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魏晋铜镜中的“尚方”铭证实了铸造镜子是“尚方的任务“之一。各种各样的姓氏镜，表明铜镜商品生产的发展。镜铭中出现的会稽、广汉、西蜀及匠师姓氏，说明它们是汉至魏晋时期重要的铸镜中心。这里还有极为著名的铸镜匠师，他们技艺高超，不仅在本地铸镜，而且也到其他地方铸镜。特别是东吴工匠有的远涉大洋，传授技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省铜坊镜，也列出了铸镜的机构及匠人姓名。南宋时代的商标名号镜，与其说是一种生活用品，不如说是一张张资料卡。它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当时湖州、浇州、成都、建康、苏州、杭州、明州、常州、秀州等铸镜地区。而且标明其商标字号、宣传历史悠久、喷量佳好，有的还有字号所在地、明码标价，有力地说明当时铜镜商品生产更为发达，南方是最重要的铸镜地区，首屈一指的是湖州石家镜。
宋金铜镜边缘凿刻的官府验记，印证了史书关于当时铜料缺乏，铜禁甚严，铜镜的铸造和流通，需得有关机构的认可。
铜镜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喜爱的用品，全国各地不同时期铜镜的大量出土即是证明。黑龙江阿城及其他省市出土的金代铜境，从纹饰题材到表现手法许多都与中原出土的宋镜一样，表明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中国铜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上文已作了论述，我国的铜镜远播异域，我国的铸镜工匠远离故国，促进了邻国铸镜事业的发展，工匠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铜镜也成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我国的铜镜纹饰也受到钋来文化的影响，唐镜中的一些图案便是吸收外来因素的产物。
铜镜的纹饰和铭文是它们所在历史时代的产物，通过这些纹饰和铭文，可以使我们去追寻那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尽管这些探讨和研究比镜子映像饰容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但是正因为如此，铜镜的历史价值才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铜镜是一件照面饰容的用具，也是一面时代的镜子。
断代标尺
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上，在分期断代上还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占代铜镜在我国一些文献史籍中记载有降妖的作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也用作其他用途。但从主流看，它们始终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许多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由于它们的质料，决定了它们能在几百年、几千年后重见天日，成了考古年代学研究上的可靠资料。
旧时代的金石学家们虽然收集和著录了不少铜镜，但由于没用科学的考古发掘依据，只能从铜镜的形制、花纹、铭文和铸造等方面加以时代区分，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不少错误。《博古图录》将唐海兽葡萄镜定为汉镜即是典型的例子。《岩窟藏镜》关于铜镜的分类分期成就卓著，但缺乏充分的证据加以巩固已形成的体系。
关于铜镜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年代分期，是随着40多年来考古事业的发展而越如明确的。目前中国铜镜考古学断代的研究，以汉镜成果最好。这首先是由于南北各地大批汉墓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解决了汉墓的分期问题，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可分六期、广州汉墓分为五期。其次汉墓中随葬铜镜比较普遍，烧沟225座汉墓共出铜镜118面。这样，汉墓分期的解决，也就能明了各个时期流行的主要镜子，以及各类铜镜的先后关系。加上汉代铜镜中还有不少铸有年代的镜子，年代明确，便成了确定镜子铸造时期和流行年代的标准器。
由于以上这几种因素，汉代铜镜的年代学解决得比较好，科学性强，线索清楚，分期可靠。反过来，由于汉镜分期问题和发展序列的解决和确立，它就成为汉代考古断代的标准之一。在没有明确纪年物埋葬的墓中，由于有铜镜随葬，能够帮助人们去分析这个墓葬的下葬时代。镜子成了断代的标尺。
这里举的仅是汉镜的例子，其他时代的镜子虽各有不同情况，但在年代学上的作用则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新作用和特殊意义，是它们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对中国古代铜镜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估计，当然还不只这几个方面，而且即使在已提到的这三个方面，也不能详加述叙。那些没有提到的，例如中国各时代铜镜的铸造方面的特点、铸镜技术的研究，虽然也是很重要，但因更为专门，只待以后补充了。
三、古铜镜的桥梁作用
中国古代铜镜不仅在我国大量出土，而且在国外也有不少发现。它们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研究的课题愈益广泛和深入，凭借着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追寻中国古代铜镜的足迹，将踏上那黄沙滚滚的古代“丝绸之路”，奔向西方，我们探索中国古代铜镜的目光，将越过波浪滔滔的海洋，投向东瀛。
远播异域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它促进了我国人民和中亚、西亚及欧洲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铜镜特别是汉唐铜镜，也经过这条丝路运往各方。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如羽状地纹镜、山字镜、星云镜、日光镜、四乳四螭镜、规矩镜、连弧纹镜、盘龙镜和龙虎镜等十余种类型的镜子，这些镜类都是战国和汉代比较流行的镜子。隋唐时代的镜子也发现不少，如铸有“秦王”铭文的初唐镜、海兽葡萄镜、八菱形四鸟镜、三乐镜以及花卉镜、方镜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此外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出土这些镜子的地区也比较广、比较多，仅独联体境内，从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地区、中亚地区一直到黑海地区，有数十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中国镜子。
这些铜镜与“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其他文物一起，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瑰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在日本传世和出土的中国古代铜镜数量众多，这些镜子不仅成为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其中不少铜镜在日本历史和考古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出土和传世收藏的镜子中，从汉镜至宋镜都十分丰富。汉镜有规矩镜、连弧纹镜、兽首镜、夔凤镜、神兽镜和盘龙镜等。在中国唐代，日本不少遣唐使、留学僧、留学生远渡大洋，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各项制度，回国时带回中国的许多物品，当时很多的镜子也舶载到了日本。这些镜子有的一直珍藏保存传世到今天。如日本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正仓院收藏了55面镜子，铜镜占53面，计有海兽葡萄镜、素镜、螺钿镜、金银平脱镜、贴银镀金镜及其他各种纹饰的镜子。这些镜子纹饰华美，制作精良，其中许多是唐代舶载到日本的中国镜。这些唐镜有不少是铜镜中的珍宝，有一些是我国各地的博物馆中也没有收藏的精美藏品。你看那面贴银镀金镜，八菱花形，直径40．7厘米，镜背嵌入银板，线刻纹饰，主要部分还镀金。纹饰有山水、灵龟、仙人、凤凰、仙鹤、双龙、鹿、鸟。一仙弹琴，一仙吹笙，外区纹饰有孔雀、凤凰、八卦及40个字的五言诗。除传世的镜子外，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仅海兽葡萄镜就有十多个府、县、市出土。宋镜在日本也有出土，其中一些商标字号镜在我国国内还不多见，为了解宋代铸镜地区提供了新资料。
工匠浮海
“吾作镜真大好，浮游天下敖四海，用青铜至海东。”“镜陈氏作甚大工，型模雕刻用青铜，君宜高官至海东。”这两段文字是日本出土的一种被称为“三角缘神兽镜”上的铭文，说的是镜子质量好，其中都有“至海东”内容。
“至海东”是什么意思，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了三角缘神兽镜，而且这些工匠是三国时东吴的工匠。吴国工匠飘洋过海。东渡日本铸镜。此论一出，日本学界为之震动，因为这不仅涉及日本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而且为中日交往史以及中国铜镜发展史增添了新内容。
所渭三角缘神兽镜，是指铜镜边缘隆起，尖顶，断面呈三角形的神兽镜。这种镜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看法认为它们是中国三国时魏国的镜子。日本邪马台国使者到魏部洛阳，魏帝于景初三年（公元238年）颁布诏书，封该国女王卑称呼为“亲魏倭王”，并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铜镜百面。但是随着中日两国各自考古工作及研究工作的进展，对传统认识提出了怀疑和否定看法。有人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吴镜而不是魏镜，由中国南方舶载到日本，有人怀疑这些镜子是中国铸造的，一个最奇特的现象是：日本这类镜子不断出土，总数将近400面了，而在中国无论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都没有出上这样多的镜子，在中国无踪影可寻，难道是为日本做的“特铸镜”，都运到日本国了？
无巧不成书，在中国，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神兽镜（是平缘而不是三角缘）和画像镜的出七也呈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长江流域出上了许多神兽镜和画像镜，而北方黄河流域的曹魏境内都出土甚少，连平缘神兽镜都不铸造的魏朝，为什么送给邪马台国三角缘神兽镜呢？
争论还在继续，是魏镜还是吴镜？是在中国铸制的还是在日本铸制的？是否中国的吴国工匠“至海东”在日本铸制的？看来还难以得出多数人满意的结论。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受到中国铜镜的影响。
多谜之镜
中国铜镜纹饰的寓意和配置，至今还有许多不为人们所理解。战国的山字纹、汉代的规矩纹即是典型的代表，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种镜子，费了中外学者的不少心血和笔墨，它就是收藏家喜欢的海兽葡萄镜。
海兽葡萄镜多为圆形，主题纹饰是瑞兽和葡萄配置在一起，最典型的海兽葡萄镜多为兽钮，内区瑞兽攀援葡萄枝蔓，有的葡萄枝叶爬梁过顶，延至外区。外区亦为飞禽葡萄环绕。
宋《博古图录》称这类镜为“海马葡萄镜”，清人又有称为“海兽葡萄镜”的。本来它的主题纹饰瑞兽和葡萄扯在一起已够人捉摸的了，加之“海兽”、“海马”名称，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日本学者倒很干脆，将其誉为“多谜之镜”，更给它戴上了“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的桂冠，评价可谓不低。不管怎样，看来是将它与中西文化交流紧密联在一起了。
何谓“海马”，宋人没留下解释。早年有德国学者认为“海马”本是古代伊朗与祭祀有关的一种神圣植物。有的人则直接了当，“海马”就是“海外来的马”，有人认为在中国青海有一种能日行千里的“青海骢”，“海马”即是“青海马”的略称。但铜镜上的兽清清楚楚不是马的形态，清朝人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故改称“海兽”，仍然离不开这个“海”字。
至于为什么将兽和葡萄配置在一起，也有种种看法，这里不再一一介绍。简单说来，海兽葡萄镜在唐武则天时期最为流行，唐代国内外交往频繁，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纹样中有禽兽与葡萄组合的图案，中国的铸镜匠师们很容易把中国铜镜上传统的瑞兽纹样，和汉时已传入中国的葡萄及已在中国流行了一阵子的葡萄纹样，巧妙结合，形成了自己民族风格的图纹。
海兽葡萄镜是中外经济文化长期交往的成果，在中国古代铜镜中，它也是最具特色的镜子，尽管关于它的纹样、名称以及它与西方纹样的关系这些“谜”，人们还继续在“猜”，但它受到人们的重视则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