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二编人世里的无可奈何---大唐王朝的谢幕晚唱(4)

唐朝后期，在藩镇勃兴、宦官干政的同时，朝廷里的官员们还在热闹的搞着党争，最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牛李之争"。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东汉的党锢、宋朝的元祐党人、晚明的东林党，都属于这种类型。党人大多都不是奸邪小人，但党人这顶帽子却是被政敌打击的最好武器。同时，一旦结成党派，往往将党派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利益，意气用事，把道德标杆摆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以此来衡人，因而往往有正人良臣因为些须小事不慎，就被无限上纲上线，加以攻击，造成国家的损失甚至是混乱。这不能不说是结党带来的最大弊病。所以钱穆先生曾说："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唯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钱穆·《国史大纲》）此论诛心。牛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穆、敬、文、武、宣五朝，闹闹嚷嚷了近半个世纪，其余韵流响甚至与大唐王朝相始终。党争的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政坛上此起彼落，大唐帝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围绕着他们展开，当年的刻骨铭心，永不宽恕，没想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帷幕初张元和三年，唐王朝像往常一样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举，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中唐几十年党争的祸源。和进士科不同的是，制举考试登科就可以授官。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针砭时弊、议论风生，被主考官韦贯之列入上第。这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他泪流满面地向宪宗控诉牛僧儒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李吉甫是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最倚重的宰相。宪宗下令免去了参与复核卷子的裴、王涯的翰林学士，裴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牛僧儒等人也不得不陆续离开了长安，栖身藩镇。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李吉甫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落。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成为了新一轮的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群体中，有一位没什么政绩却胸怀险恶的配角---李逢吉，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的天子李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他的想法洞若观火，伺机反攻。元和十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长期的战争使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

在延英会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抓住机会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由力劝宪宗罢战。这时，裴度清醒地意识到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之人只能是他。所以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几年来，官僚们喋喋不休地争吵和让人伤心的推诿已让宪宗早已厌烦了。裴度的主动请缨使他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李逢吉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宪宗的暴卒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新星。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账。而是让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及第。段文昌、李绅大怒，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绅一边。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证实钱徽舞弊的同时，也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其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撰、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皇帝好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没有听从，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后来成为牛党实际领导人的李宗闵从此同李德裕也结下仇怨。我们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上升，是离不开李宥的赏识的。但和李宥的私人关系中，还有一位十分亲密的人物，就是曾为天子老师的李逢吉。他开始悄悄地为自己重掌大权进行谋划。这时，摆在他面前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宿敌裴度；另外一个就是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李逢吉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他来说，在一场鹬蚌相争中扮演渔翁的角色更为合适。长庆贡举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失去了本来已经到手的功名，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李宥看在裴度的面上，仍然赐给他进士及第。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裴度父子的尴尬处境。双方的矛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迅速表面化。此时的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廷凑、朱克融。他上表李宥，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表面上看，裴度占了上风。但是，旁观的人都清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李宥很不高兴。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又正在用兵，不得不作出让步。李宥感到自己被裴度政治讹诈了。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是李宥的赏识。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不久就升任为宰相。紧接着，爆发了于方事件。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于是就有投机人于方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贿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李逢吉深知机会来了，立即指挥同党向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紧接着，其同党又坐实元稹欲图行刺者即为裴度。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李宥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参鞠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这表明，李宥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结果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奥援，卷土重来未可知。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唐朝的这些官员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无顾忌地闹着党争，干着拉帮结派的活计，唐朝的安稳已被置诸脑后，有这样的群臣，亡天下还会远吗？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账。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账本里有清楚的记载。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朱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李宥笑了。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他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这样，李逢吉不仅褫夺了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怀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