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为了谁而改变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与人交往中，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都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立场，那么，她的工作就会变成被人操控的无聊事情，不但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更会让自己心情低落，或者变成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特色的可怜虫。
要有自己的看法
梁思成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和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徽因不仅思维活跃，对待事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她还能坚持自己的见解，并说服别人，让人信服。
1949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示。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了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工作，同时，梁思成还担任了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
但是，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侨胞设计的九百多件图案，都没有被选用的，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
林徽因说：“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它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一个政党的主张。中国的国徽要有中国的特征，政权的特征，形式也要庄严富丽，应该表现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商标只是商品的标志，它只具有商品注册的意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必须加以区别。”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还找出一些国家的国徽，一一说着这些国家国徽的历史和代表意义：“你们看这只国徽，是爱尔兰的……”林徽因还找了一些古代的铜镜、玉环、玉璧等工艺美术作品，作为参考资料，从中启发灵感。
国徽审查小组要求在国徽图案中有天安门图像的意见。林徽因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便派人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还好当时营造学社藏有测绘天安门建筑的图纸，有百分之一比例和二百分之一比例的天安门立面、平面、剖面图。
林徽因认为，在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立面图，可以使比例尺寸严格正确，同时在视觉上可以让人感到天安门广场的广阔深远。她还建议，把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有整体上的开阔感，构图也比较稳定。她在工作中，在讨论问题时，从不轻易妥协。
不轻易为了谁而改变
于是，在绘出一张又一张图纸，经过一场又一场争论后，大家的设计思想越来越明确了。林徽因始终主张，国徽应该放弃多色彩的图案结构，采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象征吉庆的颜色，用之于国徽的基本色，不仅富丽堂皇，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讨论当然是激烈的，观点与观点的碰撞，美与美的较量，稍有不坚定，就会被别人的意见左右，但林徽因一直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她对于美，对于国徽所代表的意义，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和昼夜奋战，一枚定型的国徽图案诞生了。图案外圈环以稻麦穗，下端用红绶带绾接在齿轮上，国徽中央部分和下方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上方绘有金色浮雕的五星，衬在红色的底子上，如同天空中飘展的五星红旗。整个图案左右对称，庄严肃穆。林徽因提出的意见大部分被大家接受。
后来，经过些微的修改，在图纸上首，林徽因用红纸剪了“国徽”两个字，图的下方写了“国徽图案说明”：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并设计的国徽图案。当掌声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病弱的身体，已无力支撑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答谢了。
开国后的第二个国庆日，病骨支离的林徽因，由梁思成、莫宗江陪同来到金水桥头。仰望着城楼上悬挂的国徽，林徽因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这是她用自己的骄傲捧出的辉煌。
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轻易为了谁而改变自己，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尤其是对女人而言，我们容易被他人影响，被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人所左右，最后连自我也失去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是输是赢，总能保持自己的身份和尊严。
费慰梅小百科
费慰梅（1909～2002），原名威尔玛·坎农·费尔班克，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父亲坎农博士在20世纪初任哈佛大学生理系主任36年。1931年从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艺术史系系主任36年。1931年从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艺术史系毕业。1932年独自一人去北平与未婚夫费正清结婚，在中国期间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结为好友，他们的中文名字便是梁思成所取。1942年1月起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并一直在华盛顿工作，直到1945年5月被派往中国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先在重庆，后来去了南京。返回美国后，费慰梅出版了为他们夫妇二人的终身好友所作的传记《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1984年，又出版了她作为编委的梁思成的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2002年4月4日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家中平静地过世。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人不一定非要找到最优秀的伙伴，但一定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的鼓励和激励能令你在理想的路上走得更远，而不会轻言放弃。
志同道合的朋友
朋友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在北京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当时，有一批文坛名流巨子经常在这里聚集，如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等，他们在这里谈文学、说艺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捧一杯清茶，吃几块点心，时光就这样在智慧的碰撞中缓缓流淌。林徽因一直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读诗，辩论，她的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
她的优秀也正是因为有这群朋友的欣赏和激励。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受中西文化教育长大，两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林徽因。她是个诗人，是个建筑学家。这样拥有多侧面多方位文化的林徽因，融入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京城一幅独特的风景。
林徽因是新月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当时经常过来聚会的还有新月社的诗人们，也有《晨报》副刊的编辑和作者，当然更少不了林徽因、梁思成在建筑界的朋友和同仁。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大都在少年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知识，出国留学，又得到了西方文化的滋润。因此，他们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又对西方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朋友要多，也要有质量
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说：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张奚若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早年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是一个非常直率而重原则的人。他的性格在圈子里是“完全西方”的，他坚持“述而不作”，一生只写过一篇政治学论文《主权论沿革》，但却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受到敬重。
金岳霖精通英文，习惯于用英文思考哲学和逻辑学问题，但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濡很深。他对中国山水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还酷爱京剧，家中收藏有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自己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他还喜欢斗蛐蛐比赛这种游戏，他认为斗蛐蛐涉及技术、艺术和科学问题。
陈岱孙是一位高大、严肃、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钱端升对国际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明晰的见解。李济曾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这时期正领导着中央研究院考古所对殷墟的发掘。
小说家沈从文是梁家的常客。他创作的湘西风情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吹送着一股新鲜而强悍的风。林徽因非常喜欢沈从文小说的风格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尽管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距离她的生活是那么遥远。
这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士绅之家，家学渊源使他们自幼熟读经书，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他们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视野开阔，抱负远大，其人格构成和知识构成都有着传统士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型质地。
交朋友和下棋一样，棋逢对手才能下得更有乐趣，甚至成就经典棋局。人与人的主张和追求不同，是不会走到一起的，更不会成为朋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知己就是志同道合者。只有共同的志向，才能把彼此联结在一起，那才会长久，才会牢靠。否则，即使成为朋友，也难以长久。
费正清小百科
费正清（1907～1991），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学习中文，其间在北平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识并引为知己。1935年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后数次被派往中国。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48年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与赖肖尔合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临终前两天将《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交付出版。
一定要有个好闺蜜
女人一定要有个闺蜜能讲出你的故事，说出你的情感烦恼，在人际关系和工作生活等方面，无论你碰到了任何难题，闺蜜那里总是最好的疗伤场所。
唯一的女性知己
1932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