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暗淡，风光不再。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不把李绅逐出京城就迟早有被反攻的危险。李绅唯一可以依靠的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形成。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此后，裴度请求入朝面圣。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
高潮迭起两派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使皇帝头痛。譬如在平藩镇势力的战争中，牛僧孺一党主张息事宁人，不同意挑起战端；李德裕一党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势力。在边防安全问题上，李德裕一党主张用武力平靖边患；李宗闵则主张怀柔让步，以求边防安定。后来发生的"维州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党重视革除旧弊，弘扬新法，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而牛僧孺一党则主张稳妥为上，维持现状。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就想方设法贬逐另一方。今天李党逐牛党，明朝牛党逐李党。好似小孩压跷跷板，一会你上来，一会他下去。李宗闵被贬剑州后，心中岂能自甘，便千方百计用金银珍宝打通权阉王守澄的关节，又入朝当上吏部侍郎。后听说由于裴度举荐，李德裕即将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为相，这对自己无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举荐自己为相。王守澄要怎么样说李德裕的坏话才能让文宗信服呢？对李宗闵会说些什么呢？王守澄果然不负所托，攻讦李德裕虽才华横溢却嫉贤妒能，营私结党，是朋党之争的罪魁祸首，不能重用。极力举荐李宗闵为相，说他熟读经史，处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来，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体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难得的清官；且为人老实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闵十分慎重，赞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争战。这样一可使百姓远离战争，安居乐业；也可使国库不再因平藩之战而耗费钱粮。这些话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觉得李宗闵还是长于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绪，同时慑于王守澄的淫威，无可奈何地决定任李宗闵为相。李宗闵达到目的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当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李德裕排挤出去。此时李听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师，义成军缺了一个主官，李宗闵便以义成重镇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将掌理军政大事为由向文宗推荐李德裕。此时的文宗心里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会不得安宁，只能将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热的李德裕派出去任义成军节度使了。当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排挤走李德裕，李宗闵开始培植亲信，将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推荐为兵部尚书。此时，恰巧也有一个职位空缺出来，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闵力荐、王守澄帮腔之下，未费吹灰之力的继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稳被逐走，牛僧儒一样未坐稳却又一次高升，牛李党争的嚣张，已经是不避人耳目了。李宗闵、牛僧孺在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同时，不断地借故生非排除李党官员，即使对贬到义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寻找时机再贬到更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兵部得到西南边地发来的告急文书，说西川节度使郭钊身染重病，难理军务，请求朝廷派员替代。牛僧孺、李宗闵闻报大喜，立即面奏文宗，请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钊镇守边关，防御南诏。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这样的人才去守边，便欣然应允。并召德裕进京，面授旨意，设宴饯行。李德裕当然知道这是牛党在打击自己，但也只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后，他先拜访郭钊，探病问候。接着整治军纪，训练士兵，修葺城墙，囤积粮饷，使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南诏闻之胆寒，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郭钊把这些详尽奏报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称赞裴度慧眼识人。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却被宰相牛僧孺说成："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随意"的一句话，文宗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和晚清时候的中法战争差不多，得胜的中国人还不得不向法国赔款，作为主帅的李德裕当然愤恨交加。后来，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说牛僧儒借着这件事在排挤李德裕，才使文宗开始疏远牛党。但因为有宦官的从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还是在轮流地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了，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察暗访，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地回击。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内）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张仲武联合讨伐。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真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但是大唐王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其实，牛党和李党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在争夺。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
余韵流响随着宣宗彻底驱逐李党及李德裕的去世，牛党重新掌权。牛李党争几十年成为了过去时。但这种拉帮结派、打击异己的作风并没有随着他们远去，而是持续到唐朝覆亡。只不过它转换成了传统模式的士人与阉宦的斗争，一样的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二位。文宗时的李训与仇士良之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例，昭宗时宰相崔胤和权阉韩全诲的斗争就已是典型，为避免重复，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讲述。
4.乘危弄权---阉宦之徒
做天子，九五之尊，威柄独操，生杀予夺，风流快活，似乎是一个人人艳羡的职业。然而他们大权旁落，废立因人，饱受奴欺，甚至是命丧人手的时候，也许又没有人再嫉妒。谁都不会甘做亡国之君，但历史的选择和个人的资质是他们逃不脱的宿命，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任人摆布的窝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