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又何尝不知这顿骂挨得有点冤枉。但他转念一想，校长受到天大的委屈，不向他最亲信的人发泄，又向谁去发泄呢？再说，保卫校长的安全是我戴雨农的天职，岂能容忍他人谋害。现在校长把这项任务从徐恩曾那帮家伙手中拿过来，交给我，这又何尝不是校长对我的信任和厚爱。
戴笠在做了一番校长厚爱于自己的推测后，开始思考这次枪杀案，戴笠反复推测，这次枪杀案目标显然针对校长而来。要校长脑袋的人不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搞暗杀，那么只能是反蒋派。在反蒋派中，谁有这么大的胆量、魄力、手腕、技术，策划实施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想来除了王亚樵，就当今中国尚找不出第二人。想来，这王亚樵的头不拿下来。我戴笠的头迟早会被校长拿走。
戴笠研究此案后，并没有派出大批特务搜查晨光通讯社，封锁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他认为实施这种“天字第一号”枪杀案的每一道步骤、每一个细节，事先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案发后，再兴师动众地搞什么大查大捕，不但徒然耗费精力，而且会贻误最宝贵的时间，让真正的凶手有喘息和脱身的机会。
同时，戴笠又认为，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周详的案件，总是会有蛛丝马迹好寻的。比如，这个晨光通讯社的枪手虽然死了。晨光通讯社也关门了。但据戴笠所知，国民党对首都新闻机构历来是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筹办时必须把负责人的详细履历、主要职工的履历、京中保证人及其履历、经费来源、成立通讯社的宗旨、每日发稿数量等等，都要填入表格到国民党南京市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逐级办理手续，平日更要接受中央社的严格检查指导。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必有所获。
戴笠果不愧于自己的称号！
沿着这条线索，一下子查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人，此二人在筹办晨光通讯社注册手续与申请经费时帮过忙。一个是南京市某中学校长李怀诚，另一个是浙江人项仲霖。
戴笠大喜，即派特务将此二人抓来拷打。李怀诚是王亚樵故交，与王亚樵一起参加过“福建事变”，并协助王亚樵逃出上海，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酷刑下供出了晨光通讯社的全部名单及家庭成员及住址，同时也才知道“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其实就是王亚樵的大将华克之，再追下去，还查出通讯社中还有一位汪派人物。如此一来，陈公博、陈璧君再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戴笠开始了大逮捕，他的计划是先将王亚樵的党羽铲除干净，然后再捉拿王亚樵。
据叛徒提供线索，王亚樵的两名主要干将张玉华经常住上海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华克之住上海法租界赫德里路。
戴笠感到这两个人十分重要，若擒获，等于除去王亚樵的左右手，因任务艰巨，他把上海的沈醉召来负责。
沈醉成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颇有点“少年英才”，这里有一点历史。
那是一个秋天的晴朗日子，江两岸的树叶子都黄了或红了，天上没有一点云彩，江水也特别清澈。他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离的故乡，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怅惘，这可是生他养他的故土啊！在中学里，他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每找到一张报纸都认真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读完，外面的世界多么广阔！噢，革命！该是多么热烈！要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到外面去，姐夫不就参加过北伐战争吗？对，找姐夫去！听说他在上海混得不错，有他帮助，或许我也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而这种豪情一时间压住了离开家乡的哀愁，好男儿志在四方！
到了上海，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他不由地陶醉了，这可是在家乡湘潭看不到的。高高的楼房，宽广的街道，街上来往不绝的轿车，还有梳着各种发式，涂脂抹粉、穿着旗袍走起路来一闪一闪露出大腿的美女……这是一个多奇妙的城市啊。
好容易才找到姐夫余乐醒。姐夫已不是照片上穿军装的样子了，似乎在于一种比较秘密的工作。一开始姐夫只让他到城里玩玩，不告诉他自己在干什么。姐夫仍把他当作天真无邪的孩子，当他催姐夫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时，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
姐夫不理解他，倒是戴笠先生对他很赏识。组里有那么多年长有经验的人，戴先生偏偏看中了他，让他当组长，在那些组员的眼里，他还是个孩子呢。想到“组长”，他不由想起那一件事，为自己的小计谋感到得意。
那是4月份的事。戴先生怀疑上海区情报组组长徐昭俊有“越轨”行为，便秘密命令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把徐昭俊押往南京受审查。这一下可难倒了余乐醒，徐昭俊是黄埔三期的学生，武功高强，身手特别敏捷，一手枪法更是出神入化，要逮捕他谈何容易？要是走漏了风声，徐昭俊先动起手来，恐怕……沈醉看到姐夫愁眉不展的样子，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姐夫一开始吞吞吐吐不肯说，沈醉说：“姐大，有什么事说出来，大家商量着解决嘛。”姐夫对他的小聪明有所了解，所以迟疑一下，还是将事情悄悄地对他说了：“有谁能制服得了徐昭俊呢？这件事可别对任何人说，万一……”他脑子一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对妇夫一说，姐夫想了一想，笑了起来，但接着又发愁：“谁敢去呢？出一点岔子，那可是要命的事……”他毫不迟疑地说：“我去！”姐夫看了看他，摇了摇头：“你？不行，不行……”他反过来安慰姐夫：“姐夫，你放心，凭着我的智谋……”姐夫对他的聪明确实有过领教。最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刚见到徐昭俊，吓了一跳，徐昭俊四十多岁，虎背熊腰，方脸庞，大胡子，十分威猛。姐夫对徐昭俊说：“老徐，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好好看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唉，犯大错，连戴处长都知道了，我想包庇也……也……也没那个胆子。”徐昭俊安慰姐夫：“放心，放心，戴处长知道陈沦是你妻弟，不会不留点情面的。”陈沦就是指他，当时他也起了化名，沈醉——陈沦。
在火车上，徐昭俊牢牢地看住他，他装出害怕、不安的样子，一双眼睛骨碌碌左顾右盼，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连上厕所，徐昭俊也跟在后面，把住厕所门。
火车到了南京站，他和徐昭俊刚下车，两个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汉子就迎了过来，他看到他们的腰部都鼓鼓的。其中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问：“他就是陈沦？”徐昭俊连连说：“是，是。”“上车！”
他和徐昭俊上了车。车开到北门桥停了下来。“络腮胡子”问他：“信呢？”他忙将信递了过去，络腮胡子看都没看，就打开车门，“下去吧。戴老板等着见你呢。”徐昭俊喊了起来：“他是犯人，你们——”叫了一半就吞了回去，他回头一看，另一个大汉已用枪抵住了徐昭俊的后腰。
他下了车，走了一段距离，找到了鸡鹅巷五十三号，敲了敲门，喊了一声：“是陈沦！”门打开了，一个人把他领到客厅。戴先生早在门口站着，见了他高兴地说：“怎么样，陈沦？”他把路上的情形讲了一遍，戴先生连声称赞：“好！好！”那天戴先生留他吃午饭，在吃饭时，戴先生问他最近的生活情况，对他很关心，他觉得戴先生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可怕。“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戴先生放下筷子，望着他，连声说，“前途无量啊，年轻人。我怎么犒赏你呢？”停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纸上几行字下盖着一枚鲜红的大印，“这样吧，徐昭俊给逮来了，情报组组长位子空着，就由你来干吧。”
他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只觉得戴先生真是慧眼，这么赏识自己。他早就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可到上海这么长时间仍碌碌无为，连姐夫都没把他放在眼里，而戴先生……他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感激之情：“上为知己者死，就是为戴先生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其实他很早就认识戴笠了。那还是他刚到上海不久，姐夫经不住他的恳求，答应介绍他参加“革命”，但又向他说明，现在的“革命”不同于北伐革命。沈醉当然知道，他在书中看到许多秘密斗争的故事，姐夫不就是干地下工作吗？这工作更合他的口味。姐夫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你要好好考虑，参加了组织，首要的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都不能泄露，否则要受纪律处分。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险的……”他却等不及了，“姐夫，这些我都知道。冒险才有意思，再说，对付几个人，轻而易举。”他身子一翻，用大拇指和食指倒立于地板上。姐夫似乎很满意：“那好吧！”
他填了表，成了特务处上海区的联络员，化名陈沦。他当上联络员的第一件事就县奉姐夫命令送信给戴笠先生。
戴笠先生当时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警官学校设在西湖畔的杭州。警卫把他带到办公室，他看见一个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这人中等身材，长脸大嘴。那人打完电话，警卫报告：“戴长官，上海区的交通员前来送信。”
戴先生接过信，拆开看了看，便微笑着打量他，脸上多了几丝笑意，似乎对他产生了好感，“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他见戴先生如此随和，便也去了怯意，干脆利落地回答：“8月12日参加，至今才三个月零七天。”戴先生似乎很欣赏：“年轻人记性好，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他回答：“原名沈醉，化名陈沦。十八岁。”戴先生“啊”了一声：“跟我儿子藏宜同岁嘛。”接着问：“你怎么加入组织的？”他回答：“我姐夫余乐醒介绍的。”戴先生盯着沈醉看了一会儿，又问：“你姐夫？他怎么不让你好好念书？你年纪还小嘛。”他有点脸红：“我给学校开除了。我参加游行示威，结果被从长沙文艺中学赶了出来。父亲整天骂我。没有办法，只好投奔姐夫。”
戴先生却笑了：“没什么，没什么。年轻人嘛，多受些挫折好。我当年也曾被学校赶出来过。”
他听了有点惊奇。他来杭之前的畏惧之情一扫而光，只觉得戴先生平易近人，不由与他亲近了许多。
戴先生最后说：“你姐夫是个人才，你要向他学习。”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对他说：“回上海，多去找藏宜玩。他和你同岁，在上大学呢。”从口袋中掏出一叠钞票塞给他，“这点钱拿上，在杭州玩玩再回去。”
回到上海，他把见戴先生的经过告诉了姐夫，姐夫有点奇怪：“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是难得呀！多去找戴藏宜玩，说不定戴老板有心栽培你呢！”
不出姐夫所料，戴先生于这么多人中独选中他当组长。他欢喜之余，又有点担心，情报组组员他比较熟悉，他们年龄都比他大得多，阅历深，而且各有来头，有的是黄埔毕业，有的是帮会头目，有的是出道甚早的土匪流氓，而他……戴先生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哈哈大笑说：“不要怕。他们义不是老虎，还能吃了你吗？要想办法让组员信服，要恩威并施。有特别不听话的，还有我做主呢。”说到“恩威并施”时他注意到戴先生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这是他以前没注意到的。
听了戴笠一席话，沈醉就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赏识自己的主子。
沈醉现在是上海区法租界特务组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他与华克之、张玉华是老对手了，从上海斗到福建，又从福建斗到南京，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
一天，沈醉的手下报告说张玉华在沧州饭店出现了，但又不肯定，不敢贸然下手，怕打草惊蛇。
沈醉闻讯后即乔装成路人去沧州饭店核实，果然是张玉华。沈醉为了立大功，令手下先不要行动，在附近布下眼线，希望有同伙来找张玉华，好一网打尽，直到晚饭后，再也不能等了，沈醉派两名手下把住张玉华的房门，自己率一名手下守在楼窗下，又叫一位特务在楼梯口拉住饭店老板大声叫喊：“王亚樵的同伙在饭店里，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快交出来！”
房间里的张玉华不知有诈，不顾一切打开窗户往下跳，因太高，腿摔伤了，尚未爬起来，沈醉已将他擒住，说：“张玉华，我们等你多时了。”
张玉华被捕后，任凭沈醉如何拷打，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的下落。这时，特务向沈醉报告，说“晨光”通讯社社长华克之在赫德里路出现了。
沈醉即率十二名手下乘两辆小汽车赶往赫德里路，此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离华克之寓所很远的地方下了车。借着夜幕的掩护，悄悄地包抄过去。
这是一个很窄的里弄，华克之就住在一所普通的二层楼房上。沈醉在楼下看见他住的房里没亮灯，估计他不在家，于是轻轻地敲开楼下房东的门，拿出证件，并指指楼上。
房东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看了证件后，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不在家，天黑前出去的，还没回来。”
沈醉谢过房东，立即令几名手下分别在弄堂两头监视，自己带几个人上楼，撬开华克之的门。打开后，房东正要伸手去开灯，沈醉一把按住说：“不许开灯。”他担心华克之回来，在远处看见窗口射出的灯光一定会逃走。
沈醉用手捂住手电筒，把屋里看了一遍。室内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写字台上整齐地堆着很多书，放着一个台灯，一个相框，相框里镶着一个胖胖的女人照片，这张照片约有八英寸大小，房东悄声对沈醉说：“这是他的老婆！”
沈醉打开抽屉，里面有几封信和一张不大的照片，是华克之和他妻子的全身合影。有几封艾思奇写给他的信，另外还有几封其他人写给他的。
搜完后，沈醉对手下说：“你们去楼道和楼下监视，千万别暴露自己，他若回来，别惊动他，放他上楼，我自然有办法，叫你们才可以上楼。”
小特务和房东下楼以后，沈醉和衣躺在华克之床上，很冷，揭开被盖在身上，双手在外面，握两把杀伤力很大的两截式驳壳枪，全神贯注地听外面的动静，心想若华克之回来，他必须立即动作，在对方亮灯之前将其击倒——当然是留下活口更好。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直至天亮，华克之一直没有回来。沈醉仍不死心，在华克之的租房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戴笠说有急事找他回去，沈醉才下令撤走，但仍派了两名壮实的特务在赫德里路监视。
再说孙凤鸣在人中央礼堂行刺蒋介石之前，王亚樵已做好了善后工作——命华克之等一批“晨光”通讯社的人立即离京去上海，然后乘轮船一起返回香港。
孙凤鸣刺蒋介石未遂打伤汪精卫的时候，通讯社的人已经解散。由于案情严重，贺波光等人在短时间内没能逃出南京，海陆空交通已经封锁了，只好结队隐藏到宝堰，待风声稍松后再走。
许志远等人逃至上海后，因不见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王亚樵即令华克之、张玉华打听崔的下落，一定要带她安全返港。
崔正瑶，江苏省仪征县城人，出身大家闺秀，但不甘做深阁淑女，有强烈的反叛意识，读过女中，受新思潮的影响很深，1931年与孙凤鸣结识，因志向相同，说话投机，很快产生了感情，并私订终身。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感情甚笃，双双投身反蒋抗日工作，追随王亚樵。崔正瑶贤惠、聪明，很受王亚樵赏识。
这次丈夫选择了一条为国捐躯的道路，她亦暗中发誓为孙风鸣守寡一辈子。当听到丈夫在医院死去的噩耗，她悲痛得失去理智，到上海后竟与同伴失散。
为了寻找崔正瑶，华克之和张玉华分头行动，一个住上海市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一个住法租界赫德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