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喽，照相喽！”小孩子们奔走相告。对于70年代末的农村来说，看照相的热闹不亚于看玩杂耍的。
在我们眼里，那照相的像个魔术师，可以把一个个大活人定格在纸上，跟真的一样，实在是神气极了。那时候照相刚刚兴起，一般人也不照。只有那些结婚的到城里照相馆去照一张。我爸我妈的结婚照就是在平度摄影部照的呢，照片的右侧写着“毛主席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后来照相馆的人走村串巷，拿着庞大的照相机，钻到红色的幕布下，咔嚓咔嚓，很是神秘。村里照相的多是些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好找婆家了，媒人通常先委婉地要一张照片让对方看看，看好了照片再约定见面。所以这照片的重要性不亚于王昭君时代毛延寿画的画像。姑娘们又紧张又害羞，先是在家蘸着水把麻花辫编好几遍，粉抹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大街上，坐在一条长凳子上排号，还是不放心，不自觉地从衣兜里掏出圆圆的小镜子，用小梳子一遍遍梳理本已整整齐齐的刘海。
每逢来照相的，我总是拽着奶奶的衣角，好奇地观赏。多么希望能够快快长大，也能像那些姑娘一样照美丽的照片。而且我天真地以为，只要照相就会拥有一面小镜子。
那年我三岁，爹头一天出差刚刚给我买了两块绿色的纱巾，娘给我扎在两个小辫子上，我穿上浅粉色的小上衣，兴奋地满街跑，仿佛变成了一只绿色的小蝴蝶。两个哥哥呢，也穿上了爹刚给买的小汗衫，前面是一个小孩背着枪，甚是神奇。照相的又来了，两个哥哥把我叫到一边：“想不想把你戴蝴蝶结的样子照下来？”“当然想了！可是，娘不让照，他说你们两个今年就要上学了，要攒钱给你们买书。”我嗫嚅着，依稀知道家里并不宽裕，每次我要照相，娘总是边缝书包边叹息。“这次再不让照，你就哭。娘最疼你了。只要能照成像，衣柜里那些糖全归你。”两个哥哥怂恿着。
我们就这样结成了同盟，我全然忘记了上个月爸爸妈妈赶集的时候，两个哥哥出去玩，为了避免带着我受拖累，就用布条把我拴在窗棂上，我哭得嗓子都哑了；我也忘了两个哥哥带着我去野外疯跑，我跑得慢他们也不停下来等我，我只好躺下从堤堰上像小球一样滚下，爬起来再跑。我拉着娘的衣襟来到大街照相的那里，要求跟哥哥一起照相。娘照旧是不肯，我放开喉咙就哭，比打防疫针的时候哭得还凶。周围的人都劝娘：“看这三个孩子长得胖嘟嘟的，多喜人，就给他们照一张吧。”娘没办法，就去村里的小学借了三条红领巾，那时候小孩子戴红领巾照相是很时髦的。
就这样，那个童年的幸福瞬间被定格了。我的眼泪还没干呢，两腮的胭脂听说是照相馆后来特意给上的，红红的。
岁月悠悠，我们都已长成了大人。搬了几次家，每次我和哥哥都会嘱咐，让爹千万别忘了拿我们家的那个相框，那里面镶着我们的照片呢。哥哥在这张照片的后面写了两句话：“稻花香里说丰年，收取幸福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