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自变乱以来。军民茶苦，如在水火，擅坚执锐。卒岁靡宁，行齐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忆之众，复固于征精。朕悯恤民艰，不思辄加额赋，闻施权宜之令，用济征缮之需，意在除残，事非获已。而身处宫寝之内，外廑闻闽之依，中夜屡兴，旰食不眠，正焉思治，八载于兹。夸群逆削平，疆囤赢定，悉翦除历年之蟊喊，永消异日之隐忧。甩是荡涤烦苛，雏新庶正，大沛宽和之泽……诞告天下，成使闻知。
这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完全是从清朝的立场对这一事件做了总结，观点未必尽正确，事实未必尽真切。不管怎么说，清朝胜利了，吴三桂失败了。清朝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力来按自己的政治需要书写历史！
十四、“诸逆”授首，后代子孙永为奴
吴氏政权的覆亡，招致整个家庭的毁灭。吴氏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除了吴三桂和他的妻子张氏死于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钺之苦，其余无不死于非命：其子吴应熊、其孙世霖、世璠，侄吴应期、女婿等等。或惨死于阙下，或毙命疆场，或饮刃于宫室，或相残于萧墙，而他们的家属或株连同死，或进人官府为奴，连吴三桂的美妾亦被夺占。他储积的庞大家产也于一日之间化为乌有，结局是很悲惨的。吴三桂的部属、同盟者，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也几乎难逃厄运，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是吴三桂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
吴氏满门灭绝，并未使圣祖和廷臣们感到丝毫怜悯，相反，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他们看到吴氏家族一颗颗人头落地，报以满意的欣慰。政治斗争如同战场上两军格斗，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杀你，二者必居其一。谁若手软，或稍一迟疑，性命就会被对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险的政敌作殊死之斗，根本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有点滴的同情，要的是铁的手腕，流血的镇压。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特色。圣祖当之无愧！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生死予夺大权重新操在圣祖和朝廷之手。本来，乱源业已清除，照理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应面向未来，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事情远未结束。他们还感到只镇压吴三桂一族还是不够的，必欲把其党羽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如斩草必须除根，不留一点令人不安的隐忧。于是，清洗与镇压同时进行……
在战争进行期间，圣祖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一再施以招抚之策，百般诱使“归正”。政策相当宽大，待遇相当优厚。不管谁在吴氏政权中任何种职务，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过”，只要放下武器，立即会得到极优厚的待遇，对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圣祖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诺言，都行之于文字，载入件件诏书之中。可是，当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攻下昆明之后，圣祖马上想到处置已降的吴三桂的党羽，时机已经来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开始甄别，以种种理由和口实，将已降的原属从叛的骨干分子逐一查出，定罪处死。举其要者，叙其原委，以明历史真相。
耿精忠与其子耿显诈及骨干分子曾养性等被凌迟处死，家产没收。对尚之信及有关人员作出判决：“同谋者尚可喜、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家产籍投；尚之孝、之璋、之隆等都从宽，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接亲王，从宽赐死”。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七日，钦差奉命至广州，向尚之信宣读完旨意，赐一条帛，令其自尽。上午七时许，尚之信气绝身亡，葬于广州城西报资寺后山下。他的弟弟尚之节、长史李天植等人被押上刑场斩首。尚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没人官。圣祖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资财，用来充作军饷；过去属平南王的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两，“当尽充国赋，以济军需。”
从历史资料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康熙对耿精忠、尚之信的处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圣祖撤藩，是既定国策，体现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当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权的要求。耿、尚连同吴三桂及其子孙，再推而扩之，累及他们的部众，都成了撤藩的牺牲品。
圣祖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前赦而后治，不能不认为是言行不一，背信弃义。在战争进行中，圣祖千方百计地招抚，许以种种诺言，无论有多大“罪过”，概行宽免，一律不究，官复原职，待遇不变，甚至稍有微劳，即加官晋爵，极尽笼络之能事。他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吴三桂，并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消灭吴三桂。当他大功告成时，这些人已无使用价值；相反，又视此等曾从叛的人为心腹之患，痛恨起他们曾从恶反对朝廷，尤其对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不肯放过，必罗织罪名予以彻底消灭掉，才肯罢休！
三藩以外的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辅臣，他的结局，也朱能逃脱一死。不过死法不同而已。
据清官方史书记载，王辅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实不然。他这个人颇有政治头脑，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圣祖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库中银两，各分成一封，多的达百两，少的也有数袭，又罢免王继贞之职，其家属归旗。由此可知，圣祖令王辅臣进京陛见，是不怀好意的。他死后，其婿薛英等请携王辅臣骸骨及家口回平凉。兵部不准，令将王辅臣骸骨及家口一并送到京师。这不难看出，朝廷本意是把辅臣调来京师，准备拿问的。比较起来，耿精忠、尚之信却看不清楚“狡兔死，走拘烹”的道理，王辅臣倒有先见之明。早在奉命进京之前，王辅臣随图海驻汉中，圣祖频频给他父子俩加官进爵，他不但没有欣喜，却惶惶不安。越发疑惧朝廷此意不善，曾白缢死过一回，被救醒过来。直到这次叫他进京，便预感朝廷要跟他算总账，不会放过他，让他不得好死，这才决心以此死法，哄瞒朝廷。使各方都不受牵累。
祖泽清，是明束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据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叉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祖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圣祖明示：凡属从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惟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至八月，祖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师。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圣祖又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诚的将吏，他们是：
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受吴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期广、江西安插。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诚。圣祖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竹，“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
仅据清官方记录，满族人获逆罪被处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额、笔帖式书舒处以绞刑，笔帖式巴席因参与甘肃巴三纲之乱，又系满洲人，“情罪甚为可恶”，判斩首，立即执行。
以上备案犯皆系要犯，而没有载人官方记录的被处决的“从叛”或“胁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这从圣祖的原则规定，可以知道被处死的人非常之多。这条规定是：“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四省）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免迁徙四省安插。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为逆贼济恶之人，务使离逆贼旧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檗不复生也。”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吴三桂藩中，副将以上的将官，究竟有多少手尚难统计，估计不会少于干名。所谓“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名下真正家仆旧人”，在云南或别省投靠来的人，不在此内。一句话，清朝视为危险的是从早年就追随吴三桂、与他共命运的那批人。如在辽东时期，或入关后，辽东人投到他门下而被收留下来的人，清朝还把“逆贼所属匠役人口”，也包括在这批人之内。他们因为跟随最久，与吴三桂已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才是吴三桂的“真正家仆旧人”。他们“助逆”最多，但未曾领过兵，未同清军对抗过，一律处死，处分太过；如留在云南，惟恐不知何时故态复萌，敌将这批人悉数迁移北京。他们的人数远比副将以上的人多。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六千三百零五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一百二十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名，还有一百八十一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吴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