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加里是在大学系统里工作，他在圣诞节与新年之间至少有一周的假期，那时候学校里的实验室关门休假了。1986年的冬天我们选择去内华达州的里诺滑雪度假，我体验到了高山滑雪的快感与刺激。我知道自己可能会摔断一条腿——或者，但愿不会折断了脖子——但还是继续向前冲，我愿意做任何让我儿子开心的事。我担心他会走在我的前头，而我想要在这里接受他愿意同我分享的一切。
当然，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光顾赌场，当我给饥饿的老虎机喂食时，加里耐心地坐在高脚凳上玩电脑版的21点。他不需要叮当的钟声、口哨，以及试图卖给他饮料的迷你短裙服务员。他开心地运用自己的数学思维去默默地累积他的奖金，直到我们回到酒店里休息。我们选择里诺是因为其中一家酒店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刊登了一则吸引人的广告，他们每天为店里的客人提供价值25美金的赌注筹码。再加上加里几乎每一局游戏都能赢，我们离开里诺时一共只付了10美金的宾馆住宿费。他不仅非常开心，而且也非常健康。
第二年，我们在内华达的另一处滑雪胜地再次尝试这种方法，但天气是如此地寒冷刺骨以至于加里——在数次努力跑下斜坡之后，而我则呆在小屋里喝着热巧——认为他已经享受到足够多的乐趣了。他用耐力支撑着，但他也不想挑战自身极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健康出了问题，他为自己是一个长期幸存者研究小组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他们坚定地以自身力量打败病毒。
1986
1988年，一场在新奥尔良举办的万圣节派对上——加里毕业以后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他离德克萨斯已经很近了，于是约好了要来看我。我们组织了一次家庭野餐，我们打算在那儿宣布他的艾滋病现状并且面对他可能会遭遇的任何审查。
我哥哥和他的家人最初对加里的病情和我的挣扎不闻不问，他们来了，其他住在城里的亲戚们也来了。并没有不安或必要让加里有机会发表他准备好的讲话。
那是加里最后一次去德克萨斯，而且对大多数亲戚来说，那也是最后一次他们看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