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是清帝国相当重要的一年。
一方面是，民间反政府组织出现了三个会党联合推翻满清帝制的同盟会组织，而政府却出台了一个动摇自家国本的重大举措，即“废科举”。
过去，科举制对新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一些洋务派人物和维新人士对此也多有抨击，但还没有哪一个人敢斗胆正式地提出废除科举。
可是，科举制度像一只破鞋一样，终于被慈禧太后扔到了街上。反对扔掉的人虽然很多，不少人想捡回来，却又不敢去捡——张之洞放话：“如再有请复科举者，从重严惩！”
于是全体国民几乎失语。
因为张之洞掌握了话语权，没人敢再公开表示，只能贴耳私语。
只有辜鸿铭还敢说几句，他是新学的反对者。他觉得这些讲新学的人“像《圣经》里说的：如瞎子引导瘸子。孟子以其无可辩驳的方式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些人指引这种治国之术的‘新学’的滑稽之处在于，这些有教养的人，还包括他们当中的精英，这些帝国中的精神贵族，提供的不单单是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坚守着他们的‘新学’，坚定不移。在我看来，只有1900年的义和团的疯狂才能与新学的精神错乱相提并论，新学提出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如同当今人们在中国看到穿着欧洲人衣服的中国人一样。”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认为：张之洞所要的教育体制和“目前欧洲现代半教育制度的一般产品——实际上乃是魔鬼化身。魔鬼最显著的特性，正如我们从弥尔顿那里所得知的，其积极面表现为：高傲、狂妄、自负、野心勃勃、放肆、不服管制，根本不承认和敬畏道德法则或别的什么东西。
所有这些特性，你们都可以在不完善的现代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强悍的性情粗暴者的话。魔鬼本性中的消极面则表现为：卑鄙、无情、嫉妒、猜疑以及对人、人的本性和动机乃至通常一般事物的悲观主义。
所有这些特性，你们同样可以在现代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的一般产品中找到，如果你碰巧遇上一个性情软弱的话。”
在同一话题里，他还鄙视在张之洞他们提倡新学背后给力最足的张謇，认为“新的体制培养出来的或钟情于‘新体制’的有知识的人——像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荣膺过‘状元’头衔仍现任农贸部长张謇，他现在也是新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对文化却已完全丧失了热情，只是对铁道、采煤、探油、兑换业务，即只是对那些带来现钞的东西怀有巨大兴趣。”
“至于中国的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须得殚精竭虑，其知识能力确实仍能得到锻炼。”
然而，反对新学，维护科举的声音已经像是微弱的煤油灯。
或许，因为科举闹过不少悲剧，或许，“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余秋雨语）。”
其实，这话也不是余秋雨那样所说的。
早在1901年，慈禧太后受到八国联军的惊吓，准备实行新政，要朝廷大臣和各省督抚提出改革意见。湖广总督张之洞“闻鸡起舞”，急忙写下《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还拉上老搭档两江总督刘坤（1830—1902，湖南新宁人，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签名敬呈。奏折上讲到为了“保卫国家达成盛治，没有人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有关新学的四条意见：
1．设立文武学堂；
2．酌改科举中的文科；
3．废止科举中的武科；
4．鼓励出国留学。
在就第二条上，张之洞认为：
科举一事，为中国自强选拔人才的第一大事。现在时局艰危如此严重，断不能不对之酌加改革。改革章程的宗旨，在于引导考生重视研究各种有用的学问，同时又永远不荒废对《四书五经》的研习。
四年后，即1905年，极力倡导“新学”的张之洞联袂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抚、将军会衔上奏慈禧，要求立即停开科举。这些现任高官大员警告：“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
慈禧接到高端汉官这样的奏请，她不会不慎重斟酌，她应该记得七年前的康、梁变法，改变科举办法，废止了八股，因而使应试举人失去取得出身的“敲门砖”，于是他们纷纷强烈反对，这也是当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原因之一，慈禧在政变成功之后，又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于是政局稍安。如今这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又炒起现饭来了，这饭还能香吗？值得再去碰吗？慈禧为此权衡了许多时日，觉得举人在京会试，终究会闹出问题来的——她领略过众所周知的康有为、梁启超师生曾率一千多举人的请愿活动，自此，天下就没个安宁的日子了。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件好事。于是，她才下决心颁诏宣布废除科举：
自1906年起，全国停止乡、会试，生童岁科考亦停，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
但她或许不曾想到：对废除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是划时代的政治文化事件。
当时有人认为：
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但也有人看到、并预感到：
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统治的传统基础士绅阶层开始分化，新式知识分子开始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加快了传统社会系统的解体。
辜鸿铭也是看出了满清有被解体的问题来了的，他说废除科举，“将是一个大灾难”。只不过是“这些人打着‘新学’、进步、自由与共和旗号的事物”而已，让慈禧太后无动于衷也是不行了的。他甚至由此固执己见地认为：
“满清是民主的，中华民族从来都是民主的。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现过专制的时期，就是秦始皇统治的时期”。
辜鸿铭的武断固然不可理喻，但他反对新学、反对废除科举的问题上，是有他一定的成见——对主张废除科举的袁世凯、端方，是不看好的。
譬如袁世凯，他就认定他是“中国群氓的化身，他在首次维新运动之时就出卖了同党”。像这种人也配谈“废科举”？这是他不服气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在民国元年时，写过一篇题为《雅各宾主义的中国》的文章上说：“就像我说过，五年前我所预言的大灾难，现在到来了。……真正的灾难是这样一场革命竟以袁世凯成为共和国总统而宣告结束！”
辜氏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超前的、等同于“先见之明”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