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山河，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
他对于这个联语，觉得不称意。第二天他想为他的五弟做一篇墓志，
竟夜未成一字，却又得挽联一副为。
大地千？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因为曾国藩喜欢作楹联，所以他的朋友和门生，也都讲究此道。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他说：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挽他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这些都是不错的挽联。
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聿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重行讷言
【原典】
沅、季弟左右：
初七日接沅弟初三日信、季弟初二日信。旋又接沅弟初四日信。所应复者，条列如左：
辅卿而外，又荐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笃慎，余深知之。意卿谅亦不凡。余告筱莹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又嘱其求润帅、左、郭及沅荐人。以后两弟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人长处短处一一吿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无以不敢冒奏四字塞责。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喜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润帅先几陈奏以释群疑之说，亦有函来余处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曰谕旨，实授两江督兼授钦差大臣。恩眷方渥，尽可不必陈明。所虑者，苏、常、淮、扬无一支劲兵前往。位髙非福，恐徒为物议之张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过劳，宜常服蜜芪。京茸已到，日内专人送去。
七月初八日
【点击】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穗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凤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综述】
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德行，他把它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让我们来看看他所采用的方法。
一是戒多目。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裁‘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裔肓也。又言余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題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余有暸，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漫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愤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二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日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遭。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二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琉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
“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两位同学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
“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过几天，曾国薷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曰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4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瀛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本。初十日，文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乏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敗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嫉妒，求是贪求。
曾国瀋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穷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卮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所以说一个人要想树立端正的品行，就必须要下一番苦功夫，真正能够做到时刻拷问自己的灵魂，并且使之能够净化，更好地去鞭策自己，使自己前进，最终去贏得自已精神上的胜利。曾国藩在这方面做得是无懈可击，着实让人叹服。
心得
成言、成恕、成“技”成“求”。
鼎之轻重
【原典】
玩弟左右：
初三辰刻接初二巳正来书，俱悉一切。
昨日雨小而风大，今日风小而雨大，飽军勇夫万余人，纵能渡江，想初二尚未渡毕，初三则断不能渡。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意。如此次安庆之守，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鲍为正援集贤之师，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濠之军，此人事也，其临阵果否得手，能否不为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弟于人力颇能尽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则好代天作主张矣。
至催鲍进兵，亦不宜太急。鲍之队伍由景镇至下隅坂，仅行五日，冒雨遄征，亦可谓极速矣。其锅帐则至今尚未到齐，以泥太深，小车难动也。弟自抚州拔营至景镇，曾经数日遇雨，试一回思，能如鲍公此次之迅速乎？润帅力劝鲍公进兵不必太急，待狗酋求战气竭力疲而后徐起应之云云，与弟见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鲍急进，亦不必矚鲍缓战，听鲍公自行斟酌可也。多公调度远胜于鲍，其马队亦数倍于鲍，待多击退黄文金后，再与鲍军会剿集贤关，更有把握。
至狗酋虽凶悍，然屡败于多、李、鲍之手，未必此次忽较平日更狠。黄文金于洋塘、小麦铺两败，军器丢弃已尽。多、鲍之足以制陈、黄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临阵果否得手，则数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来书谓狗部有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确。系临阵细数乎？抑系投诚贼供乎？闻賊探多假称投诚者，弟宜慎之。即问近好。
四月初三日巳初
【点击】
人生在世，不要问吾从哪里来，更不要寻吾到那里去，一切都会随时间消逝在历史的足迹下，成于此，敗亦于此。
【综述】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淸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辞呈尚未寄出，而淸廷便已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湘军要造反的原因，实基于此。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事实上，仅仅给以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一闻此讯，多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便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这样毒辣阴谋，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淸廷乃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湘军欲造反运动的近因。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许多老百姓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这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人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髙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睡笺，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凜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淸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潘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如王闾运、郭松焘、李次淸皆是。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李次清第一个撰成，有“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句，曾国藩见到立即撕毁，并斥责了李次淸。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以诗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