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把到手的东西让与人,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割舍不下。辛酉政变后,自热河还京,慈禧同政变有功老臣,患难与共,渐底承平,他们的许多话还是听得进去的,二度垂帘后,慈禧需要稳定。因此,她不敢变动原来的军机处大臣,但仍密切注视他们的一言一行,皇权是不会轻让于人的。
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在光绪即位、两宫二度垂帘之后,基本上没有变化。
光绪元年(1875)军机处由五人组成,即恭亲王奕、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宝、协办大学士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
这个班子与辛酉政变后的班子比较,基本班底没有变动。辛酉政变后的军机处由六人组成,即奕、桂良、沈光霖、宝、曹毓瑛和文祥。其中桂良、沈兆霖在第二年,即同治元年相继故去,曹毓瑛在同治五年亦故去。这三人是自然减员。同治二年补了李棠阶,四年他又故去。同治五年补了汪元才,六年亦故去。五年补了胡家玉,因受贿,当年被免职。这些人当值军机的时间都不长。
同治四年理学大师李棠阶卒,而补进了同治帝的师傅、弘德殿行走、内阁学士李鸿藻。同治六年又补进了署礼部右侍郎沈桂芬为军机大臣。这样,从同治七年开始,奕、文祥、宝、沈桂芬、李鸿藻五人组成的军机处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事实上,即从辛酉政变后,这个班子的基本队伍就没有什么变化。除同治四年慈禧褫夺奕的议政王职外,其他的人事变动均属自然减员性质,没有大风波。这个班子是较有威望,较有能力,较有效率的。
但是,文祥之死给奕刺激很大。
光绪二年五月文祥病故。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咸丰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九年,转为军机大臣。直到病故,在军机处当值十九年。可谓三朝元老,资深重臣。他是咸丰帝逃往热河时留京的惟一的一位军机大臣,协助奕办理中外交涉事宜,“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他接触外事,思想开放,认为“方今时事可虑者甚多,而以图自强、御外患为亟”。慈禧认为他“实为股肱心膂之臣”。对于他的死,慈禧和奕都是很悲痛的。说他“清正持躬,精详谋国”是不为过的。
奕在国际国内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主要依赖文祥、宝等人。奕很贤明,也很有能力,但他毕竟是位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对外界情况知之有限。遇有重大的疑难问题,还是文祥、宝等人出主意。用宝的话说:“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他们“同寅协恭,艰难宏济”,共同渡过了难关。文祥之死,使奕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助手和高级的参谋。
文祥之后,宝就成了军机处的前辈了。宝,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十一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来他曾给两宫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宝政治经验丰富,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且比较开明,同奕的关系又极融洽。
据宝的弟子何刚德回忆,奕同宝经常互开玩笑。一日将散值,宝先出军机值房小解,恭王等了好一会,宝一回来,恭王便笑着问:“往何处撇宝去?”撇宝是北京人的玩笑话。宝来得也快:“哪里,是出恭。”出恭是小解的文雅说法。宝、恭二字,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是很雅的幽默。又有一次,恭王从太庙出来,指着太庙里石碑下的,对宝说:“汝看这个宝贝。”宝,号佩蘅,贝、佩二字,音很相近。像龟,俗称王八。这又是在开玩笑。宝反应迅速,答道:“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据传说龙生九子,正是九子之一;其二是道光帝恰好生有九个皇子,你正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指你。具有很高智慧的人才会有很强的幽默感。他们之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文祥死后,宝“但持大端”。除奕外,就是宝了。然后是沈桂芬。
沈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三年任山西巡抚。因政绩突出,同治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升为户部左侍郎。后兼任署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九年,升兵部尚书。光绪三年,任命为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是军机处的主笔,个性很强,能力很强,是恭王的左右手。慈禧也很信任他。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人称李高阳。咸丰二年进士。科名比文祥、宝、沈桂芬都晚。
咸丰十一年,特诏充任大阿哥的师傅。同治三年,两宫太后任命他同大学士祁藻、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为同治帝的师傅。他教授认真,很得两宫好感。同治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母病逝,清制需停官回家守制,但慈禧懿旨认为“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从,诚不可或离左右”,命其守孝百日后,仍回任授读并在军机处办事。光绪六年,命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思想趋于保守,以理学大师自居。刘体仁说:“倭文端(仁)恶洋文,则命管理同文馆;李文正(鸿藻)恶洋务,则派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公终身不往,朝旨亦不催促。在政府诸士之意,但使知难而退可矣,不必强之上道,反为外交之梗也。”李鸿藻厌恶洋务,耻于同洋人打交道。但慈禧、奕偏任命他为总署大臣,却不催他上任,目的是使他“知难而退”,少发谬论而已。他同比较开明的主笔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沈桂芬感到“势孤”,于是把门人湖南巡抚王文韶拉进军机处。
王文韶,咸丰二年进士。同治十一年,任湖南巡抚。在湘九年,政绩显著。光绪四年,以署理兵部侍郎身份任军机大臣。六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曾奏详议筹边之策,分边防、筹饷、储才三大端。有人说他“赋性圆融,不敢为左右袒”。实际他很正直,不愿加入党派之争,不愿在沈、李之间偏袒任何一方。
文祥死后,由于沈、李之间的矛盾,这个班子,“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
慈禧对这个班子大体上是信任的。
辛酉政变后,自热河还京,慈禧同政变有功之臣,患难与共,渐底承平,所以对恭亲王奕不能“无畏惮意”,还是惧其三分的。对文祥、宝诸老臣,她也不能“颐指而器使之”,有许多话还是可以听进去的。
二度垂帘的慈禧需要的是稳定。政局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因此,她没有变动原来的军机处。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慈禧的明智之举。虽然,她大体上信任这个班子,但是,她也在密切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皇权她是不会轻让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