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简介
1931年出生于宁波，1949~1951年就读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先后任校对员、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从1980年起，进入《读书》杂志，1986年1月~1995年12月退休前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并兼《读书》总主编，退休后亦一直活跃在出版界。
导语：前《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七十多岁了，人称“沈公”。尊崇他的人说：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熟悉他的人说：他不知道有多迷人，女的迷他，连男的也迷他。而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良老年，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骑一辆破旧永久，出入饭局，贩卖资源，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亦乐乎。
在中国有着这样一份刊物：70年代末，它创刊之始就提出“读书无禁区”的理论，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它聚集了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这就是《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曾经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声音的理想之地，它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在80年代它一直被认为是一本先锋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典范。在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迎来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春天之时，《读书》应运而生。
沈昌文就是这本杂志曾经十年的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
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沈昌文。
许戈辉：您真正把自己的精力还有热情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来，是不是应该从创办《读书》开始？
沈昌文：《读书》杂志是1979年4月创刊的。1980年5月份，上面把我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
许戈辉：对了，您好像不是《读书》杂志最早的主编。您前面还有两任，就是还有两位比您资格更老的。
沈昌文：不止两位了，包括吴彬，都比我老。当然了，杂志是老前辈创办的，陈原、陈翰伯、范用，是他们创办的。主要的执行编辑就两位，一位叫史枚，一位叫冯亦代，他们年纪都大了，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变成名人了，他们要做的事儿多了，于是要有一个人去主持日常工作。
《读书》的成功难以复制。那时候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读书》是由时任国家出版事业局局长的陈翰伯发起并扶持起来的。主持商务印书馆的陈原担任主编，范用、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于光远、夏衍、黎澍等十四人组成编委会。这些屡经沧桑的老人们是知识精英，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当中有的人编辑过30年代的《读书生活》，有的主持过40年代的《读书月刊》，大都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他们因每期杂志的选题、定位、文风等大小事情而聚在一起讨论，有这些在中国文化界名噪一时人物的共同努力和扶持，这本杂志的定位与风格如今就被确立了下来，那个年代越来越久远，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而在《读书》的历史上，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许戈辉：这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沈昌文：当时都在破除禁区，当时已经提出科学无禁区，这个是上面认可的。当时《读书》杂志第一期主稿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中宣部的，很解放思想，他写了“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你们没有经历过，当年是连《安娜·卡列尼娜》都买不到啊，所以呢要破除禁区，让这些东西放出来。那么无禁区是《读书》的一个编辑改的，据说改的就是那位史枚先生。史枚先生当时任《读书》的副主编。那么和我有关系，就是到以后，做检讨都是我做的，因为后来我主持工作了，上面批评了，做检讨，要一个党员去，那当然是我了。我主持，所以我经常去挨批。
许戈辉：那做检讨，您做出什么经验来了？
沈昌文：我觉得当年做检讨，我是立了一功了。我承认我们有种种不对的地方，做检讨必须要承认错误，可是不能承认自己有根本立场上的错误，只不过是水平不高。
许戈辉：是不是因为您的为人，还有您的这个处事的方式，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您自己的周围？也团结在这个《读书》杂志的周围？
沈昌文：对。事实上很简单，连批评你的人，他也懂这些，是不是啊。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认识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都应该相信。我又要用政治语言了，有这些信任，才有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我又把不住要拍马屁，真是要命。
许戈辉：那您是哪一年真正担任主编的？
沈昌文：1986年1月，我担任主编。
许戈辉：《读书》杂志的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大家是怎么样一个思路把这个风格确立起来？
沈昌文：应该说是一创刊就开始确立了。说实话，连我都不能适应，因为我是做政治宣传出来的，我喜欢听话的。可是《读书》杂志一出来就有一种特别的主张，这个主张连我都很惊讶，所以一到那里，我觉得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但是慢慢我能适应了。
40年代，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张，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70年代末《读书》创刊，重续了他们的主张，确立了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创办思想评论刊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能够把《读书》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代人精神的引领，这其中沈昌文功不可没。
沈昌文：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发现，我们当时批评卡尔考斯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列宁老用一个理论来批判他们，说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跪着造反。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讲了一点所谓第二国际的特征，就是讲了一点不同的话，自己认为造反，实际上是跪着造反，完全不触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叫他们修正主义。
许戈辉：后来我看到您还专门在文章里写过，您是很提倡这个跪着造反的。
沈昌文：我觉得受了启发了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干吗不跪着造反呢。就是说，我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不反对共产党，可是我有不同意见，我提出来了，那不就是跪着造反嘛。根据列宁所说，跪着造反就是维护这个制度。
许戈辉：但是跪着造反，听起来，完全是有点两面派。
沈昌文：我想，我只能做两面派，我甚至欣赏这个两面派。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人生很好的解释，所以我就一针见血，我赞成你，我就是一个两面派。所以我心里得到平安了，别人再三说我，我有一点没改变，就是我没反过党。我自己没什么想法，我支持有很好意见的人发表这些主张，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它是两面派或者一面派都可以。我觉得这样使得我的心灵得到安慰，这种安慰一直到我现在。
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之间，《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沈昌文曾经担任了《读书》十年的主编。多年后，人们评价说，他主持的《读书》杂志，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阵地，是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
沈昌文：我从编杂志的时候就深刻地感受到，你要相信读者比你聪明。我们的读者相当有智慧，我经常发表一个人家觉得很荒唐的意见，现在办报最有意思了，你到不可讲的时候，你用一个什么办法，你讲德国的经验，你讲欧洲的经验，你讲这个秦王朝的经验，你讲什么，然后大家得到启发，于是觉得有改革现实的必要。
每个月25日，是Service day，即读者服务日。和读者的交流探讨，是沈昌文在80年代最大的娱乐活动。他创办《读书》杂志读书服务日，并提出“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四个服务日口号。
许戈辉：所以我相信在《读书》的十年，应该是您觉得最带劲儿的十年，是不是？
沈昌文：所以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在我编《读书》的时候，我从哪里得到力量的呢？是读者来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很多读者来信。有时候我讲了一个拐弯曲折的话，其实这话不是我讲的，或者多半是作者讲的。远在千里以外的一个县城的中学老师，给你寄来一封信，表示会心，表示懂了，我看了多高兴啊，所以这就是力量，这是给你一种信心，给你一种力量。我们这些做传媒的就靠这些。所以我们《读书》杂志后来就是，不参加任何评奖，我觉得我已经有最好的奖了，我干吗去参加评奖？评奖麻烦。比如说我告诉你有一条《读书》是评不上奖的，因为《读书》不用阿拉伯数字，都用汉字。
许戈辉：这个也是评奖的标准吗？
沈昌文：那当然了，国家规定用阿拉伯数字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印刷出版物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啊，必须要用阿拉伯数字的。
许戈辉：但是这个是小节呀，在这样的细节上面，小事上面，你为什么那么执拗呢，你反倒很倔了？你为什么不要一点阴谋啦？
沈昌文：这当然要坚持了。不改损失也很小嘛，最多是评不上奖，而我本来就不想去评这个奖嘛。我有那么多读者的来信，而且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奖了，我的印数，每个月都上去。我接手的时候是两万，我移交的工作的时候是十三万。
许戈辉：今天的三联书店，和以前的这个结构布局是一样的吗？记得当年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设计师来设计。
沈昌文：嗯，基本上一样。这里都是学术的书。
沈昌文的家很小，二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屋，他的书房几乎摆不开我们的摄像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沈昌文开创了《读书》杂志的辉煌年代。他推崇的外行办杂志的理念影响深远，而他却说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得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许戈辉：您为什么主张应该由外行来当编辑啊？
沈昌文：不是主张由外行。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特别内行，因此对别的事情必然外行，你说一个事可能样样事情都内行吗，不可能的。这个谁说过这话，我引不出话来了，越是专家越傻帽儿……
许戈辉：这一定是您说的，这不像别人说的？您又想推卸责任。
沈昌文：可是编辑样样都要接触的呀。你说我是历史编辑，你今天编的是宋史，你也许下个月变了明史了，明史你懂吗？中国史也许你都懂，而哪有一个出版社保证不编外国史呢。因此我提出一个当编辑的，要有基本上的掌握材料的本领，特别是要懂得，我用了一个时髦的词，敬畏作者。最近“敬畏”两个字老提，敬重的敬，害怕的畏。因为作者是专家呀，他一辈子是搞宋史的，他可以说对明史不懂，他可以说对外国史不懂，他就是搞宋史。你对他必须要敬畏。我说我去指挥他怎么可能。
知道分子是沈昌文欣赏的一个词，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而他这个知道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敬畏，也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许戈辉：但事实上作者是很敬畏你们的嘛，因为觉得生杀大权在你们手里。
沈昌文：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联系作者也这样，还保持这个习惯，我要跟哪一个作者联系了以后，我头天必须看看Google，以便他明天说的话我能理解。这个作者最冒火的是什么呢，他跟你说了半天学问，你没听懂，你给他做了一个傻帽儿的回答，那是这个作者最冒火的。你讲的话，你能听懂，不但表示Yes或者No，而且许戈辉一讲这个主张的时候我就说，许小姐，我知道你去年2月28号那篇文章里边就讲到过。许戈辉一听了肯定高兴，这个沈昌文真是值得可交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许戈辉：我也基本上明白了，就是用您特别喜欢说的一句比较时髦的词，就是一个编辑，他不需要是一个很专很专的知识分子，他只需要是知道分子就可以了。好像您就总强调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道分子。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年代。1931年，父亲去世的时候，祖母和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三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沈昌文的父亲是一个旧式家庭的没落子弟。由于吸食鸦片，在沈昌文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童年的生活很艰辛，沈昌文做过佣人伺候过有钱人打牌，为交学费给资本家做过假账，在首饰店里当过学徒，做过摄影师，专门在影楼里为模特拍照……二十岁以前的生活俨然是上海的一个“小瘪三”。
许戈辉：我听说您小时候还在银铺里做过银匠，是这样吗？
沈昌文：我是很苦的，我的父亲据说有钱，我也不知道，据说我的家族有钱。从我记忆开始我家就是穷的，因为我父亲是抽大烟的。我才知道大烟为什么在当时的上海泛滥。据我祖母讲是当时的有钱人家要让孩子抽了大烟，这个孩子才会不变坏。所以我用一句语言现在叫作，学音乐的孩子不变坏。在当时是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
许戈辉：为什么呢？怎么会呢？
沈昌文：我祖母跟我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家产如果很多的话，孩子只有嫖跟赌才能把家产败掉。那么抽了鸦片，不嫖、不赌了，他的生活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了。我父亲就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也没了。我想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因为家产还需要管理了。
沈昌文的朋友这样评价他，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他的“雅皮风致”与“慧眼人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沈昌文在文人圈里颇有人缘，他那外圆内方的处世方式为他赢得了推崇，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从小在上海底层的生活。
沈昌文：回来到上海，我就不叫沈昌文了，我就不姓沈了，我姓王了，所以我有很长时间叫王昌文。我原来叫沈锦文，锦绣河山的锦，后来改成王昌文，可以说我是上海最穷的人。我住的房子，你们大概难以想象，上海叫棚户，那些房子全是临时建筑的，全是木板钉上的。所以我就记得我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木板看街上那些木板不钉上的房子。
许戈辉：那就是木板还有缝，是吗？
沈昌文：是啊，一两年以后木板就有缝了，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看街上，那有乐趣得很。祖母同我母亲经常的家教就是，必须跟好人家的孩子打交道。我比周围的工人还穷，可是家里不许我跟工人子弟打交道。所以我参加工作以后，当年我要经常自我检查、自我批判。我自我批判的内容就是说，我看不起工人阶级的孩子。可是现在，真糟糕，我现在发觉我的思想有点回潮，老觉得好像这样还给我一条出路。许戈辉呀，你发现我会有很多缺点，可是有一条优点你以后会牢记不忘的，就是无论在哪一个场合跟你打交道，我嘴巴里很少有脏词。那就是孩子们从小训练，上海的孩子这样，北京孩子这样，动不动，不论高兴不高兴，都要用一个脏词，这个词我没有，家里禁止我讲。
许戈辉：你真的就学过那些做首饰的一些具体的工序，是吧？
沈昌文：对，我不是做得很好。为什么不是做得很好呢，因为后来我上过初二。初二居然上过一个月，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不久就表现了这个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