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怎么表现法呢？在银楼里边有什么表现的地方呢？
沈昌文：那很多了，我待会儿告诉你。接着就很快地叫我管账了，叫我学习管账，就等于是做秘书。我给老板写信，那么我有多方面的才华，在当时不得了啊，才华横溢呀。
许戈辉：那时候你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吗，觉得自己才华横溢？
沈昌文：我的才能就是说，首先I can speak English。我这个English到什么程度呢，我从one能讲到eleven，twelve我还不认得，可以eleven and one。1945年3月24日开始做学徒，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很多美国兵到了上海，上海有一种妓女是专门接待他们的，当时就是我们叫作咸水妹，就是英文当时翻成咸水妹。咸水，因为水兵，咸的水。那些咸水妹老是敲美国兵的竹杠，要买首饰到我们这儿来呀，有些要想办法做成功这个买卖。
许戈辉：这简直就像你们的托儿一样。
沈昌文：我的那些师兄弟都不大敢跟他们接触，我很小，年龄小，可是我敢接触。
许戈辉：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才华就显示出来了。
沈昌文：我有才华，而且我很滑头的。我去跟人家请教，看见美国兵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怎么说，后来我一说这个美国兵都愿意到我这买东西。
许戈辉：你怎么讲的？
沈昌文：（英文）你叫美国兵，叫他们总统的名字。哦，这美国兵高兴死了，我叫他罗斯福先生，杜鲁门先生，所以这买卖就肯定能成功了。所以看见高鼻子，远远就叫，美国兵就过来了，这种都是取巧的办法了。
刚刚解放时，沈昌文抱着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打算，报考了三联书店，不曾想却因学历低吃了闭门羹。命运阴差阳错，三十多年后的1986年，他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许戈辉：那你如果要是他很得意的一个学徒的话，那个老板有没有想过说把女儿嫁给你这一类的事？
沈昌文：你怎么知道的？实实在在要把他女儿嫁给我。到了1951年3月，六年以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想把女儿嫁给你。
许戈辉：这是艳福啊，那你以后就应该是这个银楼的老板了。
沈昌文：1951年，银楼还有老板吗？我的天啊，如果有老板我大概就娶了吧，当年我是一心向往革命。1949年北京解放了，这儿叫西总布胡同29号，这儿的一些楼过去就是三联书店。后面那个楼过去也是个平房，很有名的，叫韬奋图书馆，现在没有了，是用邹韬奋先生命名的一个图书馆。我1951年3月到北京的时候，这里还都是办公室。到了1951年8月，三联书店就归并到人民出版社，这个地方就改成住家了。到了1966年改成楼房了，就搬进来了，我就住在这儿。
1986年，沈昌文担任了《读书》杂志的主编。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出版界度过了半生。1951年3月，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合并。到1954年，因为出版了《苏联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一书，他从校对提拔为编辑，并开始担任社领导的秘书。从一名校对到社领导的秘书，为了保全来之不易的位置，沈昌文注定要在1957年后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心灵的煎熬。
沈昌文：我后来地位越来越高了，我当上领导的秘书了。在单位里边，我的级别很高了，行政十七级，工资九十九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二十八块，没多少年后，就是九十九块了，这在当年的科员里边算很高的了。可是马上也来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许戈辉：在那个年代，是不是您自己心里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过那种苦恼啊，斗争啊，诚惶诚恐啊，从这样起伏动荡中过来？
沈昌文：是，我从小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因为我是苦出身，所以我很能够委曲求全，因此我在这方面比较能够适应。我即使当了社领导的秘书，我还是很安分守己的。从未有过飞扬跋扈的时候。最多就是地位改变了，开始初恋，如此而已。
许戈辉：初恋的对象是现在的夫人吗？
沈昌文：不是，初恋对象已经死了。当年她也是做校对，可是她喜欢美术，后来她去做美术了，学习做美术、设计封面等。
20世纪50年代，沈昌文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样，对俄国小说和歌曲甚为迷恋。屠格涅夫的《初恋》、《贵族之家》的中文本和原文本，他都读过多遍，也因此而欣赏俄罗斯奇特的爱情观。这种对爱情的浪漫幻想，他在当了社长秘书后，有过一段和社里的一位胡姓女士的恋情。
许戈辉：虽说是初恋，但是我刚才听您一讲，觉得好像在男女方面，您已经蛮有理论经验了嘛。
沈昌文：那当然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更有经验的地方。上海当年出版了一些小说，是讲唐诗的，它把每一首唐诗都做性的解释。最早是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唐诗的。唐诗里边说一个山，它给你的解释就不是山，而是指女士身上的某一个部分。这是上海的恶劣，我首先受到的是低级的教育。现在我不得不老实交代，我不像个高雅的知识分子，我是从非常低俗的那个地方出来的。
许戈辉：在您初恋的年代，您头脑里的这些花花思想，会不会把初恋的对象吓一大跳？
沈昌文：没有。因为我要说实话，我要向上爬的，我不甘心，我要求进步。而那位小姐呢，学艺术的，她不主张求进步。到了1957年，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当年其实是跟右派沆瀣一气的，可是等到反右斗争来了，我立刻要改变了，我要去斗争右派了，她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跟我用爱情的语言讲了一句话，她说，当我看到你在批判右派时候的发言，我觉得你丑陋极了。两个人不大一致，可是倒没分手，还是很好。可是她越来越不能适应那个现实了，以至于得病，以至于1959死了，就是这样。
许戈辉：那你自己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在反右时候的所作所为，你自己觉得自己丑陋极了吗？
沈昌文：是相当丑陋，因为，总之是适应潮流，改变自己的主张，那当然不应该了。
许戈辉：那种改变是很积极主动的，还是违心的呢？
沈昌文：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可是违心占了很大的成分。
许戈辉：那违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保存自我。
沈昌文：为了生存，这以后我经历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当然，我想出一些办法来适应。不是说人生需要一种解释嘛，我不断地解释，当然从解释中间，我也取得了某种安慰，可是毕竟还是一个很大的苦恼。
许戈辉：我想知道你在这些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又是怎么样去解释自己的。因为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往往为了保全自我，有可能就要伤害到别人，在这两者当中，你怎么去解释的，怎么去找这种权宜之计。
沈昌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当秘书就要揭发走资派，这走资派还是过去提拔你的，这个时候心里的矛盾当然是非常尖锐。比如说，我不是当了领导的秘书嘛，领导中间有一个副手是陈原先生，他是语言学家，跟我非常好，我们非常谈得来，他很注意提拔我、关心我等等。那么我也揭发他，我说他居然在家里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要我多读书，这个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用当时的语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我们的知识青年，这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这一张大字报出去，又好像勉强把我的立场站稳了。就是这样的违心活动，在我们当年是非做不可的，而我还做了不少，这是我抱憾的地方。当然这样我就生存下来了，这是那个年代没办法的事情。但我不能用没办法来掩饰自己的不是，那应该说，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大环境。我至今对你们年轻朋友，可以说是一个劝告了：别觉得委屈呀，你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太好的时候了。只有一个时候是最糟糕的，“文革”的时候。那时候你任何话也不能讲，你讲什么都是打倒许戈辉。
许戈辉：您现在还经常来三联书店这边吗？
沈昌文：来呀，我必须到这儿来了解最新的动向。
许戈辉：你觉得感动不感动？
沈昌文：最虔诚的读者全坐在这儿。这里也是我经常来的，想了解了解文学书的最新的情况。当然里边还有点小小的私心，比如说，我的这本书销得怎么样。《阁楼人语》就是在《读书》时写的。
1996年，沈昌文离开了《读书》杂志。他把自己当主编时写就的《编后絮语》收集成册，纪念自己在《读书》的十年时光。
《阁楼人语》是沈昌文一生编辑生涯中的思想的集锦，同时也是对主持《读书》工作多年的回忆。
他谦虚地说：“在阁楼里可以做的大事，中外通例。我辈阁楼中人绝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轻自贱，要时刻想到，阁楼外面有那么多眼睛望着自己，彼此相睇，心灵相通，由是之故，以后把自己写的鸡零狗碎统叫《阁楼人语》。”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沈昌文。
许戈辉：《读书》杂志给您留下这么多让您想起来还很得意的记忆。那当您离开的时候，您觉得失落吗？我记得您当时离开的时候，还有一些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