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道路，有人认为是臂膀，有人认为是效益。而对一个考生来说，朋友往往就是信心，就是动力。
大约四五年前，我和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闲聊。他说，高考期间同学和同学之间变得非常冷漠，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敌视心理。即使平时关系铁的不能再铁，他也不会告诉你一条有用途的信息，借给你一本有价值的资料，更别奢望向你传授学习方法、学习诀窍和学习经验了。仔细想想，这种现象也不奇怪。谁都知道，考场就是战场。凡是战场，就都是你死我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你帮助了谁，都等于帮助了对手，帮助了敌人。
听了这个考生的话，我的周身顿时感觉凉飕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类似高考这样的竞争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不敢想象人和人之间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事实上，并没有这个考生说得那么可怕，至少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实，不管何时何地，人间自有真情在的。
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我女儿就结交了两个小女孩。她们同班学习，同室就寝，同桌吃饭，一天到晚形影不离，即便是放假在家，每天至少也要通个把小时的电话。
看着三个孩子如漆似胶。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很宽慰。女儿刚刚开始独立生活，身边有两个知己，相互体贴、相互照顾一下，家长会免去很多牵挂。不敢想也没想到的是，高考期间她们却能相互鼓励、相互鞭策着，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顺利地跨过了那条独木桥，迈出了人生可喜的一步。
三个孩子在学习方面，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爽爽英语出类拔萃，明明是数学的尖子。我女儿呢，语文比较过硬。进入总复习阶段后，随着学习任务的日益加重，她们先是在口头上相互鼓励、相互加油。继而，又别出心裁地草签了一份书面契约。
那份名为《相约北京》的契约，有作息时间，有学习规划，还有互助措施，洋洋洒洒竟用了两张稿纸，最后是三个人郑重的签名。也许她们制定此契约的初衷，就是想在一座城市里上大学，将来之不易的友谊延续下去。之所以把这座城市定在北京，也只是心中的一种向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三个孩子考进了三座城市，一个也没能进京，但这个契约却对她们顺利的升入大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知是不是天意，她俩的强项恰恰是我女儿的弱项，我女儿的强项也正好是她们的弱项。从此，爽爽每天都给我女儿规定必须背几个英语单词，练几段英语对话。明明每天也规定我女儿记住几个定义，演算几道习题。我女儿呢，也每天规定她们或是温习语法或是练习作文。
当然，这件事是我高考以后才知道的，那个契约也是高考以后才看到的。
女儿说，没有这个契约，至少是她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考上大学。英语多得了多少分，数学多得了多少分不说，还改变了她睡懒觉的毛病。有时真想赖在床上多躺一会，可是一想起那契约，就得咬牙爬起来。否则，在朋友面前就没信义了。
我说，人家都说考场就是战场。你们这样做，就不担心被朋友竞争下去吗？高考可是冷酷无情的，它决不会顾及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女儿说，高考就是优胜劣汰。所谓升学率，说穿了，就是分母和分子的关系。胜者为分子，败者为分母。我们相互鞭策、相互帮助，就有可能都成为幸运的分子。不然，就有可能都沦为悲哀的分母了。实践证明，也确实是这样的。何况，朋友嘛，即使真的有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公平地竞争下去了，这个人不但不会后悔，还要为她祝福呢！有一首深受听众喜欢的歌，不是这样唱的吗：只要你过的比我好……
我刚想表扬一下这几个孩子的远见卓识和侠肝义胆。女儿又接着说，朋友之间的契约，老爸，你可能猜不到还有一个好处。
我说，什么好处？
她说，就是一种动力呀，假如这个契约，是家长或者老师什么制定的，就变成一种压力了。
实际，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女儿她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它就是体现了人世间的温暖。
当时，我想。
老考生小考生
一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太奶奶级的年迈妈妈，迈着蹒跚的步履伸着颤抖的双手，正在为至少也是老教授样的儿子整理着背包；一位满脸朝气长发飘逸大姐姐状的母亲，迈着轻盈的步子舞着灵巧的双手，正在为顶多小学生样的儿子检查着用具……
读者诸君，不要以为这是某个老电影里“送子上前线”的画面，而是记者用摄像机采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两个镜头。尽管两个儿子年龄相差好几辈，两个母亲的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送他们奔赴高考的考场。
随着大学的扩招，很多条条框框被砸碎。其中，也包括年龄的限制。按理说，这本是一件好事。既体现了国家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又能推动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然而，凡事都得有个度。如同没规矩就不成方圆一样，无度也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家有考生，近年来我十分关注高考的动向，渐渐地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年幼的考生一年比一年幼，年老的考生一年比一年老。比如上面我所说的这两位，前者已年逾七旬，后者才芳龄二六。
望着他们踌躇满志走进考场的背影，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既为他们默默祝福，又替他们感到悲哀；既渴望他们榜上有名，又巴望他们名落孙山。
那位长者按年龄，起码可以做我的叔父。尽管都子孙满堂本该颐养天年了，还有没有必要和那些孙子辈的孩子们去竞争有限的大学名额？考上大学后，家庭和国家都要花费不少的资金，有没有价值？我不想、也不便去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此时，我只想对这位娃娃考生的家长，进言几句。
坦率地说，我看到这个小考生的时候，脑袋里立刻浮现出了记忆深处的一件事。
四年前，某地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以570多分的成绩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消息传出，众多新闻媒体蜂拥而至。这家说他是“天才”，那家称他为“神童”。总之，倾尽了溢美之词。四年以后的今天，这个孩子又成了多家报刊关注的焦点。只是“天才”、“神童”之类的字样不见了，而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原因是毕业考试他除了英语勉强及格外，其他所有的科目均为零分，已被校方勒令退了学。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他用一道数学等式总结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即：看书+发呆。这个看似简单的公式却道尽了他四年的辛酸和无奈。由于和同学年龄差距太大，根本无法交流，更不要说交什么朋友了。有时同学们在一起闲聊，他一走过去，大伙就会以“少儿不宜”把他哄走。他想和别人交谈，别人也一律把他的话视为“童言无忌”。久而久之，他只好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过起了看书+发呆的公式生活。更可悲的是，他被退学后，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想打工体力活干不了，脑力活又无文凭；自学再考吧，因是拔苗助长成长起来的，知识层又严重断裂。尤其地理知识匮乏的要命，不知道长江、黄河在何处，连首都北京在地图的什么位置都浑然不晓。有位专家说，他这种结果是生理、智力和心理发展严重不和谐造成的。
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如果走进大学可能更严重些，因为从年龄来讲他比那个孩子还要小两岁。
18岁就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诺伯特·威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发出了呼吁，神童不一定为社会所需。他们中的一些人脱离了现实、社会，变得很艰难。但愿这位娃娃考生家长能仔细回味一下，这位著名“神童”的经验之谈。
如果这两位老考生、小考生真的如愿以偿了。我觉得惟一的一点儿积极的意义就是，为我们当前的高考模式敲了一个警钟。他们告诉人们，不管你年龄大小，也不管你经没经历过12年寒窗之苦，只要你肯死读书、读死书，又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就能走进大学的殿堂。
政府也要有颗平常心
女儿中考的时候，面对熙熙攘攘的陪考人群，浩浩荡荡的陪考车辆，我曾触景生情地写过一篇题为《陪考》的小随笔。在那篇文章中，我借用了一位做纪检工作的朋友的一句话。他说，现在公车私用最多的时候，一是结婚，二是考试。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欣喜地看到，至少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里，由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扣照、罚款、通报批评、行政处分等一系列措施，结婚时的公车已经基本杜绝。而女儿高考那天，我却悲哀地发现，陪考的公车不仅丝毫没有减少，而且大有增加的趋势。
一样的公车私用，源何遭遇竟如此大相径庭？
也是这位做纪检工作的朋友向我解释道，性质不一样嘛，这也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本无可非议，也是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聪明之举。可我们的这种“重视法”，是否过于形式化、概念化、表面化了呢？
就拿一年一度的高考来说吧。这项工作，本是国家机关千头万绪工作中的一项，充其量算做重要一些而已。而有些政府部门却非要把它搞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森然壁垒、神乎其神不可。
考试时，仅仅为陪考的公家人、公家车开开绿灯行行方便也就罢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决不只是这些。几乎所有考场的上空，都高悬着“重中之重”和“压倒一切”之类的巨幅标语；几乎所有考场的周围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几乎所有考场的附近都待命着特种车辆，几乎所有的考场门口都蜂拥着各路新闻记者……知道的是在考场，不知道的一定是以为在迎接什么贵宾呢！
事实上，得到贵宾般待遇的考生，并不买这个账，也领这份情。那句“受宠若惊”的成语，就形象地概括了他们的感受。为了创作这篇小文，我曾做过一次小型的社会调查，在接受调查的近二十名考生中，除了一人以为我是政府官员或新闻记者，带着复杂的表情绕路而去外，其余的人都一致认为政府的这样做法，只会给他们增加精神压力。有个小女孩说的非常具体，说她又是看心理医生，又是服“定心丸”的。结果，全白忙活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情绪，一见这阵势就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我女儿的心理素质很好，从小到大校内校外的考试经历过无数次，从没晕过场、怯过场。高考结束后，她也对我说，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吓得连腿都不知怎么迈了。
我家对门的孩子，是个小留学生。大学，是在西方一个国家考的。她说，那个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一年要为教育投入多少多少亿巨款。教师的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出多少多少倍，学生上学不仅分文不花有的还能得到丰厚的奖金，而高考时和咱们国家却恰恰相反。不要说标语高悬、警察出动，有时连报纸电视都不报道一下。继而，她又说，那个国家每年都有几次高考，如果像咱们国家这样兴师动众全力以赴，国家机器早就瘫痪了。
听着那个孩子的话，我暗暗庆幸，多亏咱们实行的是一年一考制度。否则，国家机器不说瘫痪，也很难正常运转了。
据说，几年前，某偏僻山村在高考期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家老少三口人，于光天化日之下两死一伤在一伙凶残的歹徒手里。就在犯罪分子们，即将逃之夭夭之时，有个村民骑着摩托车到只有两千米之隔的派出所去报案。不料，偌大的派出所里竟空无一人。敌强我弱，赤手空拳的村民们无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犯罪分子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地钻进了青纱帐。事后，村民们愤怒不已，便联名上告公安部门失职罪。令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接案者竟慢条斯理地说，那天警力都到高考现场保驾护航去了。并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们，你们说说高考和破案哪个重要？憨厚的村民不知如何做答，只能面面相觑。他又说，案子可以慢慢地破，坏人可以慢慢地抓，而高考这边出了问题，就无法弥补了。不但领导的政绩要大打折扣，也有损于整个地区的形象。说得村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默默地收起了起诉的状子，不得不以“大局为重”了。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接案人还是蛮率真的。他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暴露了一些领导如此重视高考的初衷，也道出了某些地区之所以屡屡集体作弊的谜底。
心理学家早就做过论断，高考要想考出好成绩，考生要有一颗平常心，家长更要有一颗平常心。我想，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是否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考生的角度想一想，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