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李清照的莲，是一种秋气。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的莲，是一种静气。
可是，当我第一次读到余光中的散文《莲恋莲》时，他笔下的那一潭清芬的莲，顿如满潭碧羽扇，扇得我六根无汗，七孔生风：《莲恋莲》——这是个奇妙的名字。映入眼中的是这样的句子：“原要去破庙中寻访画家。画家不在，画在。我迷失在画中，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塞尚的苹果是冷的，梵高的向日葵是热的，我的莲既冷且热，宛在水中央，莲在清凉的琉璃中擎一枝炽烈的红焰，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宛在梦中央……”。
太美的文字和太美的景色一样，会让人词穷，因为找不到妥帖的形容词来表达心里的感叹。所以，只好用沉默与冥思来面对眼前的文字。
余光中是古典的，在他的文字之水里游走的时候，感觉他是一株莲，心有千瓣，每读一首诗，每读一篇散文，都剥开一瓣，可是总也剥不完，总也窥不见他的莲心。他的莲心藏在诗行深深处，诗行深深处又藏着另一朵洁白的莲。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
对此莲池，我欲下跪。
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
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
一唱三叹，含蓄隽永。就算是对待爱情，他也是古典的。其实，爱情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完成，在作品中完成，也是一种完成。如果说，一份心动，只靠诗文完成，是否太过柏拉图？然而，有些人天性温厚，处处为别人着想，反而能把爱情升华成永恒的美感。即使那朵莲是那样的绝色：
若逢新月初霁，满月当空，
下面平铺着皓影，
上面流转着亮银，
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
月色与雪色之间，
你是第三种绝色。
他是诗人，散文并非他的“主业”，只算“诗余“的遣兴，他写散文比写诗晚了整整十年，但梁实秋还是说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如果想体会何为文字的“行文流水”，就去读余光中的散文吧，《听听那冷雨》、《猛虎与蔷薇》、《咦呵西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他的“左手”中仿佛涂过了保鲜剂，隔着长久的时光并无半点霉气，依然新鲜、华美而精妙绝伦。
“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听听那冷雨》。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时如果已有电话，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当然更有诗意。”——《催魂铃》。
熟悉古典诗词的人，读到这些句子时，会悠然地会心一笑。
一篇《猛虎与蔷薇》里，有东坡的铜琵琶，有柳永的红牙板，有雪莱的西风，有华兹华斯的花朵。他的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他的人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而这只猛虎的鼻侧，却有一朵清气欲吐含苞待放的蔷薇，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搓脚，蜘蛛吐丝，暮色潜动，春草萌芽。
于笔力遒劲凌厉之中晕染着古典气韵，今与古，中与西浑然天成。初读，我惊讶于他“左手”的笔力，再看看写作日期，1952年10月24日，讶异更甚，——写于24岁！也许对于某些青年来说，24岁，还事不成业不就，是靠在父母身边的乖乖儿。可是24岁的余光中，却用“左手”写出了如此丰满老辣却不失轻盈的文字！
然而，很多时候，正像米兰·昆德拉所阐述的那样：生命的轻盈，是用沉重支撑起来的。24岁的余光中，在来到这个世界的24个年头里，就已尝尽人生百味。
1928年重阳节生于南京，在多桥多水多燕子的江南长到9岁。
1937年底，日寇铁蹄踏碎静谧的江南，在南京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与母亲加入惊骇逃亡的人流，去投奔随机关迁至重庆的父亲。船在太湖里沉没，同船多人葬身湖底，他与母亲紧抱一桥墩幸免一死。他在苏州发高烧，深脚浅脚地踩着满地瓦砾、尸体和死寂的月光。
母子俩鹑衣百结地从上海绕道香港，沿滇越铁路进入昆明、贵阳，历尽万苦千辛，找到了父亲，可随之而来的就是重庆大轰炸。幸好简陋的学堂还在，虽然是脚穿草鞋乌发平头，茅草顶的教室，睡的是臭虫成堆的大通铺，然而艰难时世中，余光中却每夜就着昏黄摇曳的桐油灯，一遍遍习诵诗文。这油灯夜读是一块坚实的基石，为他今后的文泽四方、名满中西，为他将来的儒雅、静观和紧韧奠基。
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次年移居台湾，其后因学术上的交流，旅居海外多年。在他的蒲公英岁月里，忧郁的五陵少年，流浪在北美洲的心脏。他怎料到，因为人为的政治因素，让他20岁出头就离开故土，去时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是白雪满头。少年时起跳的那颗诗心，六十年前坐在窗口写诗，窗外是绵延青山；六十年后仍坐窗口写诗，而窗外不再是山，是茫茫的海峡；六十年过去了，诗孩变成了诗翁。
“墙上有串典雅的中国结/是用触目的红丝线一针一针委婉地钩成/肚里更另有中国结，却不知道/是谁啊打的，从何年何月/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隐隐牵痛/为我解吧，请轻轻地提起，轻轻地放，为了/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脐带隐隐，靠近童年……”
但不管怎样，他这朵千瓣莲还是回来了，回到了他的源头。蓝墨水伴他大半生，而这里，是蓝墨水的源头。曾经，他的“乡愁”，让无数人落泪；他自己，也是一朵流浪在他乡的千瓣莲。
如今，这朵千瓣莲，回到了源头。莲心不再苦。
梦境的路上，飘满红罂粟
文/纳兰泽芸
一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有天向我倾诉，她说她感到很虚空，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张桌子前坐了八年，每天干的几乎是同样的事，连呼吸的空气都是一个味儿，现在的自己与八年前的自己没任何两样，早上一睁眼，就知道今天将怎样度过。她感叹，这复印机里走出的日子让她窒息，留不下任何亮点和痕迹。
在旁人眼里，她拥有“金饭碗”的工作，还有稳定的家庭。我没有更多的安慰她，我说：“去买一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看看，如果你不能像狄安那样抛开一切独自流浪，不能像萨尔在饿得发昏时只靠舔几片感冒药的糖衣充饥，如果你做不到那样，就不要抱怨。”
她读完这本书后，表示她做不到那样的“在路上”，虽然内心深处的确很向往——抛开现实的一切，没有行李，没有财产，居无定所，搭顺风车，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追求精神及感官上的极度放纵、自由、颓糜与荒唐。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拥有几间房子（对于某些人还是奢望）、一个家庭、一张办公桌，终其一生只为存折上多加一个或几个零奔走辛劳。当今中国，在巨大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在以物质挂帅的现实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的精神空间，在物质的挤压下，许多人的精神世界被迫隐藏，被迫忽略，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奔忙之中，有人就会感到迷惘与困惑，想要探究生命以及活着的意义。然而，现实像一个铁屋子一样固若金汤，冲不出也逃不开。
而这种情形，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就已出现。那时二战已结束，美国物质经济空前发达，然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日渐荒芜。《在路上》的主人公萨尔、狄安以及其他“在路上”者，就是一群以惊世骇俗的行为、一颗驿动的心，试图去逃离现实状态的“垮掉的一代”。
这种现实状态正如凯鲁亚克所描述的——这是个喧嚣疯狂的纽约，数百万人毫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奔波，像一场噩梦，掠夺、攫取、失去、叹息、死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个城市里争得一块墓地，站在地铁入口处，想壮壮胆子去捡一个烟蒂，但每次刚弯下腰，就被拥挤的人流冲开，烟蒂已被黑压压的人群湮没碾碎，大街上整天汽车拥挤不堪，可怕的噪音使人发疯，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交通事故，而这一片喧嚣的背后却是荒漠和虚无，许多人生活在一种虚无飘缈的梦幻之中……
主人公之一的萨尔是一个作家，这注定他是一个灵魂高于现实的人，他的内心潜藏着躁动和不安，他期待简单而透明的精神世界，然而囿于身份他还是有所顾忌，直到狄安的出现，如一剂催化剂一样，让貌似平静的萨尔内心深处隐藏的潜流喷薄而出。狄安注定是一个坚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流浪的途中生下了他，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召唤，他从此只能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在颠簸不定的汽车里，才会得到心灵的安宁，他像一条鱼缸里的金鱼，需要一次次的换水才能顺畅地呼吸。
萨尔与狄安，他们不是没有现实生活保障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停下来，他们完全有谋生的能力，他们完全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就比如狄安，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在狭窄的停车场，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将车倒到极其拥挤的墙角，他能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开车在窄小的场地盘旋，遇到障碍物时他一个急转弯，能够轻松地避开。
然而，他们不愿停下，他们只知道上路、上路、再上路，尽情地、贪婪地体验着在路上一切一切的疯狂、怅惘、迷失与放纵。
有人说他们是“一次一次的上路，一次一次的旅行”，我却认为他们是“一次一次的流浪”。只有“流浪”二字才能诠释他们的“上路”——身无分文，在路上拦住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无论什么车，从东部到西部，从西部到东部，饥饿、困顿、与星光月色相伴是常态，流浪到哪里，就出卖体力去挣点填肚子的钱，挣不到，就饿着，他们甚至忘记了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们不仅身体在流浪，心也在流浪，经历着流浪者的迷茫、快乐、诱惑、探险。这才是“流浪”。
而“旅行”或“旅游”呢，事先规划好路线，带上足够的钱财，足够的吃食，然后乘上准备好的交通工具，到达一个地方就直奔人头攒动的景点，然后用相机将自己与景点框起来，再住进提前预定好的酒店，享受温热的洗澡水和柔软的枕头。
显然，“流浪”虽然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像无根的蓬草飘飞无依，但会时时有意想不到的境遇和惊喜，让流浪者酣畅淋漓地体会自由的极端享受和生命的极端体验。
“生命的极端体验”，这几个字让我想到了凯鲁亚克，他也是一个喜欢生命极端体验的人。《在路上》是他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他花了7年时间在路上，然后花了3个星期完成了这部作品，创作前，他感觉“灵魂在某个深处呼唤”，一种灵感来袭的悸动攫住了他的心，他像打摆子一样颤抖着身体，二十多天，除了吃饭和短暂睡眠，打字机边的凯鲁亚克，用一卷长达120英尺的打印纸完成了一部没有标点、没有段落的《在路上》——那是一泻千里的巨大思维瀑布，溅起的无数思想与激情的水花，半个多世纪以来，打湿了无数人的心灵。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这印在纸上的短短几个字，像一团团炽热的岩浆，从白色的纸页中喷薄而出，曾经沸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
无可否认，即使过了半个世纪，还是有无数人内心无限向往那疯狂的、无拘的、不羁的、迷幻的“在路上”，否则无法解释《在路上》的一版再版，长期畅销不衰——那是一个飘满罂粟花香的梦境，令人迷醉，令人狂乱，令人燃烧。谁的心不曾温柔过？就算被课业压得背弯的学子，就算被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得呼吸不畅的成人，就算我们走在熙来攘往人群中板着我们冷漠的面孔目不斜视时，只有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心是柔软而温热的。
我们渴望迷醉，可是我们不能迷醉，就像我们知道大麻让人迷醉，让人致幻，但是我们必须远离一样。我们还有“甜蜜枷锁”在身上——责任和爱意。除了不谙世事的儿童也许有权利不负责任之外，其他人都不能彻底抛开“责任”二字而遁世。我们努力学习，为了自己，也为了父母，这是一种责任；我们努力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过得好一点；我们笑对生活，为了自己，更为了让微笑感染朋友和让爱我们的人放心。
因此，当我看到狄安为了追寻自己所谓的“自由”而一次次抛下妻子和孩子，置他们的感受与困顿于不顾时，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在信中说“当我看着你消失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一遍一遍祈祷你能平安归来，亲爱的狄安，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一半了，希望我们能够在爱和无数的亲吻中度过另一半，我们都等着你”。即使如此也没能唤回狄安远去的脚步时，我澎訇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我发现自己感受不到狄安的“自由”，感受到的只有他的“自私”。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别如天渊。
萨尔最后在纽约爱上了一位拥有一双纯洁大眼睛的姑娘，结束了他的流浪。而狄安，仍旧“在路上”。
事实上，那些流浪的“垮掉的一代”，最后并没有真正垮掉，他们还是成了美国发展的中流砥柱。也许他们终于明白了，人生路上，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之外，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在这条充满未知的人生路上，还是抓住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最重要的东西吧，责任、爱情、亲情、友情……
虽然，我们并没有失去记忆，那飘满罂粟花香的“在路上”，像一个梦境，像女巫手指间流转的灵光，时时魅惑、撩拨着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思绪依然冷静如冰上的月光——带着责任与爱意在人生路上前行，才是真正的“在路上。”
年轮上刻下的都是爱
文/纳兰泽芸
“快快来吧，
快快来吧，
来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做一个真正的，
特别善良的大好人！
那样，该有多么好！”
这样几句分行的文字，我们权且称它为“诗”吧。不要嫌它浅白如话没有诗味，那是因为，诗的作者是一位患病四十余年的精神病人，他是作家梁晓声的哥哥。
梁晓声去精神病院探望哥哥，哥哥向他大声朗诵刚刚写好的“小诗”。梁晓声听了百感交集。当时他正应作家出版社之约，校改拟出版的电视剧本《年轮》书稿。校改期间，他多次停下笔来，被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感动，被二十多年前自己笔下的吴振庆、王小嵩、韩德宝、徐克、郝梅和张萌感动！
当年的他，用笔来讲述人世间的真善美时，怀着那样一份热情的真诚。可是，二十多年后，当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不再创作《年轮》那样的作品了？！”他问自己：“是的，我为什么不创作这样的作品了？我还是我，可是，已不是当年的我了，当年我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热忱和真诚，快死灭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背面变成了那个样子，我们心灵的质地已多么的脆薄，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已多么功利化了啊！叫我还怎么理想主义得起来？此情难再，此情难再！”
作家这样的话听起来令人备感伤怀和失落。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我们再也不用为哄不饱肚皮而忧心忡忡，可为何难以再现《年轮》里那种人与人之间朴素却真实的温情——某大城市一条繁华商业街上，一位老人因急病倒地，手足抽搐，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