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盐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到恢复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广陵书院等，训蒙则有西门义学、童子义学等，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焉。
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多来自盐商和盐运使司的运库。正是缘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和南京不相上下。
安定书院是清康熙元年由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而建的。梅花书院是由盐商马曰琯独自出资，原名为崇雅书院，后改为梅花书院，至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马曰琯的儿子马振伯呈请将书院归公，至此，书院由盐商承办。敬亭书院由两淮商人出资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担任过两淮总商的汪应庚在清乾隆元年（1736年）见扬州府学（即江甘学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便捐助五万银两用于重修。重修后的府学“辉煌轮奂，焕然维新”。其后，汪应庚又拿出2 000银两置办教学配套设施；拿出13万银两，一部分用于购买上等田地1 500亩赠给学校，一部分作为日后修补校舍和贴补乡试的费用。《清稗类钞》的“汪太太捐资助书院”中载：“汪太太者，为汪石公妻，石公乃两淮八大盐商之一也。扬州有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这种经常性的捐助在推动、促进书院的壮大、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扬州在清代人才辈出，整个清代扬州府进士总数达348名，而且还有11名一甲进士，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扬州学派的许多学者都曾执教于书院，从而互相切磋，形成一个学术群体。
四、徽风吹醉扬州梦
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乃徽商殖民地也。
因此，扬州社区文化被打上了明显的徽州乡土风俗烙印。
古代扬州
徽州“乡俗不论贫富，卧起俱迟”。这种睡眠习俗后来成了盐商中的时髦风尚。“长夜欢娱日出眠，扬州自古无清昼。”众盐商的夜生活可谓“精彩丰富”，宴请享乐，载歌载舞，个个精神百倍，不停地唱呀、跳呀、闹呀，四肢和五官都发挥了最大潜能。可是到了天快亮的时候，个个哈欠连天，困意绵绵，睡下再也不想起。这种“三竿红日尚高眠”的陋习，连乾隆皇帝南巡时也看不惯。回京城后，皇上看见皇太子因睡懒觉而耽误了读书，就责备说：“汝欲逸乐，何不作淮南商人子，而必生我家耶！”意思是说，我清廷皇室怎能像扬州盐商那样享受大白天睡懒觉的逸乐！可见，昼眠晏起，已成为盐商圈子中时兴的风尚。
徽州人祭祀土地神最为虔敬。这种习俗在扬州也广为流行。
扬州好，二月月初头，土地祠前灯似锦，淮盐店里酒如油，歌吹不曾休。
在扬州，二月二日也称土地神诞，盐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鼓乐阵阵，热闹非凡。徽商、西贾侨寓邗上，经营盐业，财源茂盛。因此，对于冥冥之中的土地公公，充满了感激之情，将其看作“福神”，奉祀甚虔，相沿成俗。每年二月二日，家家作土地会，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不亚于春节、元宵时的场景。扬城西北有一虹桥土地庙，每年二月二日，必有盛大的集会，号称“增福财神会”，不仅众盐商借此机会祈愿盐业兴旺发达，盐船“一帆风顺”，安全保业，而且众多扬州市民也借题发挥，酬愿祈福和发财。
扬州办丧事，渐有“徽礼”和“扬礼”并举的新习俗。原先扬州人出丧时，棂柩前哀乐吹奏，胜于哭泣。守灵之夜，“演剧开筵，声伎杂沓”，等等。后来则改成敲锣三通，意即呼唤主客就位，“灯持五色学跑方”，扎成纸猪羊作为祭祀的贡品，前来参加吊唁的来客光临时，乐队奏响《将军令》和《天鹅湖》。
扬州婚礼也逐渐出现了徽州习俗“抢花冠”。在徽州当地新娘入轿时，头顶红帕，外面罩上篾丝做成的花冠，有一尺高，“缀绢绫人物戴于头上”。到了新娘下轿时，亲属便揭去“彩舆之顶”，露出尺把高的花冠。众人争抢，以示喜贺之意。此习俗来源于民间传统，徽州地区经常有老虎出没，曾有新娘出嫁时遇上老虎，轿夫都纷纷逃命。老虎扑上来时，却仅仅抓到花冠，新娘并未受伤。大约是新娘吓得昏过去了，瘫作一团，不幸中的大幸。坏事变成了好事，于是演变成“抢花冠”的风俗。扬州市民看徽籍商贾的风俗很热闹，能增添婚礼气氛，在效仿那些豪华排场的同时，也学了徽俗一招。
徽州火把红油刷，翰院灯笼紫纸糊，抢过花冠传过袋，进房先看伴娘姑。
“红白”婚丧事的场面大，围观人多，传播快，往往易为人模仿。特别是扬州新城河下豪富徽商住宅区，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大盐商的一举一动往往都能衍生出“时尚”二字，因而徽籍习俗渗透到扬州风俗之中，也是合情合理的。
徽州食物在扬州也盛行一时，如徽面、徽饼、徽包等。大盐商徐赞侯的侄孙徐履安，“红案白案”都擅长，徽菜中的没骨鱼面就是他的首创。其味道鲜美，也让扬州市民开了眼界。还有徽包（松毛包子）在扬州河下街出现，聚集在那里的徽籍商人也常常邀上当地官员和商人，去尝尝“徽包店”的口味。另有“三鲜大连”，即鸡、鱼、肉三大碗面，成为各家饭馆争相推出的“新产品”。
徽菜烹调有三重：重油、重色、重火功。木炭小炉煨炖，原汁原味香气宜人，故有“吃徽菜要能等”的说法。扬帮菜也受此影响，加之各盐商都是出众的美食家，因此扬州饮食名扬天下。大盐商几乎每家都有头等好厨子，都有一样拿手的绝活，如：
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堂十样猪头，施胖子梨丝炒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没骨鱼。
这些菜肴流传出去，扬州市民纷纷效仿其制作工艺，至今在一些饭店里还有其中的一些菜肴。徽菜、徽面、徽包和徽饼，都能与徽籍大盐商的显赫声名挂上钩。“满城争说大盐商”，于是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嗜好就都成了扬州市民的热门话题。
徽州素有早婚习俗。一般而言，徽州男子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做生意。因前途莫测，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因此，徽商在娶妾、宿妓方面，一反吝啬故习，往往挥金如土。明中叶以后，盐商虽然大多举族迁居扬州，但追芳逐艳的欲望愈益变本加厉。于是扬州娼家蓄养雏妓相渐成习，也即“养瘦马”风俗的形成。
五、朝中有人好经商
俗话说得好：“朝中有人好做官”。作为商人来说，也就是“朝中有人好经商”了！那商人究竟是如何利用这些朝廷官员大发横财的呢？其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第一是可以偷税漏税。商人做生意自然得向国家缴税，但明清时期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商人如经营异地长途贩运，甚至每个关卡都得放点血，如此一来，他们的辛苦所得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再碰上收税的官吏从中捣鬼，商人更是受害无穷。而朝中有人撑腰就不同了，徽商不仅不会无端遭到敲诈，还可以通过与收税官吏相互勾结而大肆偷税漏税，虽然国库的银两少了，但徽商与收税官吏的腰包却鼓了，可谓各得其所。
第二是可以获取某种商品的垄断经营权。前文已经指出，商业的垄断利润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攫取垄断商品的经营特权就成了众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标。而获得垄断权也必须获得朝中官员的支持，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两淮盐场的龙头老大，正是封建势力对徽商“关照”的结果。
接天莲叶到徽州
第三是可以获准承包国家工程。这也是某些官员与商人勾结侵吞国家钱财的好机会。明万历年间修缮皇宫之际，徽州木商王天俊等10人，准备了大量金银进行贿赂，到处托人找关系，终于获得了承揽购买皇木16万根的特权。虽然政府要员收进的贿赂决不会是一般的小数目，但王天俊等人可不会做赔本的生意，他们承包的这项工程是大有油水可捞的：首先，他们可凭此向国库预支银两，可谓不花本钱做生意；其次，打着为皇家办事的招牌，沿途可“骚扰州县，派夫掐筏”，省去了许多费用，而这原是计算在成本中的；再次，可以打着运输皇木的旗号，大量挟带私木——一路上自然是免税放行，从而省去了大量税银。
或许有人要问，其实那些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就可以让徽商乖乖就范，为何还屈尊与“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呢？对那些贪婪的官吏而言，明目张胆的勒索毕竟会在商贾间留下恶劣的口碑，甚至随时会酿成坏了自己前程的事件。封建社会虽然腐败，但国家法令还是明令禁止擅自扩大征税范围或提高征税标准的，如勒索汪姓徽商的那位吾爱陶大人后来就因为受到“与商民作仇，为国家敛怨”的弹劾而丢掉了头上的乌纱帽。相比较而言，暗箱操作要稳妥得多，于是官与商互抛媚眼，“钱”与“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