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先生被绑架之后，汽车夫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将情况汇报了荣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非常震惊，也非常意外：“父亲平时行为内敛，并不与人结怨，不可能有人对他下毒手的。”于是他肯定，这是一起绑架勒索案。荣尔仁将几位分厂经理请到内室商议：“到底是哪路飞贼下的手呢？”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道：“不管哪路人马，我们都不要惊动他们。只要荣老板肯出钱，我们不需要官方介入。”
大家商量半天，觉得上海最有势力的黑帮老大不外乎就是黄金荣和杜月笙。荣尔仁一边派人到黄、杜二府拜访，一边安排下人，全城搜查信息，并留专人在家等电话。不多时，荣家就接到电话，荣家必须带100万美元来赎回老爷子。接着，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也接到要挟电话，要他们尽快筹钱。第三天下午，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也接到绑匪电话，钱的数目可以减少到50万美元，在两天内送到，否则就撕掉“肉票”。
为了能尽快侦破这起大案，上海警察局安排大量侦探在荣宅附近监视，荣家的电话机上也装了窃听器，一旦有电话过来，警察局就能第一时间捕捉到。
5月25日，绑匪约定下午在蒲石路与荣家主人碰头，并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当他们电话刚刚接通时，警察局便捕获这个消息。于是，警方派遣10多名老练的侦探在蒲石路埋伏等待。其实，蒲石路并不是一个寻常地方，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公馆就在这里。汤公馆警卫人员见有大批便衣警察埋伏在周围，于是将情况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二话不说，调来一支军队保护公馆。蒲石路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当绑匪来到时，感到情况不对，掉头便跑。警方没有抓住他们，但将荣家公子的车扣押，并将里面的25万元美金扣留。理由是私自与绑匪交易违反法律。警方又派人到荣公馆搜查，这样一来，荣家上下更加惶恐不安。
荣家上下更加坚定不让警察局调查的决心了，但因为绑匪说过，他们是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毛森派来的。毛森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也积极行动起来。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密谋，处长毛森抓到了一个名叫黄绍寅的人。经过审问，他曾在浙江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是黄金荣的门生，但两人并没有来往。当时出示“红色硬卡”的人就是他。但他只知道荣德生先生被送到沪西去了，其余一无所知。
毛森马上作出部署，封锁上海各车站码头，看到可疑人就抓，确保荣老先生还在上海。另外，他派了大批便衣在黄金荣黄公馆巡视。黄金荣马上大发雷霆，说蒋委员长是我的门生，我会给他脸上摸黑吗？毛森迫于面子，将便衣部分撤离，但他的手下依然对钧培里和黄家花园进行暗中监视。黄金荣一看，便衣队走了，但还在监视自己，不由地叹息一声：“自己名声太坏，不是自己干的，别人也赖到我头上。”于是他决定，将这个案子调查清楚，还自己清白之身。他命令手下所有门徒，“打听荣德生先生的下落”。
不久，有人前来报告，荣德生先生已被绑到杭州去了，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听说袁仲抒已携妻子到杭州了。黄金荣认真思考，决定找从前帮自己寻找到美国飞行员的“双枪”黄八妹。这女人是太湖游击队队员，现在是吴兴县参议员。黄八妹接到黄金荣的信和金条，决定再帮他一次。之后，黄金荣就打电话给毛森：“我们已知道主犯袁仲抒在杭州，我的清白之身很快就会证明。”此时，毛森也抓住了另一个重要犯人骆文庆。审问之后，他才知道黄金荣与案件无关，撤除了便衣对黄公馆的监视。
但此时，荣尔仁一直在与杭州的袁仲抒联系，双方约定时间。在神州饭店316房间，商量将50万美金交给绑匪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经理吴志刚的事。5月27日上午9时，詹荣培与吴志刚在劳工医院8号病房接头，并获得50万美金。当天夜里23时左右，荣德生老先生被送回家中。
事情解决了，但警察局方面却很没面子，新闻报纸上一片嘘声，指责当局无能。为了挽回面子，当局代表毛森找到黄金荣，请他帮忙破案。黄金荣非常生气：“你们不是说是我干的吗？今天怎么又来找我？”毛森百般赔礼，黄金荣才指了他一条路子：“你们去杭州找‘双枪’黄八妹，她能找到。”毛森听完，高兴地离开。因为他的一个手下叫黄炳炎，认识黄八妹。短短几天时间，15名绑匪全部被抓获，8人被判死刑。
案件破获之后，上海人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点信任感。但就在这时，前线传来一个个战败的消息，让上海人开始憧憬：共产党要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时日不远了。
随着战场的扩大，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的国库已告罄。物资储备没有了，但法币的发行量却有增无减。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总量高达600多万亿元，500元大钞都出现了。随着蒋区的日益狭小，滥发巨额法币的范围只能局限于上海等少量大城市。由于法币无止境地发行，它的兑换价值已低于其本身成本。如一担米卖到5833万元，一个大饼值3万元，百元纸币只能当作冥钱和手纸用，甚至乞丐也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
法币信誉一落千丈，于是金钱黑市买卖越来越猖獗，沪市金融家们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对黑市交易进行狠狠的打击。
打击令传达下去之后，当局就向市场抛出200大条（200两）黄金作为诱饵，有钱人必须通过购买一种名叫“源通行”的纸券来兑换黄金。同时，他们派出大量经济科便衣警察，一看到黑钱交易，警察便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没收，并受法律制裁。为了彻底打击套汇活动，金融管理局还查封了提供金融消息的电台，局内统一设立信息电台。
一系列动作之后，管理局查封了40多家商行，并冻结了它们的资产。
成绩渐渐出来了，但是，到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的继续贬值和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顿时成为热锅上的蚂蚁。在当时，中国城市物价涨落都被上海牵动，只要上海稳定下来，全国基本上都能安定。为此，蒋介石多次找到黄金荣、杜月笙，请他们帮忙想办法，稳定上海物价。此时，黄金荣与社会接触较少，已不了解情况，而杜月笙明白，上海物价已无法控制。
黄金荣为了在总统面前好好地表现，他特邀杜月笙找了一批经济专家和权威商人，一起商量整顿上海物价的事情。一番商量之后，大家得出一致意见，先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批法币回笼，市场才能稳定下来。黄金荣与杜月笙非常高兴，将计划汇报了来上海视察的孔祥熙，他连声道：“好！好！”过了一会儿，他低头轻语：“那南京方面手上能用的东西就更少了。”
蒋介石很快就下令执行，但物资一出，便被从南京赶来的商人抢购一空，上海商人根本没有机会出手。物资被抢完了，但上海游资又已雄厚，全国物价还在飞涨。于是，蒋介石又出了一招。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达“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收藏的金银外币和珠宝首饰，全部交出，一律兑换成金圆券。这是蒋介石的一剂强心针，旨在挽救濒临死亡的经济。金圆券发行头两天，市场并没有什么波动，但到第三天，市场上物价飞涨起来。为了挽回这无药可救的经济，蒋介石派经济专员俞鸿钧和自己的儿子、经济副专员蒋经国前往上海坐镇，稳定市场。
事实上，俞鸿钧知道上海经济不能挽救，于是他不出面，凡事都由刘攻芳代为办理。而蒋经国却急着想表现自己。一到上海，他便组织一批信仰“三民主义”的热血青年，建立起“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他们在全上海大范围地搜集违法违规的情报，并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者。
在蒋介石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的前夕，蒋介石特地邀请杜月笙到南京商谈，要杜月笙去那里支持政府的“币制改革”。杜月笙与之谈笑风生，回来后，他受到万人拥戴，一时风光无限。
黄金荣知道后，心中非常难过：为什么蒋总统请杜月笙而不请我？再者，你杜月笙回来也不来我府上汇报情况，难道我就低于你不成？
黄金荣整天在想办法，决定让蒋总统治一治杜月笙。谁知，机会真的来了。当蒋经国到来时，黄金荣的手下就告诉他：“杜老板知道‘币制改革’的消息后，让他儿子杜维屏暗中抢购囤积物资，套购黄金美钞。”黄金荣一跺脚：“你杜月笙才是破坏党国的一只恶虎啊！”这次，蒋经国又来，他决定向他汇报，让杜月笙吃次苦头。
黄金荣派人到蒋经国那里下请帖，但蒋经国却道：“刚才杜先生也来邀请，我都回避，实在是工作太忙。对不起了。”黄金荣心不死，又让他的门生、被聘为“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评价委员的黄振世请他。这回蒋经国又以工作不便为由回绝。但黄振世笑道：“既然去黄公馆不便，那就去我‘振社’一聚吧！别人不会说闲话。”蒋经国不得已：“好吧！我就去‘振社’瞧瞧吧！”黄振世高兴而去。
第二天，黄振世在家准备了两桌酒席，12点钟左右，一辆乳白色轿车缓缓地停在门前。没有想到，里面出来的竟是吴绍澍和蒋恒祥。黄振世非常失望，但还是笑脸相迎接。吴绍澍与之握手道：“黄委员，蒋副专员临时有事，所以让我们来叨扰贵府了。”黄振世道：“来者都是客，难得能与两位一聚。”大家说笑着进了大厅。在席上，大家只是哼哼哈哈地说着，两小时后，黄振世便将他们送走，并没有说起杜月笙的事。
黄金荣得到消息后，非常失望，坐在烟榻上不停地抽烟。当他点上第三筒烟时，灵机一动：“能不能请大少奶奶出面，志清的交际手段很高明，小蒋也许会来。”黄振世点点头，出去将事情告诉了李志清。她莞尔一笑：“等着好了！”
第二天，李志清果然将蒋经国请到黄宅中，黄金荣坐在下手，当上了配角。首先，蒋经国向陪坐在旁边的李志清表示了“打虎”的决心，并询问上海交易所的情况。李志清不阴不阳地道：“交易所是杜家人说了算，所有事情都由杜三公子维屏管理。我儿子申请个经纪人执照，要花10根条子。后来与杜家爷叔好说歹说，才花了5根条子办成了事。”
蒋经国听了，并不说什么，只是点头。回家之后，他当即就让人调查杜维屏投机倒把的情况。没想到，杜维屏果然做了违法勾当。几天前，他在交易所外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800多股。于是，蒋经国就以“连续非法交易，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将杜维屏拘捕。
杜月笙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想了半天也没有办法救出自己的儿子。
9月下旬的一天，救儿子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蒋经国召集各行业巨头开会。在会场上，杜月笙当场揭发了扬子公司大量囤积货物的事情。说完后便愤然离席。蒋经国马上宣布，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他决定第二天就办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但是，在宋美龄的斡旋下，蒋经国并不敢放手办他。
一天，蒋介石找到蒋经国：“扬子公司的事，你就不要追查了。”
“为什么？”蒋经国皱眉问。
“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一番话平息了蒋、孔两家的一场争斗，但让蒋经国三个月来的“打虎”成绩化为了泡影。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上海，到南方执行任务，“打虎”工作就此结束。
但杜维屏还在监狱里，事实上，商号投机倒把者成千上万，做得比杜维屏大的大有人在，无论蒋经国怎么扩大事态，也不能把杜维屏判死刑。经过法院审判之后，杜维屏被监禁8个月。杜月笙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法院只好判处杜维屏6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
黄金荣非常高兴，盛赞了儿媳李志清。但是，黄金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作为。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耍手段了。
第三节悔罪书不尽
杜月笙与蒋经国闹僵之后，曾想利用扬子公司老板孔令侃囤积居奇来挑拨蒋、孔两家的关系。好在宋美龄从中斡旋，才让一场家族斗争被化解。事实上，杜月笙并不想在正面与蒋经国为敌，因为他在上海发展，必须倚仗蒋家势力。就是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杜月笙也不敢背叛蒋介石，因为正是他，亲手导演了一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认为共产党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1949年4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书记邓小平的指挥下，沿着西起鄱阳湖口，东至江阴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渡江作战。之前，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文，要求其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但蒋介石予以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于4月21日强渡长江。两天之后，南京被攻破，国民党政府老巢被捣毁，与此同时，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在丹阳积极准备进驻上海。
此时，上海爱西路十八层楼公寓的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他睁大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前面的窗户，坐椅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部硕大的收音机。里面的声音非常清晰，播报着一条条关于前方的战况新闻，“23日晚，共军已经攻入南京城，蒋总统已离开总统府……”老人长长地叹息一声：“想不到我杜月笙精明一生，却要死在共产党手上。”此时，他在努力地听着，希望能够听到一条“好消息”，让自己留在上海，继续做他的“大亨”。但是，一夜过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好消息。
4月27日，春天的细雨已风情万种，但它再也不能给杜月笙带来什么好感。这一天，他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带上一家老小，还有与他同居的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和秘书、随从，一起上船，然后他亲自去黄金荣家，悄悄地道别，全家一起去香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