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别人不知道而欺骗别人是一种最大的罪恶。许多奸恶之人大都以“别人不知道”来为自己壮胆，从而干下了许多坏事。天下的坏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别人不知道而进行欺骗，一种是虽然别人知道却不害怕。前者还知道有所畏惧，说明他还良心未泯，后者就是肆无忌惮了。
《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了一则“杨震四知”的故事。东汉时期，杨震奉命出任东莱太守，中途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是由杨震推荐上来的。这天晚上，王密怀揣10斤黄金来拜见杨震，并献上黄金以感谢他往日的提拔。杨震坚决不收，王密说：“黑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在一个人行动之前。良心起审查和指令作用；在行动中，良心起调整和监督作用；在行动后，良心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价和反省：或者满意或者自责，或者愉快或者惭愧。一个人做人能做到问心无愧，能在良心的引导下做事，大致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曾国藩家训》中说：“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做人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良心固然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使，但只要问心无愧，则乐莫大焉。
三、要有忠诚之心
人和人的区别不在名誉，不在地位。不在权力。人和人的区别在心理，在境界，在意志。面对人生这一出严肃的戏剧，你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将如何举手投足？
越来越精明的现代人，穿行在钢筋水泥构架的都市马路上，常常在不经意中忽视了一条做人的规则——忠诚。有的人或见利忘义、因小失大，或目光短浅、斤斤计较，或尔虞我诈、欺来骗往，从而上演了一幕幕违背良心、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忠诚在做人问题上是有灵魂性，是有生命力的。例如许多外国企业在用人之道中首选目标是考验忠诚。对于一个不忠诚的员工，他会把公司看成是福利机构，或是自己另谋高就之前的脚踏板、垫脚石，他工作没有责任感，公司的兴衰荣辱和他没有关系。这样的员工完全游离于公司利益之外，又如何谈忠诚呢？在人类的道德取向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融会贯通之处。西方人最鄙视说谎的人，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说几句假话，但他们的母亲认为这几句谎言会给他将来做人刻下烙印，为免于将来受人唾弃，做母亲的会对孩子进行说理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说谎所产生的恶果，比如无人信任、使自已丧失信誉，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等。东方人更是将忠诚视为做人的美德，称其为最有价值的“人格天条”。一个人不忠诚，就像一颗埋在地里的定时炸弹，只要时间到了，随时可能爆炸。因此，做人需要坚守的信条是：绝不选择良心的堕落。
争取谦逊中进取
在这个务实的世界里，良好的道德并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相应的回报。如果我们具有高贵的品性和才干而不为人所知，那么，我们就实在是自欺欺人。但无论如何，能干的人还是愿意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保持谦逊的美德——这是他们最先也是最真的愿望，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功绩来说话。
对于你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具备的美德，如果大家对此已经非常熟悉或者肯定能注意到，你就应该特别表示谦逊。这能为自己树立一个好名声，因为别人主动给予你的肯定，总比你主动要求而获得的来得伟大。不过，假如你的某种宝贵的成就和特质在被人忽视或别人很难注意到的时候，那就应当想出一些巧妙的手段，使它们在适宜的时机向别人得体地展示出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肯定。我们先来看有关柯立芝总统的两则著名的逸事。首先是关于柯立芝那举世闻名的谦逊的，其次却是恰好和他那谦逊的美德形成了一对极端矛盾的性格。第一则轶事说的是在爱莫斯特大学的最后一年，美国历史学会曾授予柯立芝一枚金质奖章。在当时，这是一个被无数人看重的荣誉，可他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甚至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直到他毕业并工作之后，他的上司——诺坦普顿的法官菲尔德才无意中在《斯普林共和杂志》上看到了对这一事情的报道，那时，距柯立芝领取这一奖章已有六周了。从佛蒙特州的村庄到白宫，柯立芝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都以这种真诚的谦逊闻名于世。
第二则逸事则说的是柯立芝的另一面：当他竞选麻省省议员连任时，在选举即将进行的前夜，他忽然无意中听到了省议会议长的职位正虚位以待的消息。于是，柯立芝拎着他那“又小又黑的手提袋”，大踏步地赶到诺坦普顿的车站去。两天以后，当他从波士顿回来时，手提袋里已经装上了大多数议员亲笔签名推举他为议长的联名信。就这样，柯立芝顺利地出任麻省议会议长，从而迈开了自己走向政坛的第一步。
这位以谦逊著称的人，在人生关键时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出击，当仁不让地拿走了他应得的东西。在这两则逸事中，我们看到了柯立芝身上的一对矛盾：一方面是真诚的谦逊；另一方面却是主动为自己抓住升迁时机的才干。实际上，这种矛盾在许多人身上都有体现。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以谦逊著称的人——“石城”杰克逊。他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盟的一员猛将，和另一位李将军一同被今天的人们推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
托马斯·杰克逊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谦逊”。在西点军校，他就以谦卑著称。在墨西哥战争中，总司令斯科特将军曾对他的英勇善战给予了公开的盛情称赞，但杰克逊后来从未提及此事，甚至在他的至亲好友跟前都只字不提。直到他弥留之际，他还是坚持认为“石城”这一美誉不应当仅仅属于他个人，而应归他所率领的整个部队共同享有。
但是，就在墨西哥战争刚刚开始爆发时，在杰克逊写给他姐姐的信中，满纸都是他想要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而在当时，他只不过是拥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副官的虚衔而己。信中，他还冷静地分析了完成这种目标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位勇敢而谦逊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曾有过一次聪明的举措，即主动要求从常规部队转到炮兵部队里去。因为他相信，在那里，“长官们更容易把整个部队的功绩归功于某一个人”，这样无疑有利于自己的升迁。果然，他获得了斯科特将军的亲口赞赏，直接导致了他随后的几次升迁。几年以后，因为预先就看到当上弗吉尼亚陆军大学的教官必将“声名卓著”，我们又看到他用尽浑身解数去争取这个位置。在杰克逊身上，我们又看到了类似柯立芝的矛盾：真诚的谦逊和敏锐的上进心共存。同样的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我们还能从其他的杰出人物那里找出很多。实际上，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矛盾。这些人只是一时在那些一定会被人们所注意到的事情上默不作声，而一旦他们引以为荣的功绩将要被人们忽视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采取迅速的行动。
固然，要想取得成功，坚牢的基础、完美的品格和真正的才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此我们没有篇幅来详细讨论在树立自己的声誉时涉及到的道德上的方方面面，我们只是提醒大家对以下的事实要引起重视——“苔蔓丛生的青石旁的一株紫罗兰”往往是人们遗忘的对象。
例如，洛克菲勒在向别人解释自己成功的策略时，就总是说自己不过是找准了适宜的时机罢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
铁路建筑专家哈里曼也一贯都是这样的谦逊。他的一个很要好的老朋友甚至在他取得了自己事业上最辉煌的几次成功之后，还一直以为他不过是几百个有点成就的经纪人之一，因为哈里曼从未炫耀过自己的成就。直到后来，他才无意中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真实的情形。真正伟大的人物，一般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似曾相识的谦逊。
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会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受其支配，因此，他们的团体才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别人自己做了多少事情，提醒别人自己的知识多么渊博，生怕别人把自己给忽视了。
能干的人是谦逊的，但是他更懂得如何掌握积极进取的法宝。
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并且永远是最伟大的美国之一——在他24岁地年，用自己借来的钱买下了他合伙人的股份，从而变成了小小的《宾夕法尼亚报》和一家印刷厂的老板。不久，这位勇敢而追求快乐的青年准备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是沉入水底还是成功地登上事业的彼岸，就看他的奋斗了。
在债务累累的重围之下，富兰克林必须在商界建立起他个人的声望。为此，他不但要把自己的失误和缺点控制到最少，而且，他认为让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非常重要的。
富兰克林在后来谈到自己如何展示自我，巧妙地让人注意到自己的长处时说：“我不但让自己真正做到勤奋和节约，还尽力避免任何明显的言行不一；为了显示出我做事的规矩，我从商店里买纸张时，会用一辆小车把它们从街上运回来；我穿得非常简洁，从不在任何地方懒散地游荡……”
“这样一来，我为自己赢得了商人的声誉和品格，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勤俭而有追求的青年，在与人做生意时，我这样的人肯定也是很规矩的。慢慢地，那些经营文具的商人和我有了业务来往，另外有些人开始给我提供书籍印刷业务，于是，我的事业开始一帆风顺地向前迈进了。”
充分展示自己的美德，同时要尽量避免把弱点暴露给他人。正是许多这样的“戒律”，帮助那些立志事业成功的人树立起了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