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乃人生大厦之基，公生明而廉生威，忠、公、能三者兼备，是衡量一个人才的基本标准、也是用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雍正要求大臣“小事小料理，大事大振作”，说明不能在小事上糊涂，在大事上无所作为。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工作中选用或使用好一个人，就是扬其长避其短，使其深藏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这既是一种方法问题，也是一种事关大局的方针和原则。而用人之长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用人法则。在雍正看来，这个法则就是忠、公、能三者兼备，这是衡量一个人的基本标准，也是用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首先是“忠”的方面。
拥有一颗忠诚之心是历代君王对大臣们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现实工作中必须具备的个人素养。一个口是心非貌合神离的人，恐怕只会给上司带来麻烦而不是创造效益；一个朝三暮四，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一个粗枝大叶，虎头蛇尾的人，恐怕都是与“忠”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
要想使一个国家乃至社会团体、单位长治久安，必须起用具有忠诚品质的人才，“忠”乃创业之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项事业就像是一座大厦，没有“忠”的基石做铺垫，那么这座大厦就有倾塌的危险。雍正登位之初，皇室勾心斗角、人心惶惶，加之各地叛党揭竿而起，在这风雨飘摇的危难时刻，任用忠臣就成为雍正从政的当务之急。
检验一个人的忠诚与否要从零碎小事做起，雍正就是这样一个细察臣心的高手。例如户部郎中李卫，年仅二十有余，官微身贱，然而雍正并没有因此将此人看扁，而是从细微小事中发现他和提拔他。当时有一位亲王在管理户部，每次收钱粮一千两时，加收平余十两以挪作私用，李卫知道后就劝这位亲王改正，然而这位亲王仗其权势，根本不把李卫放在眼里。于是李卫便在户部大堂设一个钱柜，专收多余钱财，并在柜子上标明“某王盈余”，把这亲王搞得非常难堪，便就此罢手，在这件事中，雍正相中的正是李卫对自己的耿耿忠心，对工作恪尽职守，于是马上任李卫为云南盐驿道，二年升布政使，三年任浙江巡抚，李卫连升三级，可谓青云直上，仕途春风得意。一时间在朝廷内引起强烈反响。
雍正大帝期望官员们的忠诚要勇于付出而不求回报，“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实际上就是要臣子们拥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正因如此，官员们对君主忠诚的深浅程度成为雍正提拔任用的一个重要法码。
其次是“公”的品质。万事“公”为先，这才是一个集团事业成功的关键。在雍正的眼里，好的官员和人才，就是要办起事来“公”字当头，不徇私情，做任何事情都要总揽全局，胸怀团体，放眼前景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总之，要拥有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高远的胸襟。
判断一个人是否持心为公的标准，就在于看这个人办事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这方面，雍正反对那种沽名钓誉、投机钻营、华而不实的欺下瞒上的做法。古往今来，有两种“天下为公”的作风，不妨在这里作些阐释。
一种我们称之为好好先生，办起事来圆滑世故，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对谁都不得罪，和稀泥、拉选票，假仁假义，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实际上对集体有百害而无一利，看似为公实则为私。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人有时口碑却很好，犹如变色龙和两面派，如果不仔细分析透视就无法识其“庐山真面目”。雍正对这类朝臣、封疆大吏是颇有见解和深有城府的，如评价江南总督查弼纳、云南巡抚杨名时、江苏巡抚张楷等“操守虽清，而皆稍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称誉之者甚多。”因此，对于这种假公济私的人我们要格外小心，不要偏听偏信，不要被他的只奉承搅拌的迷魂汤所晕倒和陶醉，而更应该求真务实，触及实质。
另一种人是真心为公却时常出力不讨好的谦谦君子。正如雍正评价田文镜、杨文乾、李卫等那样“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这种人为了公事不怕得罪人，弃却个人利益于不顾而坚持秉公执法，这才是一心为公的典范。
除此之外，雍正还提拔重用一批如胤祥等才能政绩俱佳的宠臣，他们才智过人能力出众，在同行中出类拔萃、脱颖而出，为雍正稳坐朝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忠、公、能”三而合一，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它给一个集体事业的腾飞插上翅膀。同时，忠、公、能又像是一个错落有致的点，共同构成了三维画面，犹如铁三角牢牢地巩固了雍正的统治核心。雍正是一个深谙此道的用人高师，他将三者有机地渗透到工作的各个层面，在实行除旧布新的改革大潮中稳立潮头而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忠、公、能”的用人法则也同时造就了一批宠信和忠臣，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各显身手，奏响了一个时代多姿多彩的交响曲。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十五乾隆：洞察是非为管理第一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