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商古埠渔梁
渔梁古镇
徽州的古码头很多，渔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它坐落在古徽州府边上，古徽商帮大多从此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更为重要的是府衙的官员们要出去也只能以此为道，渔梁便显得尤为突出了。因此被称之为“徽商之源”。
渔梁的街道并不宽，大约也就2米，而且这个街道还不能行车。街道沿着炼江的走势而建，因此并不平坦，有坡，弯道还较大。路面是扁的鹅卵石铺就，路中间用卵石铺成了状似鱼脊的线，当地人说这也是此处称为渔梁的原因之一。
古镇渔梁与徽州任何一个村落差不多，在徽州人眼中，那是歙县南乡的起点，渔梁街虽说并不宽，但曾经是那么的繁华，踏在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就能感觉到几百年间徽商所经历的磨砺和艰辛，也感受到了徽商们几百年雄霸天下的脚步声。这里有不少如今已成为十分败落的商铺和仓储。
渔梁坝北起渔梁水埠，南接紫阳山脚，断面呈不等腰梯形。它长138米，底宽27米，顶宽6米，高约5米，条石砌筑，被古建专家郑孝燮誉为“江南都江堰”。它始建于唐代，历代维修，现今的大坝是在清康熙年间（1688~1693年）重修的基础上于2 000年修复竣工的，维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近两万人捐款，总额达133万元。渔梁坝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坝面设三道泄水门，从北向南渐次低落，用于常水位时过水，洪水季节水流则从整个坝面泻下。坝身石砌，条石之间用石银锭榫、石键等连接，竖向则每隔15米左右立石柱，以增加上下层之间的结构力度。距坝东北数十米的渔梁街有崇报祠，亦称坝祠，清代修建。祠占地276平方米，三进三开间，有门屋、享堂、寝堂和廊庑，专祀宋以来修坝有功人士。坝附近有神庙、碑刻。坝边岸上蹲着一头大石猪，相传能镇住“兴风作浪”的蛟龙。上方壁上凹一石龛，龛内供奉土地神，两侧有“崇报威依古，声灵振厥新”对联，横披“神威永镇”，与大石猪相呼应，共同庇护着徽州百姓，祈愿新安江永远“风平浪静”。这些附属建筑围绕坝身主体建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
渔梁坝是歙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真实遗迹。渔梁坝蓄水，能刹减水势，减少激流对城市防洪和桥梁设施的冲撞和损害，保护上游两岸河堤和太平桥的安全。其次，渔梁坝还能保证城内最低地下水位，利于生活和消防。同时，由于歙县良田、塘碣分布于东、北、西三乡，其水域统束于渔梁，因此坝之兴废对上游水利设施效益的发挥影响极大。再次，渔梁坝使练江分成坝上和坝下两段水运线，坝下“龙船坞”成为古新安通往杭州的第一水运码头，并使渔梁发展成为集商业贸易、交通运输、货物集散和船工聚居为一体的非农业村落。歙县广泛流传的《三戒碑》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古码头。三戒指重利忘家者戒，寄信误人者戒，酷刑枉杀者戒。现在歙县民间还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喂，你不要寄信割驴草啊！”意思是，托你办的事，你不要忘了，以致产生意想不到的恶果。
渔梁坝的修建史，是我国古代滚水坝建造技术的发展史，是研究我国水利工程历史的宝贵实例。隋唐之际，越国公汪华徙新安郡治于歙县，在渔梁“筑坝截流”，以便利水上军需民用；南宋嘉定州守宋济“立栅聚石为坝”；宋绍定赵希槃主持重修，“易以大石”；明弘治知府张祯修建时采用“顺流栉比”和“纳锭于凿”的条石砌筑技术，一直延用至今；清康熙知府朱廷梅重修，将坝面不耐冲刷的红砂岩条石改为花岗岩石材，并“凡叠十石，中立一柱”。可见渔梁坝设计合理，营造坚固，历千余年而雄姿依旧。坝址选择科学，从南端水门通过的江水直冲距坝150米处的龙井山壁，折向东北而下，使水势刹减，砂碛难聚，成为理想的船舶停泊处。
渔梁坝是古代保护自然，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优秀环保工程。渔梁坝的兴建，“奠澄流而揽形胜”，形成了“平衍渟蓄，竟川含绿”的古歙胜地西干山。西干山景区，有太白楼、新安碑园、长庆寺塔、太平兴国寺等著名文物古迹。“渔梁夕照”成为古歙八景之一。渔梁坝及其附近的优美自然环境和众多人文景点吸引了历代名人骚客到此流连觞咏，酬唱赠别，如李白、杜牧、范成大、渐江等皆为名山胜水留下了无数历史佳话和清词丽句，宋代大儒朱熹还曾在南岸的紫阳书院讲学。
渔梁坝
大坝东岸是一条著名的渔梁古街，类似古长城建筑风格的新安古道把歙县古城和渔梁连在一起。新安古道是明清徽商往返徽州的必经之道。渔梁是古徽州的重要水路码头之一，当年的商人、水手、脚夫和往来商人云集渔梁，渔梁商业街也因此而形成。当年这里店铺酒肆林立，依河蜿蜒两华里。街道状如鱼鳞，又叫“鱼鳞街。”街道两旁店面，是清一色的木板房。灰墙青瓦，古色古香，徽韵醇浓的古店号、古庄号至今仍依稀可见。这里有一座巴慰祖纪念馆。巴慰祖，歙县渔梁人，是我国著名篆刻艺术家。他热爱收藏，珍藏了众多古玩和书画珍品。他曾担任候补中书职衔，并治印初学于皖派大师程邃，后又改学汉代古印，其构思奇巧，章法缜密，深得汉印之神而又有自已的艺术特色，卓然成为篆刻大家。这里还有一座白云禅院，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内有小阁侍奉观音，故俗称“观音阁”。新安画派大师渐江曾在这里依窗观赏山水，泼墨作画，“搜尽奇峰作画稿”，领悟艺术创作的真谛。
一千多年来，渔梁坝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航运、灌溉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水利工程之一。
二、徽商的山水庄园
徽派风格的园林
一群外出经商多年的商人，在功成名就的晚年，在寻觅安享晚年的居所时，想必其目光是挑剔的。在经历了商海浮沉之后，需要的是一个可供心灵栖息的平静港湾，却又必须摈弃外表的浮华。这个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到少小离家的延村，然后圈墙盖房，安稳的居住下来。
对于归隐的徽商来说，虽然自己享受豪宅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给后人却留下了一个大气而活跃的乡村。它在今天被美誉成“清代庄园”。现代的婺源，遗存有许多带着这种鲜明特征的建筑，这是古徽州独有的。思口镇延村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作为有钱人留下的私宅，延村所具备的特质并不是直观的。它跟其他的徽州古村落一样，安静的待在山水之间，不深入体察，是无法真正感知它的不同的。
婺源古村落的选址，大都是在风水口上，吸收儒家“天人合一”和道家“物我为一”的精神，是既尊崇自然保护环境，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生态居住空间。婺源古村落的选择，只在自然山水之间，就把中国古代的风水地理运用到了极至。所有的村落都有水系，将村落轻轻包围，水系或清清浅浅，或涛声轰鸣，汩汩奔腾，即便是偶尔一去的游人，都能从中感受怡情砺志的一面。
山水为血脉，草木为骨架，村落成了一个丰韵活跃的生命肌体。
延村的民居，是少见的石库门枋，水磨青砖门面，门枋砖雕有说不出的别致精巧。这样一来，徽商跟徽商的差别就显现了。
当时的徽商相互攀比，建筑形式和规模都表现出乡里难得一见的华贵之气，稍微有点文化底蕴的，在建筑风格上就会着意追求一种神韵，以表现自己对文化的参悟和理解。但是跟当今农村暴发户用鲜亮的瓷片包裹起来的炮楼似的洋房截然不同，而是古朴到了极至，肃穆到了极至。
据说房子原来连成片的时候，屋檐交错，高墙并立，下雨的时候，村里人从村头到村尾穿堂入户，衣衫也不会湿。可惜历经岁月和人为的侵蚀之后，那种完整的布局已经不存在了。沿着青石铺就的古巷穿行，我的耳畔，似乎听到轻灵曼妙的乐声在丝丝屡屡的传递。这可能是受到村里独有的儒商文化气息的影响所致。延村作为徽商归隐的地方，私塾却颇为兴盛，现在还存有明代和清代的私塾“馀庆堂”、“聪听堂”、“笃经堂”等多处。大概跟徽商的心理有关。年纪大了，回到乡里，开始安心的打理心境，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隐藏心中的那些未来得及实现的梦想，就要通过转嫁的方式，交到后代身上。
徽商庄园上的雕刻工艺
建筑上的精致，也无声地张扬着含而不露的韧性。区别往往在房屋的格扇门窗和梁枋护净上。仔细看，光是人物戏文、飞禽走兽、兰草花卉等图案，就折射出徽商不同的修养和生活态度。
难怪有人说，徽商建筑其实就是他们真实内心世界的反映，聪明、谨慎，又不张狂，却能让人从中读到他要表现的内心语言。从容打量这些建筑的时候，会轻易的发现，由这些建筑构筑的村庄，因有了水的包容和生态的映衬，故而显得宁静而幽雅。
三、徽商重经营轻别离
清代歙籍一诗人曰：“健妇持家男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庭院深处有多少徽商妇的哀怨
的确，徽州男人出门做生意，往往是数年、数十年不归。这种风气在南唐以来就已形成，明清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方面的记载和传说极多，这里例举一二。
清代休宁海阳人汪起凤，少好读书，遵从父命，以儒服贾。他说：“大丈夫纵不能超忽风雨，挥斥八极，以煊赫当世，世遂乏倘佯适志之乡哉？而愿久处蹄涔，深自煦沫，若暴鳃何？”于是，他奋然到广西一带从事贩运活动，晚年才回，成了休宁的大贾。
明代歙县人黄志礼，结婚不久，便出门经商，因为商事失意，直到儿子黄鉴14岁那年，他还没有回过家。于是儿子遵照母亲的吩咐，出门寻找其父，但是父子见了面，却两不相识。难怪顾炎武说：“（徽州）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不归），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
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别的现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回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富室姚家，将女儿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潘甲是一个因“家道艰难”，“弃儒为商”的后生，成亲两个月，潘父就发作对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可奈何与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做生意去了。
清代歙县人汪洪度在《新安女史征》中有一件名为“泪珠”的记载，更具有典型性：歙县有一对青年夫妻，结婚3个月，男的便远贾他乡，女的在家以刺绣为生。她每年年底，都用攒零集整的钱，换回一颗珠子，藏在箧中，以记丈夫离家岁月，并说：“此泪珠也！”可是珠子渐渐积多，眼泪慢慢流干，仍不见丈夫归来。后来丈夫归来时，妻子已离开人世3年了，悲痛之余，打开箧子一看，积珠已有20余颗。
旧时，徽州商人出门做生意，数载一归，甚至久客不归是常情，虽然究其原因有当时交通闭塞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为“重经营轻别离”，这是徽商的一大特性。
四、徽商妇的哀怨
棠樾牌坊群
徽商妇，是徽州商人妻室的别称，是徽州女人中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她们肩负徽商的兴衰，筑垒着家族的后盾，默默地用青春书写出了一部无字徽商史。她们虽与徽商的称号连襟相依，却没有徽商幸运。面对着徽州境内众多苍凉冷峻的贞节牌坊，人们在赞叹徽商创造的辉煌与荣耀同时，也深深地为高墙禁锢的徽商妇婉惜，更为徽商妇骄傲。
徽商妇，是勤苦持家的典范。地处高山深谷的徽州，农业收成只能满足1/3的口粮。为了活命，男人们不得不离井背乡，“以贾代耕”。《潭渡黄氏族谱》卷六《祠祀·新建享妣专祠记略》云：“吾乡僻在深山中，为丈夫者，或游学于他乡，或服贾于远地，尝违其家数年、数十年之久，家之绳勉维持，帷母氏是赖”。家庭的重担，自然落在女人的身上。徽商妇主家，不仅缫丝纺织挑野菜，而且还操犁耕田负重。《歙风俗礼教考》也云：“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徽州人性厚质淳，而女性尤为突出。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练就了徽州女人节俭持家的本领。据《徽州府志》载：“女人尤能俭，居乡数月，不沾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徽俗能蓄积，不至卮漏者，盖亦由内德矣。”这些徽商之妻，一个月可做四十五日，唯一支撑着的，是一种简朴的生活信念。她们“事公姑以睦，奉丈夫以顺，待叔伯以和，抚子孙以爱，勤俭持家，不生外祸”。徽商外出，生意风云不定，在家妇女，每每以节俭防不测。一旦发财致富，也不敢有半点懈怠和奢侈，仍过着“菲衣恶食”的日子。《歙县志》载：“妇女犹勤勉啬不事修饰，往往夫商于外，收入甚微，数口之家，端资内助，无冻馁之虞”。在漫长的生活等待中，徽商妇必须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持家的处境可想而知，其度日艰难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逆境磨励中，徽商妇为徽商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