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有串典雅的中国结/是用触目的红丝线一针一针委婉地钩成/肚里更另有中国结，却不知道/是谁啊打的，从何年何月/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隐隐牵痛/为我解吧，请轻轻地提起，轻轻地放，为了/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曲折而缠绵，靠近心脏/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脐带隐隐，靠近童年……”
爱君笔底有烟霞
文/纳兰泽芸
曾见有人细述读汪曾祺的心情——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之时，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之时，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仅此两句，已觉莞尔。
大凡喜爱汪曾祺文字的人，都会被这个可爱的小老头看似淡然，实则醇厚至极的文字所感动。就像白米饭或者白开水，表面上淡而无味，实则过尽千帆，尝尽百味之后，才发现，它才是至味。汪曾祺的文字就是这样，乍看浅白如闲话，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无甚稀奇，可是，一旦这些文字组合起来，你就像看到了高天上流云，干净、流畅，没有一字能割舍。
几年前，我读汪曾祺的书，但读一些后放下了，当时轻薄地觉得他的语言太过通俗，不是我欲学习的对象，我喜欢的是那种捭阖纵横、气吞山河的磅礴文字意象。当时还轻飘地说，这样的文字我都能写出来呀！如今想来，觉面红耳赤，年少真的是不知地厚天高。
须知宴席易做，青菜难炒，要把小小的青菜炒成至味，更是难上加难。他的文字，在于意象，在于氛围，在于韵味。寻常物事，他能写出文气鲜灵，使你思绪不得不跟着他质质朴朴的文字跳荡游移，却有一种不滑、不浮、不矫，抵达心底的熨贴。
《寄意故乡》大体可算作一本回忆往事的书。汪老在他花甲之年，带我们胜似闲庭信步地逡巡于他的故乡——高邮小城。他的家、他的家人、他童年的花园、那些已作古的故人、故乡的四季、故乡的吃食……琐琐屑屑，细细说来，民俗风物、市井趣闻，如闻隔江琵琶，泠然有声。
他写父亲。父亲聪明过人，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乐器、书画、刻章，样样能来，父亲做出的荷花灯和蜈蚣风筝，十里八乡找不到更精巧的。父亲给人看眼病很有一手，但从来不收钱。写父亲对自己的爱，也是淡淡的来，淡淡的去。说他去江阴投考中学那年，与父亲住在一个客栈里，臭虫很多。父亲点起一支蜡烛，见到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臭虫身上。他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看见席子上有好多蜡烛油点子，父亲为了不让臭虫打扰儿子睡觉，举着蜡烛，一夜未睡。末了，也只是淡淡地说，“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不知道怎么会掺合进来了。”
似乎是淡淡的感情，不是那种浓烈到令人窒息的大悲大恸，却让人在这淡淡的几句话里不禁动容。就像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淡淡十来个字，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古文极有名的结尾，只因这短短十来个字里所包含的凄恻，悠然不尽。
他写儿时的花园。巴根草、臭芝麻、蟋蟀、螳螂、蜻蜓、土蜂、哑巴知了、天牛、含羞草，他用大白描的手法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小花园在孩子心里的乐趣。于是我们跟着他捉知了，就算捉到了哑巴知了也不扫兴啊，用马齿苋的花瓣套起哑巴知了的眼睛，马齿苋的花瓣像个小口袋，仿佛天生就是套哑巴知了眼睛的。一放手，哑巴知了呼飞起来，不偏不倚不转弯。好玩。还跟着他把地上的土蜂窠堵起来，在旁边给土蜂再掘一个，土蜂回来找不到家了，撅着屁股找啊找，好容易找到新家，进去，发现不对，又出来在附近大找一气。没找到，土蜂它老先生生气了，坐在门口吹吹风。也好玩。
没有成人的口吻，完全是一个顽皮孩童的自然口气，隔了六十多年光阴，这口气依然像一条清亮质朴的小溪，淌在作家的笔底，淌在阅读者的眼里、心里，空灵、自然而舒服。
最喜欢的，莫过于“故乡食事”一章。蚬子、螺蛳、荠菜、咸蛋、臭豆腐、乳腐肉、芋泥肉、霉干菜，手抓羊肉……有一晚我不知深浅，读了这一章，本来不饿的肚子竟饿得前心贴后心，恨不得把脑袋伸进冰箱搜罗吃的，真是想霉干菜烧肉呀，可这夜半三更，上哪儿找去？这个好吃的小老头，为什么要写得这样满口噙香呢，害得我一夜没睡好。
他写臭豆腐，说有一次在长沙，想尝尝毛主席老人家在火宫殿吃过的臭豆腐，据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奇臭无比，就循味跟踪，忽觉臭味渐浓，几个人格外兴奋，快了，快到了，闻到了臭味了嘛！
谁知，到了眼前一看，是一个公共厕所！
我差点笑翻。
他写山东人爱吃生葱，说有一个笑话，婆媳吵嘴，儿媳跳了井，儿子回来，婆婆哭哭啼啼说，可了不得啦，你媳妇跳井啦！儿子说，不咋！拿了一根葱在井口逛了几下，媳妇就上来了。
这个可爱的小老头！他把寻寻常常的吃食，用寻寻常常的字眼，用寻寻常常的口气，把吃的感受、氛围、来历说得兴味盎然。信手拈来的小苋菜、小辣椒、小螺蛳都写得生意满眼，把世俗的口腹之欲与高雅的文字奇妙地融合，让人看了就觉着香，觉着饿，觉着那印着字的纸都是香的，能吃的。
读过汪曾祺的人大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看看没什么呀，就是一个个没有雕饰的汉字，可是将这些汉字放在一起，再品咂，奇怪，就会滋味悠长。就像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一个一个单看，并不觉得美，但是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是一种整体美。汪曾祺的字也就像长在一起的树枝一样，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
汪曾祺是典型的“大器晚成”型作家，直到60岁之后才为人所瞩目，他一生三百万字的作品九成是写于六十岁之后。其实，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以小说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
上世纪30年代末，19岁的汪曾祺怀揣文学梦，为了追随沈从文而千里迢迢赴云南考入西南联大，然而，后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风云变幻，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擅长的笔法和熟悉的生活没有用武之地。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创作生态环境宽松而解放，他才在春风频送暖，老树发新芽的激动感叹中，开始自己新一轮旺盛的创作生命。
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仿佛这就是汪曾祺和他的文字留给人们的印象。他自己也说，随遇而安，这是“我与我周旋的结果”，自己哄自己玩儿。这样的话里，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有辛酸在里面。
四十年代崭露才华，之后整整寂处一隅四十余载，幼时生母早亡，青年遭逢国难，挨饿于西南联大，中年划为右派，受辱遭凌。然而他生性谦和淡泊，对什么事都看得很开，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北方边地，边地风沙漫卷，远离家人故友，独自在荒凉绝塞。这种情况如果放在情志压抑些的人身上，不知会做何举动，可是汪曾祺却“想办法找点乐子”，画马铃薯图谱，画完就烤烤吃了填肚皮，他还半调侃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汪曾祺独抒性灵的文字，淡淡地絮絮着人的一生。无论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在他的笔底，都如山野闲花，寒潭秋水，就那么淡淡地、小小地氤氲着理性、睿智和从容的烟霞。
分一节指骨让父辈抚摸
文/纳兰泽芸
当我看完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时，窗帘外刚刚露出一点曙色。我将书放在被子上，抚摩着硬壳书皮，望着封面上被床头灯照亮的“我与父辈”四个字——深深宽广的黑土地，“父辈”都已在地下，“我”已有一半进入地下，还有一半留连在人世间——也许，以这种苍凉的方式安排这四个字，正表达了作者阎连科内心深处那种怆然的心绪。
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这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看，也希望我的同代人看。看完之后会觉得，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有距离，这个距离是可以缩小的；如果没有距离，这个爱是可以加大的。
阎连科称这本书是他所有作品中“情感的钻石”。写作过程中，记不清有多少次边写边泪流满面，泪水模糊了眼睛没办法看清字，跑到洗手间里用毛巾擦把脸再接着写。我知道阎连科是为数极少的仍用纸笔而不是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他说并不是他思想古板或者不跟上时代，而是自己的打字速度实在太慢太慢，往往跟不上思维的节奏，使他干脆放弃了电脑，仍旧一笔一划地写作。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只能将稿纸夹在竖起的木板上写，因为一低头就头痛。
阎连科是朴实的，正像他朴实乃至土气的脸庞，他朴实地说，本来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家族的80后孩子的，但他希望所有的80后及90后孩子也能够看看，现在的孩子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如何走过来的，不应漠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和经历，希望他们读后能重审亲情，拷问自己对父母索取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承担了什么。
我不管别人怎样评价这部由阎连科一笔一划写出的13万字散文，但于我的影响就是，将女儿收拾好准备送她上幼儿园前，我分别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鼻子酸酸的。还是阎连科说得好啊，敬孝得趁早，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时候，承受那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而这种追悔与歉疚，将永世无法弥补。
阎连科正是在这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中，用一枝笔让自己返归本心，与灵魂素心相对。他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以一种质朴至稍嫌寡淡的叙述方式，将一段一段朴实的文字缓缓铺陈开去。有时候读至某处我甚至想，这真是那个写出华丽奇谲《丁庄梦》、《日光流年》、《受活》的阎连科的作品吗？
开卷之初，直至结页收笔，13万字的作品，像是流淌着的一条溪水，这条溪水里融汇了忏悔、温情、感动、伤怀、思念，和一种袒露内心的真实。不事雕琢，却触动人心。
父亲、大伯、四叔，这三个已经故去的父辈面容，在作者的记忆和怀念之中重新鲜活起来。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原土地上的普通农民，有着中国农民所有的品德，勤劳、朴实、坚韧，忍辱负重，为了生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沉默里，用日日月月年年的劳作收获微薄的希望。
父亲。
阎连科的父亲因哮喘病已离开他二十五年了。二十五个春秋，是漫长的一河岁月，可是阎连科对于父亲的回忆，任凭多少岁月之水也无法冲刷。
他记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哮喘病那天起，父亲就用尽全力想完成此生最大最庄严的职责——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娶上一门亲，给女儿备一份嫁妆，让她们体面一点嫁出去。为了去山上拉做地基的石头，父亲破冰过河肩扛背驮，身上挂满冰凌，哮喘引起呼吸困难，脸都憋得青紫。
他记得长年患股骨头坏死瘫在床上的大姐，她那痛楚的哭声笼罩在院子里，也遮蔽得父亲的心上冬不见光，夏不见风，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卖钱的东西医治也等于零。做手术买不起血浆，父亲带着孩子们一起抽血输给大姐。
他记得自己为了逃离土地的自私想法而固执地去当兵，没多久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父亲在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里旧病复发，而且愈发严重。这次复发是直接导致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
他记得在父亲病重的日子，因为久病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他脑子里竟然冒出“只要父亲在世，家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念头。而父亲临终前想看一场十块钱的《少林寺》电影，他却没能满足父亲的最后心愿，而那时，他的口袋正有着十七元钱。
阎连科在“清欠”一节里，狠狠地扇着自己灵魂的耳光——“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当兵，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在父亲病重时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
大伯。
大伯也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中原农民，但是，在阎连科的记忆里，大伯是个卑微但堪称“伟大”的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可是大伯带着一家十口人硬是平安熬过了那极度饥饿的年月。
为了给一个接一个长大的儿子盖房讨亲，大伯带着全家人趟过齐腰深的结冰河水，将沉重的石头从河那边的山上扛过来。三间瓦屋拼死拼活地盖起来了，大伯对子女们说，房子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独不能欠人家的债，从明天起，一家人都去山上拉石头卖，尽快还上欠债。
80年代初，大伯家的老五铁成当兵去了新疆，没想到半个月后年仅十八岁的他就在军营寻了短见。在经过痛苦的思量之后，大伯放弃了追究，他说，那些班长和排长，也都是农村参军去挣点前程的，也是家里无能耐，才不得不当兵到新疆那地方啊。铁成不在了，就别再毁那些人的前程了。
以世俗的眼光看，大伯是个卑如蝼蚁的农民，可是他可贵的尊严和善良之心，那些“天生尊贵”的人又有几人拥有？
为亲者讳，这是一般记叙已逝之人的常情，但阎连科却用坦诚的笔触道出了大伯的好赌，甚至赌掉了一家人辛辛苦苦攒起来的盖房钱，悔恨交加的大伯数次寻短见。有瑕有瑜，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四叔。
是一个大半生“一头沉”的人。其实也就是如今铺天盖地的“农民工”。妻儿在农村，自己在河南新乡的一家水泥厂里做着又脏又累的一份差事，农忙时节要赶回农村收麦抢谷。在农村人心目中，他是令人羡慕的“城里人”，而在城里人心目中，他又是“乡下人”。年老后回到农村，却发现大半生的“一头沉”，在年华老去的时候成了“两头空”，城市不接纳他，在农村也没有归属感，一种精神上的失落与孤独，伴随他直到离世。
阎连科在这13万字的长篇散文中，子规啼血一样的警示我们：
“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四三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疼爱。因为这种疼爱像河流一样源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
“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当他们年迈，一日日走向衰老，迎面走来的日子里，是疾病和死亡，我们应该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或母亲，不光是妻子或丈夫，我们应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过儿女的。“
这种警示，当为所有为人子女者所记取。
蓝墨水上游的千瓣莲
文/纳兰泽芸
一直以为，“莲”，这个清涟而绰约的意象，只适合存在于古典的诗句中。现代人的散文，传递不了莲那种
古典的风姿。只有在古诗句中，莲古典的生命才能婉转于眼前。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的莲，是一种朝气。
“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杜甫的莲，是一种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