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剪辫子的“辫”字，研究起来还真有意思。“辫”，由两个辛字裹挟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辫子，同时，也意味着自顺治帝剃发蓄辫至二百多年后的“辛”亥年，其中涵着该是有了汉人“辛辛”苦苦地围剿着“辫”、终结着“辫”的时候了。
最终，把男人头上的累赘的辫子解放了。
可是，唯有国学老先生辜鸿铭教授还拖着辫子走进北大教堂，一看学生乱糟糟的，“啪”的一声，他怒吼道：“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是吧？！”又说：“你们头上剪掉的只是有形的辫子，我的心里剪掉的是无形的辫子，孰轻孰重，你们晓得吗？晓得的上台来讲。”
自此，没有哪个北大学生再敢放肆。
另一个国学大师王国维更绝。当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时，这个在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他，就想邀罗振玉等清朝遗老一块寻死，以为奇耻大辱，但因家人阻挠未果；到了1927年6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上时，这位拖着辫子的王老先生竟然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嘱，在慈禧住了多年的颐和园内了断了殉清的佳话。
另，女人却有留辫子的特权，它是女人永恒的、优美的辫子。辫子，成了女同胞姐妹的专利，有首叫《小芳》的歌曲，很有点像是咏叹调，体现出当今男人的对女人的羡慕与赞叹：“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听了，还真令人羡慕，引起无限的遐思。
另外值得回味的，却是无独有偶：那个向皇帝建议蓄辫的姓孙，而向国人下令剪辫的也是姓孙；那个广东人、基督徒洪秀全在南京颁发《蓄发令》，而同样是广东人、也是基督徒的孙中山，他也是在南京颁发《剪发令》的。
看来，辛亥年的“辛”不仅与“辫”子息息相关，因此，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首先革的正是给国人带来耻辱的“猪尾巴”一般的辫子。辛亥的辛，当真是辫子的重大克星。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在其《辛亥革命》一书有一张1904年身穿日本学生装、剪掉辫发的光头相片，并题照一诗：
中原王气久消磨，
四面军声逼楚歌；
仗剑纵横摧虏骑，
不教荆棘没铜驼。
1904年写的题剪辫诗，离辛亥革命尚有七年，但作者却算定“四面军声逼楚歌”，这句意味深长。“军”，革命军；“楚”，楚国，而湖北武昌首义正是在“荆楚”重地。
看来，历史当真是有着像李渔所说的那样，的确有它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指使。
看来，满清帝国在这神秘的力量面前，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土崩瓦解了罢？
至于剃发、蓄辫，或断发、易服，或剪辫或蓄辫或又留辫，这都有它历史的定数，或日必然与偶然。一位古罗马哲人说“人是政治动物”，他有着自由地选择如何生存得更美好愉悦的权利，反之，则是落后的。“落后就挨打。”因此，人欲得到政治上的美好愉悦的生存权利，他便有可能去推倒不美好愉悦的政治，而辛亥革命厌恶满清帝国的专制政治，甚而厌恶到非要先断发易服不可的地步，也当是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又是个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话题了。
总之风俗的变更关联着一个朝代的命运。那么，接下来要讲的，便是动了大清国本的废除科举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