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复刊后的《山东作家》第一期“作家在线”中，得知你近年来一直在写黄金系列长篇小说“黄金四书”，写完了吗？
刚刚写完了第四部，这个系列终于全部写完了，但还没有最终完成。最初设想的时候，这四部长篇各自独立，以黄金为轴心，呈辐射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精神气脉上联结相通，互为补充。写作的过程中，有一些人物、线索在一部结束的时候，又自动地向另一部延伸出去，形成新的构想，完全是最初没有预料的。所以当整个系列脱稿之后，还需要做一些调整、照应。不过，剩下的工作量到底是小而又小了。度过了四个冬春的“写作季节”，今年的初夏到来时写完最后一笔，不由得掷笔长叹。回头看看，除了《红晕》，我的《沉钟》和《淘金岁月》也全都是写黄金的。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我的家乡是着名的产金大县，也不仅仅因为我青年时做过金矿矿工，实在是因为在黄金这种特殊的物质上，更集中地凝固了商品社会乃至所有社会形态的太多纠葛。在这六部写黄金的长篇中，我大规模地调动了积累和思考。写完这个系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不会再写黄金了。作家某一个方面的储存不会取之不竭，我对此很清醒。
2.在你那篇《写作季节》的“在线”短文中，你说“我们的文学在日益失去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它们是‘政治’、‘人民’这样一些文学应有的本质内涵”，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黄金系列”会强化这些内容？
首先需要对“政治”作一个界定，它不仅仅指的是官场上的争斗、投机钻营、腐败，它包括的内容更多。“人民”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向富起来的“款人”，也包括贫苦下去的农民，也包括被大学无理无情的乱收费刁难拿不到录取通知书的良家子弟。还需要有一个区别，“政治”和“人民”并不是某一个时期的几句口号。文学曾经被当作政治的附庸，做了它不应做的角色。近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的意义又在被拼命地消解，太多的庸常与琐屑，无聊与无谓，要把文学变成一种玩物。我们还曾经有过一种极端化的理解，就是在文学中一味地强调生命本体的意义，其实，人类自从走出森林，步入社会，对他的生命影响最深远的还是政治力量，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只不过常常习焉不察罢了。既然如此，作为人类精神形态的文学怎么可以漠视政治呢？屈原正是在“合纵”、“连横”的战国政治的重压下，报国无门，遭谗放逐，才赋《离骚》，成就了一部文学绝唱，化政治为生命。没有战国的政治，也就没有《离骚》。
3.你这样强调“政治”在文学中的意义，不担心被指责为“文学功利化”吗？
问题一“化”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它有时候意味着“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等等。但是单讲“功利”，倒不必担心。世界上存在过无功利意义的文学吗？诲淫诲盗也是“功利”，无聊庸常也是“功利”，恶俗的功利。让文学承担过多的负载固然不当，可是，绝不应该把它看成无所谓的玩物，否则，我们这些人就都是可有可无的废物。文学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贬抑，更不能抹杀。认真地想一想，《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实在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当今时代，要凭一本小说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已经不可能了，作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产品已经很多，可是，一个时期整体的文学却依然能够影响人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鉴于此，现在，是应该提倡文学的风骨了。
4.你指的是什么？
这是借来的一个概念。建安风骨，魏晋文章，一直是鲁迅十分赞赏的。为了纠正绮靡文风，文学中应该提倡一下坚挺、刚健的品格。到处是软性的脂粉肉糜，“新鸳鸯蝴蝶派”充斥，会影响民族精神钙质的。不知道批评界有没有为当下的一些文学现象命名，鲁迅时代曾经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倒可以加一个“新”字借用一下。真的是这样，现在的文学，已经把“前朝”曲目全部翻唱了一遍，有一些已经被历史判定了的俗滥名目，也重新流行了，某些方面，后人比前人做得更加肆无忌惮，不顾一切。可惜没有鲁迅再来批判一回了。
5.鲁迅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否定鲁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说起来真是一片悲凉。作家的相知有时候比常人还要困难百倍。鲁迅当年，最先遭到成仿吾的否定，成仿吾说他“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等都是“贱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郭沫若则把鲁迅判为“封建余孽”，到了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倒是大呼“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了。所幸与成、郭同属创作社的郁达夫，与鲁迅个性迥异，却相知甚深，在1928年就撰文指出，在这个时代，鲁迅是最深刻的。近年来否定鲁迅的人，倒比成仿吾聪明，他们深知鲁迅的小说、散文诗《野草》都是迄今不可超越的典范，所以他们不从这个方面否定，他们说鲁迅只有二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没有长篇，不把鲁迅的杂文计在创作之内。这里面有一个对文学的理解偏差。如果只把小说当作文学的正宗，那么，此前的屈原、李白都该遭到否定，而只是把诗认为正宗，曹雪芹也不够格。纠正了偏见再来看，文学史上，有哪一种文体可以说是在某个人手上完成的？而杂文，却的的确确是在鲁迅手上完成的，而且其深度和高度都空前乏后。鲁迅的创作三百万字，翻译三百万字，单单把收入全集的创作读下来，连注释也一条条不放过，有哪一个作家会这样让人不感厌倦，常葆魅力？读读他的《古籍序跋集》，不由你不惊叹其渊博精深。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全都沉浸古籍，不涉创作，也完不成那样的业绩。近来，朋友圈子里正在热情地读钱穆和南怀瑾，把他们两位的书一本本读下来，也会惊叹，他们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人，钱穆深入深出，像翰林院撰修，博奥精到，南怀瑾深入浅出，像大帐的随辕军师，通脱练达，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极端的热爱者，杰出的研究者，优秀的传播者，薪火相传，功不可没。可是把他们跟鲁迅一比较，还是显出了不足，他们缺乏鲁迅自始至终毫不妥协的深刻批判性。任何民族，无论如何悠久的传统文化，都不能不加批判地拿过来用于演进中的时代里。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只有鲁迅才是最深刻的，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这是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的话，我认为他说得很确切，比郭沫若的呼喊更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6.看来你是鲁迅的坚定拥护者了。那么，你认为当前的文学要继承鲁迅传统吗？怎样继承呢？
产生不了大师的民族是精神土壤贫瘠的民族，产生了大师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是精神世界没落的民族。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把他放在世界大师之列毫不逊色，他的坚定、彻底、敏锐、深刻、博大精深，一身而兼具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品格，罕有其匹；须知，单单由作家到文学家也有相当长一段距离，那可不是只会写几篇小说就能成的。梁实秋在鲁迅逝世后的一篇文章中，就鲁迅与萧伯纳等人的一张合影，奚落鲁迅比萧伯纳矮了许多，按此逻辑，我们应该拿一个篮球队长去跟拿破仑合影，讥笑拿破仑不是会打仗的元帅。梁实秋记住了鲁迅指斥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回忆鲁迅时挟了宿怨，不值一提。说到继承鲁迅传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现在到底不是鲁迅时代了，不会再产生鲁迅。大师是不可重复和复制的，重复和复制也不是大师。现在提倡文学的风骨，继承鲁迅传统，最主要的是加强作家的责任感，关心“政治”、“人民”这些重大的内容。作家先要做人类的良心，再来考虑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最近刚刚读完了一本《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在这本文集中，爱因斯坦只用少量的篇幅谈了他的相对论，大部分文章都在谈信念与信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的时候，爱因斯坦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担心纳粹会制造原子弹，就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建议美国研制原子弹。大战结束以后，爱因斯坦忧虑世界上制造出来的原子弹会把地球毁灭几十次，他便一再呼吁，建立一个世界组织来管理世界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使之控制在少数几个大国手中。当今世界，在一两个大国就可以动用武力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时候，再来读爱因斯坦那些文章，十分强烈地感到了人类精神先驱的悲壮。一个以研究物理学为终生使命的科学家，却如此深切地关注着“人理”，“不知疲倦地解释真理”，对世界倾注了如此强烈的人文关切，我们这些专门探索人类灵魂的人，怎么可以不关心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这不是侈谈凌空高蹈的人文理想。每个人首先都是世俗的人，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也要惶惶找饭吃，******打完大仗以后也要吃红烧肉补脑子，鲁迅掷出了匕首和投枪之后，也在日记中一毛一分地记下书账，一元两元地记下贺礼与赙仪，但是，这都不能影响人类的优秀分子向崇高的精神境界探求迈进的步伐。人类从动物界分出来的最重要标志，就是他拖着沉重的肉身，开始了遥遥无期的精神朝圣。前路艰难，真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7.在“朝圣”路上，不仅仅有作家，也应该有批评家，你对目前的批评状况满意吗？
骂评论家是一个新的时髦，我不会加入其中的。我像尊重作家的劳动一样，尊重批评家的工作。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作家和批评家一起走过来的，功和过由他们一起承当。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好批评家像好作家同样难做。我希望多出现几个能够坐住凄凉书斋的批评家，他们不赶热闹，不凑热点，只凭着自己的艺术良知艺术感悟好好地读书，不是只操着几把机械的刀子，把作品当做尸体解剖，而是把作品当成一个活的生命体，去触摸它，把握它，懂得作品，也懂得创作，懂得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的“诗话式”批评、“评点式”批评缺乏系统和严整，但却是贴近作品的感知和赏析，值得借鉴和发扬。我希望看到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勃兰兑斯式批评。勃兰兑斯的《十九********主流》写得多么好。当然了，勃兰兑斯是文学史家。严格要求起来，批评家理应具备史家眼光，能把具体的作品放到文学史的长河中去观照，史识卓绝，才会眼界阔大，卓有见地，不去参入制造一时的轰动，以至沦为“胡炒”的帮手。
8.谈了半天，你还没有具体地谈到你的“黄金系列”，可以谈谈吗？你刚才谈的这一些与作品内容有关吗？
息息相关。侈谈自己的作品总让人为难，自轻自贱和自吹自擂同样浅薄和讨厌。作家某一个时期的思虑自会直接间接地投影在他相应时期的创作中。作品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思想却将照亮作品。而且，我比关心技术更加关心道德。我相信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时候说的话：“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世代以及整个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意义还要重大。不仅如此，甚至后者的取得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依赖道德境界，而且这种依赖程度比通常认为的大得多。”很难设想卑琐的心灵会孕育境界高迈的文学，那只能产生“瞒和骗”的结果。我还相信《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中托翁夫人引用的叔本华的话：一类作家是抄袭别人的思想，另一类作家是坐下来写作时想他该写什么，第三类作家则勤于思考，当他想得充分时才坐下来写，这类作家最少见。作家成为思想家是一个极难达到的标高，但是成为思想者却应该能够做到。我常常感到，比起“五四”那一代作家来，当代作家缺少的不仅仅是学养，更重要的是欠缺胸怀和境界。感念至此，悚惕忧惧，不敢有丝毫懈怠，埋下头来只有好好修炼，定慧双修。
（本文为2004年9月答《山东作家》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