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卫生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像大海上涨潮，波及礁滩的每一个角落。卫生城标准印成文件，层层下发。最基本的标准，大家不必看文件也能背诵：每平方米吸尘器吸土不超过三十五克，每平方米落树叶不超过两片。措词强硬，没有通融的余地。下一条标准，语气和缓一些，让人抱有一丝侥幸的幻想：允许三十间房子内有两只苍蝇。然而，房子外面却必须刷干净。居民小区楼房外面，用红砖盖的小草屋一律刷成黄色，像医院房子的颜色。各单位办公的楼房，人喷着水刷一遍，天下雨再刷一遍。楼梯用水刷过以后，再倒上硫酸。强硫酸在水泥抹的楼梯上咕嘟咕嘟冒泡，烧掉年深日久的痰迹和脚印，再用水冲刷一遍。厕所也用同样的办法处置，冲刷出陶瓷原本的质地来。临街触目的适宜地点，修建新的厕所，外墙贴瓷砖。新厕所还没有使用，建筑工就拿着喷雾器喷水，冲过来刷过去，像爱干净的女人收拾脸面，光光净净的。宽一些的街道上，匀距离摆上了水泥墩，连接起铁制的路栏，路栏刷成白色和蓝色，十字路口设起全城唯一的交通岗，上岗的交警穿藏青色制服，束白色腰带，手上的手套也是白色，四面路口，一面站了一个，还有一个站在交叉点上。县城居民走路，习惯了乱哄哄抢过路口，怎么也不能习惯撤县建市以后创建卫生城，被交警打着复杂的手势指挥走路，不说话的红灯和绿灯数着时间闪烁，更令人发慌，交通岗周围，每天都支满走错了路的自行车。自行车的主人徒步上班，拉关系，托熟人，找到交警队长要车子，交警队长一张口便问：“打敬礼了没有？”
要车子的人直发愣。
交警队长解释说：“他得给你打敬礼，先打一个敬礼给你，再扣你的车子。”
要车子的人惊叹，卫生城还没有建起来，扣一辆自行车，就需要如此复杂的礼仪了。生活眼看着要变得更麻烦。几年来习惯了到近处的农贸市场买菜吃，下起雨来的时候，就拎着菜在大棚子底下避一避。某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大棚底下的两头路口，站了戴袖标的岗哨，挡住卖菜的车子不准进，一群灰猴子似的民工爬上铁架子，嘭嘭地掀棚顶。想赶一个早市买回菜去再吃了饭上班的人问他们，掀了棚子，再到哪里去买菜？戴袖标的岗哨告诉他们一个好去处：“卫生城。”
一条广告用语，就此在居民中间传开了，像诗一样：要问哪里买菜吃？
卫生城。
居民们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想到卫生城买了菜，挎上篮子就走，还办不到，大街的醒目处，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打眼一看，心里就乱惶惶的。刚刚看过了一座，不停步往前走，同样的一座又迎面撞上来，写的还是刚刚看见的那句话，一只大手戴着洁白的手套发问：“你为卫生城做贡献了吗？”
广告牌上的人连面都不露，只用一只手指着人的鼻子问话，一看那根戴了手套一动不动的大指头，就知道已经生气了，叫人害怕。市委杭书记发火的样子，一般居民看不到，还能够壮起胆子买菜吃，各单位的头头到大会议室里去开会，能看见杭书记脸上生气涨粗了血管，想一想杭书记吓人的讲话，就吃不下干干净净的大葱了。杭书记威胁说：“创不上卫生城，我就辞职，辞职前，先撤掉你们一批！”
直接分管卫生城建设的副市长彭妮娜插话说：“我也辞，再撤一批！”
杭书记开脱彭妮娜说：“你不用辞，彭市长不用辞。”他继续吓唬头头们，说：“谁工作不力，坚决撤职！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存幻想，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也不要埋怨我发狠，我发狠，是为了彭市长，创建卫生城是彭市长的任务。大家看一看，彭市长为创建卫生城都累瘦了。”
大家看一看彭市长，看不出她哪里瘦了。彭妮娜是绝不会瘦的。杭书记看她瘦了，那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嫌她胖。杭书记作风严谨，冬天里穿面包服也系领带，把脖子勒得严严实实，绝不好色以貌取人，跟三河县前任书记大不一样。几年前需要一个女同志担任副县长，考察对象就有彭妮娜。前任书记嫌她太胖，还没上任，就是腐败的样子了，没有相中她。组织部门猜到，书记最主要的还不是嫌她胖，而是嫌她黑，嫌她丑，是一个“豆腐筐子”，便重新选择，照样很胖，模样不丑，是一筐豆腐，书记首肯了。两年后书记离任，升任海滨城市的副市长，豆腐副县长随后也调去，当了海滨城市的老干部局长，彻底割断了与卫生城的关系，干干净净的三河从此也决绝了她。彭妮娜上任不久，就赶上了撤县建市创建卫生城，杭书记亲自把天大的重任交给她，正是相信她作风正派，比前任女副县长干净，叫人放心。杭书记本人也是这样，正适合用洁净的方针指导卫生城，他当初选定彭妮娜当副市长，就没用肮脏的念头做指针，君子不取。
彭妮娜的专线电话，连接了卫生城创建的大小神经，每平方米地面上掉落了第三片树叶，电话里的脉冲就要悸动，三十二间房子里飞进了第三只苍蝇，电话里嗡嗡的声音就会增大，彭妮娜把整治的指令即刻传出去。天气渐热，苍蝇孳生，她常常站着打电话，免得臀部出汗打湿椅子，空调机旋转吹风来不及吹干，苍蝇会顶风而上，拼命钻进来。她专门辟出的办公室，成了创建卫生城指挥部，哪里不干净，她都要下令清除。交通岗周围，每天都要扣下大批自行车，有人把电话打到她的专线上，要求她帮助要出车子来，她不肯出面，让人直接去找交警队长，害得交警队长一次次问人“打敬礼了没有？”她统观全局，指挥全面，深深知晓，不干净的事情往往会在夜里发生，她吃过晚饭好久了，抓起专线电话，给环保局长打过去，她不照顾对方的心情，不管对方是不是已经上床了，劈头就问：“在家里干什么？”
环保局长如实相告：“正跟老婆亲热呢。”
她大为不满，说：“杀马靠槽了，你还顾得上亲热。”她不管对方能不能舍得下床，就下令说：“咱两个出去转转。”
环保局长只得跟她出去转，在约好的地点会合，再一起走，不像指挥卫生城建设的总指挥跟幕僚巡查工作，倒像一对准备再婚的老恋人散步踏月。
环保局长高恩川身架子高大，彭妮娜跟他一起走，就显不出多么肥大了。高恩川曾经是县办金矿的一个矿长，跟打锣山国营大矿争矿打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打输了，从金矿下来，当了环保局长。高恩川是为三河利益失败的英雄，历任领导都很尊重他。彭妮娜用专线电话问下属在干什么，只有他敢如实说正跟老婆亲热。他即便正在干的不是真事，他这么说，彭妮娜也不会怪他说假话。他当环保局长十几年，一直在治理打锣山污染，始终没有奏效，所有方案全都在设计员的抽屉里流产，一项也没有实施。
打锣河从打锣山主峰发源往南流，流到最凹的地方流不动了，就汇合了自南而来的东流河，再掉头向北流，入海。自从日本人的鬼怒川公司占了打锣山金矿，不再用女工推大磨，开动电力磨矿石，废弃了老式淘金的流板，用上了最早的浮选机，打锣河的水就改变了颜色。只在赶走了日本鬼子之后的短暂时间里，打锣山金矿不淘金了，改做兵工厂，生产前方打仗需要的火药，打锣山的水才清了一些。后来，战争在国门外边打，美国兵穿上大皮袄大皮靴，暖暖和和地打仗，中国士兵穿不起保暖的衣服，冻掉了耳朵和脚指头，打锣山重新开工淘金，用劳改大队的犯人做工，挖到最危险地带的矿脉，日夜生产，以便为远方的将士购买狗皮袜子，带护耳的帽子，打锣河的水才重又变得浑浊不清。这一次浑了，就再也没有清过。
后来有几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钢铁，炼钢的炉子修到了打锣山脚下的麦田里，打锣山金矿也没有停止淘金，因为要赶上跑得快的英国和美国，就要造出超音速飞机坐上去，这种飞机的翅膀，需要用金子做焊接材料，光用钢铁还不行，飞不快。打锣河混合了淘金的水，炼钢的水，一日千里往前流，流到二十世纪末，积淀了历史的恩怨和情仇，岁月的拖累和迷蒙，裹挟了现实的变乱和惶惑，日子的浊重和粗陋，颜色复杂，品质黏稠，几乎流不动了。看一看河里的水，有时候会以为，上游安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畜牲的下水伴随着杀戮的红血往下流。听一听打锣山矗立的方向，并没有成千上万只牲畜哀叫，而是大机器的轰鸣日夜不停，顺流而下，河两岸大小山头上也是同样的声音，这才明白，是地球的肚子里戳开了无数窟窿，人做了地球的屠夫。
河滩上早就生不出绿绿的苇草了，只剩下一种植物能够生存，茎秆也像水的颜色，暧昧不清，能随着季节变化而变色，小羊不吃。能随着水的颜色改变自己的树还没有生出来，沿岸果园里，苹果树先是烂树皮，再是掉叶子，像麻风病人，像癞痢头，到最后枯萎回去，彻底死掉，不留下再生的种子。人比树自然坚韧得多，打锣山两岸，生育率居高不下，女人们一直没有少生孩子。许多孩子一出生就是畸形，有的多长了一只小手，有的少长了一只耳朵，三只手长得都能抓饭吃了，还不会说话，于是再生，生下来还是一样不齐整。
输掉了官司的金矿矿长高恩川，一当上环保局长，就开始打另一桩官司，由被告变成了原告，他要让打锣山国营大矿赔偿打锣山两岸的全部损失——包括果树和孩子——治理污染。他从县财政申请了专项资金，先拨给文化馆一部分，让文化馆的摄影员拍下污染的证据。文化馆的摄影员技艺高超，能够利用重复曝光的复杂技术，让所摄物体变得更加斑驳陆离，把一片完美的树叶制成被虫子镂空的样子，像腐蚀的岁月书签。
高恩川要求他不使用这种技术，只是老老实实地拍照洗印，真实的苹果树也够得上污染的标本了，可以夹到法院的案卷里去，铁证如山。然而打锣山国营大矿历史悠久，北宋时大奸臣潘仁美曾经来督办采金，为抗击北辽犯边筹措军费，明朝时大太监魏忠贤又来督办采金，为大海对面的老龙头长城关防提供粮饷，抵御女真人攻打，其时的矿主长了一把好胡子，有六个奶妈供应乳汁，咕咕吃奶……这样的大矿，绝不是几摞照片能够撼动的。
而且他们尚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说，污染了打锣河的，不仅仅是国营大矿一家，河两岸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金矿和选厂，县办金矿还与国营大矿毗邻，打锣河里，也有这些地方金矿注入的淘金废水，含了剧毒的******。高恩川当然不会被这样的说法折服，冤有头，债有主，打锣山国营大矿是华东第一大金矿，淘金时间长，产量大，单单日本人的鬼怒川公司，八年间就开采了黄金十六万两，自然是污染的总根源……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官司迟迟判不了，高恩川坚韧不拔地往下打，一直打到录像机造得多起来，不再是电视台少数人肩膀上扛的特权，高恩川利用它，取代了照相机。
生了三只手的孩子已经长成大人，却不用多长的一只手干活，一再表演三只手抓饭吃啊啊哇哇不会说话的把戏，三只手里的饭还剩下一只没有吃，空出来的两只手一齐伸出来，抓录像机的镜头。这样的证据送上去，只能活跃法庭气氛，让法官不能严肃判案。法官建议，把片子送到电视台，在春节晚会上播放，海内外华人看了，纵然笑不起来，至少也会感叹：过年的饭多了，富日子真的需要用三只手抓着吃，才能吃完啦。高恩川不肯采纳，他认为，要是饭多得需要多生一只手抓着吃，只生一张嘴就不够用了，得把电视台放屁的屁眼拿来当嘴用，那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事实是，打锣河两岸生出的孩子不仅仅没有多长屁眼，而是连一个屁眼也没长。
刚刚出生的孩子没有屁眼放屁，肚子胀得像小鼓，去医院割了一个口子，才保住了小命。可惜顾了上头，顾不了下头，割的口子关不严，成天价就知道放屁。高恩川说的是事实，已经登上了报纸。不过，他这种话，只适合拿到报纸啦电台啦电视台啦这样一些地方去说，在法庭上说，只能注定污染官司要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三河县年产黄金突破四十万两撤县建市，创建卫生城，环保局长责任重大，首当其冲，杭书记命他协助彭妮娜工作。高恩川一心跟打锣山国营大矿打官司，想借故推托，他问杭书记：“不治污染啦？”
杭书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治，建卫生城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