处，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功劳太大的臣子更难自安。一般这种事情的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犯忌不满，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非常透彻，透彻到洞若观火的地步。他经常会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并不多。
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十四岁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统帅，终于打下攻破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
朝廷给予封侯之享的同时，一面对他及其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高度警惕。与曾氏在一起奋战，一面颂扬恭维，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踩在脚下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营忙于抢掠财富，忙于争功的时候，曾氏丝毫没有骄躁之心，而是在尽力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缩小中箭的靶。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了规划。
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自己的功劳则很少；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曾国荃辞职回老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让这些士兵返乡耕作；4.大裁撤厘金局，不再为湘军自谋军饷；5.恢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修复江南试院，收买士人，堵住他们的口。
曾氏做完这一切后，朝廷的猜忌、天下百姓的悠悠之口，几近消弥。就这样，曾氏及其所代表统领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实则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曾国藩认为，为官之道，首在耐烦，也就是说，要忍别人所不能忍。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荃写信给他，抱怨“仰鼻息于傀儡腥膻之辈，又岂吾心之所愿？”曾国藩看出他语气中不烦的态度，谆谆告诫他一定要沉得住气。曾国藩认为，历来古之英雄豪杰最忌“难禁风浪”，因此，在官宦生涯中，他总是提醒自己要有耐烦的功夫。
5.功高不争，慎稳把权
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一个人建立了大功业，取得了他人所难以企及的成果之时，通常会产生一些骄傲的情绪，继而再延伸、滋生出许多不良的心理，比如骄傲，轻视，自负等，而此又会与客观环境发生许多不良反应。
就这样，他便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于是争执；或轻率，或产生高傲的情绪等。
如此一来，他所取得的光耀功业将会逐渐暗淡，即使取得了高位，也会失去应有的轻松和快乐。
对此，曾国藩明确地指出：“功高不争，慎稳把权。”
慎稳把权，无争平太平
历史上，有太多功高重臣叱诧风云大半辈子，但是却难以善终，要么被无辜陷害，要么被无故鞭挞，要么莫名身亡等。其实，这一切皆是由于其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忘记了两个词：
“不争、慎稳”。
而曾国藩却一生牢牢守住了这种准则，从而不仅挽救了自己的声名，还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曾国藩一生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且还曾被人四劝当皇帝，更是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一个有权有势有威望的权臣、功臣。于是，当天平天国这个对清政府威胁最严重的动乱组织被平定、镇压脚步的时候，清政府也开始了打击功臣、权臣的行动，曾国藩自然是其中之一。
咸丰十一年，慈禧等发动宫廷政变，捕杀众多大臣，肃顺就是其中惨遭杀害者之一。肃顺被杀后，清政府从其家中搜出了一箱私心，不必想也应该知道其中涉及的内容，于是信中牵连到的大臣不免一死，然而清廷翻箱倒柜却惟独没有发现属于曾国藩的一个字。
但是，清政府并不想放过曾国藩。刚好，当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在没有与曾国藩商讨的情况下就私下奏请扣留了原本要解送的江西厘金。对此，清政府户部不仅批准，还在复奏中海列出许多原本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其目的是让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污饷钱等黑锅。对此，曾国藩虽明白个中缘由，但是其却并不声张，而是更加谨慎，并且主动要求同僚监督、批评自己，还奏请清廷免发曾家的封赏等，就这样，曾国藩在令人恐惧的“大扫荡”中保全了声名和性命。
不久，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的弟弟及其部下均打算拥立曾国藩为帝，但是，曾国藩却非常保守，毕竟自己的力量并不一定可以推翻清政府。于是，曾国藩主动遣散湘军和大量钱财对清政府可能造成威胁的所有内容。这样一来，心有不轨的清政府也只得作罢。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曾国藩的身上发生的很多，但是曾国藩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低调的态度，不争不惊，慎重稳稳地行事，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发出感叹：曾国藩乃“天下第一正人”。
在后来对重臣妄加罪名的风波中，曾国藩也依然无恙，在主要针对曾国藩的外交事宜中。他也能够得以保全。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一个高官也毫不例外。当自己功成名就的时候，身边免不了对自己别有用心的人，也免不了莫名其妙的指责。但是，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实，一个人不能左右他人，但是却能够改变、守住自己。功高不要争，有权不滥用，始终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让自己的人生“慢”一点，“稳”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人生。
无慎稳，权稳更稳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问妈妈怎样才能够得到幸福，妈妈微微一笑，说道：“不要想着去‘抓’，幸福就像捧在手中的沙子，抓得越紧，流得越快。”事实上，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越是“抓”、“争”、“抢”，越是得不到。为官也是同样如此，越是争越是出乱子，然而“争抢”是人之天性，实难保全。可是，曾国藩却做到了。
曾国藩是一个从不愿争抢的人，早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已养成这种好习惯。当时，和曾国藩一起读书的同学性情非常暴躁，曾经指着曾国藩无理取闹地说:“我读书的光线都被你挡到了。”于是曾国藩就笑了笑，将自己的书桌移动几分。晚上，曾国藩还在读书，有人怒气冲冲地说：“平常不念书，深夜聒噪人。”曾国藩没有生气，只是不再发出一丝声响。后来，曾国藩中举，那人更加不服气了，指责说曾国藩抢了他的风水等等。对于这些，曾国藩只是沉默不语。
或许这些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曾国藩作为的映射，事实上，它也确实为曾国藩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曾国藩官至宰相也仍然清正廉洁，功高而善终。他为官的态度甚至感染到其同僚，例如李鸿章深受影响，非常恬淡；刘长佑也曾对担心曾国藩会生气的幕客说：
“曾国藩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芥蒂，他修炼过圣贤本领等的话语。”
不仅如此，曾国藩甚至清廉无争到人们均戏称其家中只有两样东西：衣服和书籍，衣服是官员要穿的朝服，书籍是读书人的挚爱。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这样，全在于他的慎稳精神。例如，一次，曾国藩的属下为了想为他炖人参、煮燕窝而打造了一把银壶，曾国藩就立马批评，并自责、后悔，因为他实在害怕自己也会成为贪婪之人，只听到他深深地感叹道：“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节俭虚名，惭愧之极啊！”
在曾国藩的眼中，不能够占一点小便宜，不需要争执什么，无欲则刚，也正是由于此，他始终要求自己拒绝诱惑，保持清醒廉洁，至死不渝。
品味曾国藩，我们很容易发现做人、为官的道理，例如曾国藩曾说过的那样：“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节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人，不与盛气人争是非。”
身居高位，唯有自己把持住自己，才能保证自己不失足，若要不失足，只能时刻行走于境界线之内，正所谓：“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
6.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人常说：“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将变得毫无主次。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并不是一个一味容忍他人的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并不是一个始终均苛刻待人的人，一个既讲究原则又懂得风格的人。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有所作为，能够成为被历史铭记的人，成为人们学习的成功榜样。
大事苦争，有气志气
原则不能丢，很多人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总是理不清思路，总是为自己寻找到许许多多的借口，且会觉得自己非常有理。然而正是如此，人们才在一次次丢弃原则的情况下，变得平庸。正是由于一些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够使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只有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使人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够使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坚定地越走越远。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好官。面对内有外患的政治环境，他下定决心不再为自己找借口，下定决心不论如何艰难，都要想办法实现，于是，衰落的清王朝又保留了些许尊严和骨气。
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清政府逐渐衰落，西方殖民者不断侵入，令本就不再景气的清王朝备受凌辱、伤害。为此，曾国藩看在眼中思在心中，他始终坚持大事苦争的原则，只希望清王朝可以有骨气、有志气，再次强盛起来，至少不被外国人所轻视凌辱。
为此，在与外国人交往的时候，作为国家重臣的曾国藩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这些原则甚至被其他同僚当作痴心妄想。
当时，外国人的工业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造出许多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东西，比如洋枪、洋炮、新式战船等。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害怕这些洋武器，敬畏这些洋兵器的时候，甚至将外国这些先进的技术也一并排斥的时候，曾国藩却表现出一种少有的远见和胆识，将眼光放之于更深刻的问题：他也要为中国造出这样的枪炮战船。曾国藩暗暗下定决心，并且时时付诸行动，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偷偷研究西方殖民者的这些武器，并将观察到的这些东西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不仅如此，即使到了平定太平军动乱的时候，曾国藩也毫不放松对枪炮、战船等的学习和研制。曾国藩极力赞赏从外国购置而来的利器，并且不吝称赞：“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罕见。”
除此之外，曾国藩更在意的是：“若能陆续购置（洋枪炮、轮船），并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于是，曾国藩在自己偷偷研究的同时，还加强了自我制造、创新的步伐，毕竟购买外国人的东西容易受制于人，而且还要浪费大量的金钱等。1861年，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结了许多非常好的国内专家，如制造枪炮的、化学专家、数学家等。一次，数学家华蘅芳和徐寿等人造出了火轮船式的蒸汽机，曾国藩兴奋得亲自到场观看演习；后来不久我国专家又研制出中国第一艘被称为“黄鹄号”的木壳轮船，时值隆冬，但是曾国藩毫不在意，他观察得仔细，记录得认真，仍旧将它们一一收录记载。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不顾严寒乘坐这艘木船试航八九里。
至此，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自己一贯的想法：洋人能够做的事情，中国人一样能够做好，没有什么是中国所不能够的。而且他还决定为中国造出有利的枪炮、轮船，在辛苦处理完一切国家各类大事之余，曾国藩始终坚持和专家团队成员日夜奋战于建造、研制的科研战线上。
在曾国藩心中，我国所制造出来的东西还远远赶不上外国的洋武器。于是，之后曾国藩又陆续开办、建造了江南制造局等军工厂，不仅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篇章，还起到了维护尊严、振我国威的作用。面对外国强大实力的入侵，曾国藩始终都站在防御敌人，增强我力的战线上，不管多苦多难，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
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作为一个人，曾国藩完全可以像他人一样无奈、恐惧和低头，但是曾国藩没有，他没有为之畏惧，而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保证自己的威严。作为一个官员，曾国藩也完全可以像其他同僚一样谄媚、畏缩和拍马，但是曾国藩懂得自己身上的责任，更担起了自己的使命，他始终奋战在战场的第一线上，只为保留清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所剩无几的尊严，只为让这一泱泱大国也能够牢牢站立在世界上该有的地位。
大事要争，即使很苦，也应该义无反顾。
小事放松，要融通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