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盐业经营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虽然政府一直主张和实行盐业官营,但民间仍旧出了不少盐商大贾,犹以明清时期为甚。如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布衣盐商交天子
今日的扬州市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叫康山街。三百多年前,曾名噪天下的“康山草堂”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当时它的主人就是号称“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扬州盐商——江春。
江春字颖长,一字鹤亭,生于清康熙59年(1720),卒于乾隆54年(1789),原籍徽州歙县江村。他生于盐商世家,祖父江演、父亲江承瑜都是扬州盐商。家底甚为富足,少时好学,家人欲栽培其将来为官光耀门楣,他也勤于读书,22岁时参加乡试考举人,虽名落孙山,但于诗文上颇有心得。曾与当时名诗人齐次风、马秋玉齐名。有史书又称他长得体貌丰济,美鬚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故有不少文人墨客如袁枚等与之交往甚密。
乾隆早期时,当地官员曾举荐他做官,但因名额已满,终未被录用。遂弃仕途而继承家业,其行盐的旗号曰“广达”,因其勤于经营,又“练达明敏,熟悉盐法,”颇得当地监管盐业的官员器重,也得盐商们爱戴,遂被推为总商。一朝有权在手,他便大加施展经商才略,一时间成为扬州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歙县志》中称其:“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划深远。”
江春极会经商,数年间便富甲一方,于是建名园,购豪宅,为扬州一时之盛。其早期居所“水南花墅”,其中亭台楼榭、绿池花径,颇有雅情;又在东乡建别墅,谓之“深庄”;后移家观音堂,便又购明代状元、翰林院编修康海的故居“康山草堂”,并在其中增建许多建筑。其规模和工艺丝毫不下于当时的晋商之“大院”。另外他还在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于世,名《随月读书楼诗文》;因爱好玩乐,又专门建“秋声馆”,还在徐宁门外购隙地修射箭之所,人称“江家箭道”。他为名留后世,表现得很急公好义,建宗祠,盖书院,养老济贫,为时人所称颂。其财力之雄,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在位时曾6次南巡扬州,就经常居住在江春的康山草堂之中,还游其园林,留有诗作和题字。江春也乘机鞍前马后,扫除宿戒,为皇帝和朝廷服务,深得乾隆好感。如1784年正月,乾隆帝又一次南巡,当时的两淮盐政司伊龄阿奏称:“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指江春)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赍之用。”其个人就捐银30万两。此疏上呈后,乾隆批道:“不必复经伊龄阿,于山东泰安行在面奏。”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会见一个做盐业生意的商人了,这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殊荣!由此亦可见江春之财资和影响力。
乾隆帝好大喜功,在江南游玩之时耗费甚巨,江春为此出力不少,家财花费甚多,但乾隆高傲之主,自然也不会让江春吃亏。除给江家园林赐名题诗外,还赐金玉器玩,御书“怡性堂”额,加授布政使、奉震苑卿等衔,荐官至一品,后并赏借白银55万两,老年时,乾隆还准其进京赴皇家“千叟宴”,待遇和官职可谓居扬州盐商之冠,其以“布衣上交天子”之事也被传为佳话。
布衣盐商的经营手段
江春之为人,有儒风,懂经商,善交际,办事能力十分高强。这几点长处,使得他在盐业经营上如鱼得水,钱财滚滚而来,并且在两淮盐商中享有很高威信。分析其盐业经营之手段,大致有以下几点:
立足盐业宝地,占地利而为商贾
古代扬州是我国华北和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市镇,四方财源、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此地利之便实为经商之佳所,这首先催生了商业的繁荣。
而扬州商业的繁荣又首先得自于盐业的繁荣,这里距海不远,沿海所产之盐大都先汇聚到这里,再由这里发往全国。江春出身盐商世家,他的家族创业时从徽州“担囊至扬州”,见盐业有大发展前景,遂“用才智理盐策”,“数年积小而高大”,至江春时,由于其过人的经营才华,其家族终成为两淮盐商的翘楚。
地利是经商者发财致富之极重要的便利条件之一,关于此项本书前面已有不少表述,如范蠡、卓王孙等篇章都曾讲到,这里不在多说。
敢于冒险,善抓机遇
古代盐商都是以创办实业发家,在国家严格监管的情况下,盐商们需要打通各个渠道才能合法经营,所以盐商的创业自始至终都极富冒险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包含着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危机。但江春是个敢于冒险,善抓机遇的人,他既勇于进取,敢于冒险,又善于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一旦机遇出现,就大胆出手,若失败就吸取教训,从头再来,这种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坚韧精神,很值得我们佩服和尊敬。
敢于冒险,善抓机遇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对朝廷的大手笔投资上,据嘉庆年间成书的《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6次南巡驾临扬州期间,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估计其中江春至少占五分之一,实为清王朝效尽了犬马之劳。
但江春的投资并没有白费,他的大手笔惊动了乾隆皇帝,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巡盐御史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于是江春成了当时朝廷与两淮盐商之间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其商业也从中得利不少。
因商而官,以官养商
在中国,自古以来官商之间总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为一旦当了官,或者有官员有亲密联系,那么有等于有了权力去大手笔地做些有利益的商业活动。所以吕不韦才不惜血本地投资于异人,沈万三拼了老命去巴结朱元璋,盐商江春也不能免俗,他深谙官商结合能发大财的道理,于是他在经商过程中始终不忘和官府搞好关系,并且以大投资谋得官职。
在他的经商生涯中,他不仅遇上乾隆6次南巡,还有清廷数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的赈济等,每次的费用支出都很浩繁,江春虽家资巨万,但树大招风,每次都要出不少钱财,但他为筹措经费尽心尽力,出谋策划条条是道,很得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信赖。并且他也因商而官,以官养商,生意也越做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各级各地部门都有很多的官员因贪污腐败落马,也有很多大企业家行贿而被查办,而他们之间所进行的,无非是拼命为着自己捞利益的权钱交易,有权就想捞钱,捞钱就得有权,这些因素使得官员与商人互补性地走到了一起,要杜绝这一存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现象,就要杜绝廖现象产生的根源,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灵活而沉稳的商业交际手段
江春在经商方面有狡黠而不失诚信,大胆而不乏沉稳的个性。这种个性使他无论在经商上还是在求官上都能顺利达到目的。
扬州有一个形容江春灵活应变的传说即反映了他的这种个性,即江春“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该故事出于《清朝野史大观》。据说有一天,乾隆在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忽然对陪同官员说:“这里多象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江春听在心里灵机一动,连夜派人搬运食盐,用盐包为基础,以白纸扎为表面,从而在一夜之间堆起一座假塔。第二天清晨,皇帝开轩一看,只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以为白塔是从天而降,吃惊不小,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尽管只可远视,不可近攀,但乾隆不无感慨地说:“人道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
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又在堆盐塔的位置上赶建了一座白塔,以示自己没有欺君蒙上,此塔即为现今之扬州瘦西湖白塔。
找到靠山——与皇家关系密切
江春与皇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无非是要找到经商和家业的靠山。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在场伺候,徘徊接驾,跑前跑后,花钱如流水。但同时朝廷也待他不薄,他也受了乾隆的许多恩赐。
据史载,乾隆帝在金山游玩,曾经让江春陪行,并把自己佩戴的荷包赠送给他,还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成为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另外诸如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柱杖等物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50年(1785),朝廷在北京举办“千叟会”,特邀江春兄弟赴宴,并予赐杖之荣。而他最感荣耀的事是乾隆帝两次“赏借”给他55万两帑银。所谓帑银,用盐商的话说就是“万岁爷发的本钱”,供周转用的。尽管帑银是要还的,但获利还是很多的。
由于与皇家关系密切,江春之盐商地位不可动摇,故能担任两淮总商前后达40多年。乾隆27年(1762),江春又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这样江春既是商人,又是儒者和大官,集三者于一身,由于官不是实缺,故江春在很多场合是以儒者面貌出现的商人。江春能“以布衣上交天子”,也充分体现了其杰出的经营和交际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