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杜月笙走了，王晓籁走了，金廷荪也走了。黄金荣坐在公馆里，喃喃地道：“走了！都走了！”说着，他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黄金荣也知道，如果自己不走，那共产党一定不会放过他，他从前做尽坏事，杀共产党员，与工人作对，而且做黄、赌、毒生意，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想了很长时间，他还是动了动臃肿的身体，凝望着窗外的霏雨，轻轻一笑：“走？我是不会走的。”
他之所以不走，一是因为他已经八十多岁的人，活不了几年；再者，走了之后，如果在途中突然生病，死在了轮船上，那不是没有善终？想到这里，他就下定决心：不走。此时，黄金荣还想到杨虎对他说的一句话：“你不要怕，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他们说，只要你以后跟共产党走，他们可以既往不咎。你还怕什么呢？”黄金荣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说词而已。真正说起大道理来，自己还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听了这话，心中倒还舒服了许多。
黄金荣坐在公馆内，正在揣测自己的未来时，章士钊走进黄公馆，跟他说：“你放心，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我们一定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先生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能轻举妄动。”黄金荣很是感动，当即回答：“我是快要进棺材的人了，我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死也会死在上海的。”
5月24日，城外炮轰得越来越紧，几小时之后，解放军成功攻占上海。
既然决定留下，而且要和人民政府站在一边。于是他开始积极活动起来。首先，他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国民党的一切财产叫弟子做成报表，通过杨虎，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之后，他又把400多名洪帮头目的名单整理出来，交给了地下党。这些资料的献出，为人民政府后来安定上海局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让自己的弟子不要助纣为虐，帮助国民党分子逃离上海前进行大屠杀，积极掩护地下党出城，能帮助就帮助，能支持就支持。从而为自己留了条后路。
忙完之后，黄金荣回来看家人。一进家门，发现家里空荡荡的。原来儿媳李志清已卷走黄家的金银财宝逃去香港了，后来她又辗转去了台湾。
上海解放了，人民从此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上海再也不是官僚和资本家的天堂，而是普通老百姓的乐园。
1950年，为了表现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黄金荣拿出5万元买了当时的公债。但是，自从李志清卷走所有家产之后，黄金荣的生活捉襟见肘，越来越困难。他只好让手下程锡文到香港找杜月笙，让他借10万元补贴家用。
1950年2月，程锡文找到杜月笙，但却让他非常失望。一见面，杜月笙便道：“你找大少奶奶，她现在很阔绰。”程锡文只能原路返回。黄金荣心不死，又让秘书写了一封密信，让程锡文送去香港。大概内容是：“现在我派程锡文来港，是请你借10万元钱，用以追回刘裕章的欠款，务必请协助解决为荷。”
原来，黄金荣、杨虎、程子卿三人与法巡捕房总监乔辨士一起做过军火买卖，一批军火销售给了军火商人刘裕章，欠款还没有给。
程锡文带着信来见杜月笙，在途中，黄金荣又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请杜月笙帮忙追回欠款之事。杜月笙无法，只是给了程锡文5万元，打发他回来了。
1951年8月16日，一场强台风掠过香港。这场台风将香港吹打得像一个刚从深海打渔归来的妇人，显得极其疲惫。此时，坐落在香港坚尼地公寓18号的杜公馆里昏暗一片，死亡的气氛笼罩在房子上空。在上海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大亨杜月笙在此与世长辞。
杜月笙死后，他的家产被小老婆们全部瓜分，他的弟子和老婆将他的遗体送到台湾，葬于台北南郊的一座山上。这样，杜月笙就再也不能回老家上海了。他的遗言也没有实现。
与杜月笙相比，黄金荣就要幸运得多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见黄金荣的确有悔改之意，于是让他的“大世界”、“共舞台”继续经营。面对这一切，黄金荣非常感恩。为了表示对人民的诚意，他于1951年5月20日，向人民政府上交了他的《自白书》，并在《文汇报》上发表。其言词恳切，足见他的悔改心。主要内容是：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表舅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师傅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杜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才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
黄金荣写下这份《自白书》，可见他已痛改前非，顺应时代潮流的决心。黄金荣是一个帮会头子，他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他自己也认为，识时务者方是俊杰。
第四节斯人长已殁
黄金荣发表《自白书》之后，全国乃至海外反响非常巨大。在旧中国，民间一向都是以帮会方式组织团体，而黄金荣是上海帮会的总头子，他发表《自白书》，无疑是对帮会势力的彻底打击。由于没有了靠山，上海帮会势力渐渐瓦解。在人民政府的管理下，毫无作为。上海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自发的帮会退出历史舞台。这都有黄金荣的功劳，总老头子“金盆洗手”，手下也就“立地成佛”了。
根据黄金荣自己的推断，能向人民坦诚地交代一切，自己就没有罪名了。但是，《自白书》一发表，上海市民就愤愤起来，他们纷纷致信上海市公安局，揭发黄金荣的罪行，要求政府从严查处黄金荣。
由于信件数量非常大，所以笔者不可能一一罗列出来。但我们不妨看看上海贸易信托公司的一名职员写来的检举信，他说：“见报刊载有黄金荣自白书一则，他竟轻描淡写地希望人民政府予以宽大，查黄金荣的罪恶，更是远胜于最近处以死刑的匪徒、恶霸等不知多少倍。他是上海万恶社会形成的第一罪人，在国际上，他也是有名的帝国主义的工具；广收门徒，创造恶势力，一贯欺压人民，手段卑鄙，到处招摇是非，包揽诉讼，仗势凌人，门徒罪恶皆以他一言蔽之，谁敢说不字呢？蒋匪介石也是他的门徒之一，因此更可任意胡行，当大革命宁汉分裂以后，蒋匪所谓清党时，黄金荣与杜月笙即在上海捕杀了许多爱国志士，血腥的事实众所周知，我们能忘记吗？”信中还说，解放前黄金荣与人民作对，解放后依然这样。在处死的恶势力头目中，几乎全部都与他有亲缘关系。
某中学的一名老师致信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时这样写道：“黄金荣太不坦白，他的罪状太多，这样轻描淡写就算了，有这样便宜的吗？”
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检举信，上海市政府认真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宽大黄金荣。因为要想稳定上海局势，非得利用黄金荣不可。黄金荣也积极配合。
1951年5月中旬，在陈翊庭的陪同下，黄金荣亲自来到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将自己的《自白书》呈献给了军管会首长粟裕和盛丕华，两位在办公室里对黄金荣进行了训话。黄金荣坐在那里不时地颤抖，再也没有当年威风凛凛的模样。
黄金荣交上《自白书》，与陈翊庭一起下楼，两人刚到楼下，陈翊庭发现自己的皮包丢在楼上。他请黄金荣站在原地，自己取皮包回来两人再一起回家。黄金荣站在那里，并没有大的反应，只是魂不守舍地点点头。
一会儿，当陈翊庭下楼时，发现黄金荣已经不见踪影。四处打探没有发现他，于是陈翊庭直奔黄公馆而来。原来，黄金荣交上《自白书》之后，唯恐情况生变，便匆匆忙忙地跑回了家。
这几天，市政府门前聚集着大批市民，要求政府严惩黄金荣。黄宅外面也时时有人叫喊。黄金荣落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随后几天，曾经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反动骨干几乎被全部枪决。黄金荣发表《自白书》的第九天，“小八股党”得力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法庭提审，其子叶麟根到场控告父亲逼死其母和舅父的罪行，最终，叶焯山被判处死刑。
7月26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决。28日，叶焯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迫害越剧名伶筱丹桂的恶霸张春帆和“小八股党”成员马祥生双双被送上刑场。
消息传开之后，黄金荣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在房间里不敢出门，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害怕自己什么时候被人民政府抓去，将自己拖到枪决的刑场上。不过，人民政府并没有这想法，他们依然对黄金荣秉承宽大处理的政策。
黄金荣越想越怕，最终只能躺在床上，但他心中的恐惧还在刺激他站起来。他坐在太师椅上也不想站起来，站起来也不想挪动脚步。渐渐地，黄金荣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家人要送他去医院。但他轻轻地摇手，已说不出话来。从他满脸凄凉和痛苦的表情能看出，他想一个人坐在钧培里公寓里，静静地死去。因为这里有他一生的荣耀。
外面，已是风起云涌，但黄金荣脑子想不到那么多，也感受不到这种气氛。他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只是一个旧上海敢打敢拼的匆匆过客。这一切过去之后，他的生命也将结束。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已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的医生应黄金荣家属的请求，给他打了强心针，但依然无济于事。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八十六岁。
黄金荣死后，杭石君（大世界经理）、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金荣大戏院经理）等17人在钧培里1号黄公馆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摆了9桌丧宴。20日当天下午，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就报告上海公安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申请更改大世界负责人姓名。
比起其他两位大亨，黄金荣还是幸运的。张啸林为日本人卖命，甘愿当汉奸，于1940年8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密谋暗杀，这是罪有应得。而杜月笙于1951年8月16日客死异乡，年仅六十三岁，后来遗体还受尽颠簸，来到台湾，葬于台北市汐止镇大尖山墓地，根本无法实现他“死后葬于上海高桥杜氏祠堂”的愿望。至于黄金荣，他不但活到八十六岁高龄，而且能守在上海故土，总算“善始善终”。在黄金荣死去的那天，上海市面风平浪静，只有复兴公园——这个曾经挂过“中国人不得入内”和“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内”的园规的法租界顾家宅公园——门后挂出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硕大的五个字——黄金荣死了。这就是全上海敢于公布黄金荣死讯的唯一的布告牌。
黄金荣死后，黄家生活一天天拮据。为能有个好的生活。黄家人找到章士钊，章士钊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了黄家经济困难的问题。在潘汉年亲自处理之下，黄家的财产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黄金荣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在旧上海，这种性情汉子不少，但能像黄金荣这样，从一个裱画学徒，一步步走到巡捕房，然后统领全上海黑势力的人，非常少见。他的一生就像夜空里的一道星光，只有在最黑暗的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美。的确，一个传奇已经过去，一颗流星已从天空中划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