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之人对于康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明珠下台之后，刑部尚书徐乾学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皇帝器重。秉承康熙皇帝意旨，徐乾学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弹劾不避权贵，言路顿开。明珠被郭劾罢，朝臣皆以为徐乾学暗中主持。于是，朝臣又趋之若鹜。徐乾学与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皆以鼎甲而位显朝廷，当时号称“昆山三徐”。他们以诗文负重名，轻财好客，广为结交，与朝中汉大臣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诗文往来，互相标榜，在当时朝廷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这样，不但明珠死党对他们恨之入骨，不少朝臣也为之侧目。因而，为时不久，即有原湖广巡抚张沂上疏控告徐乾学纳贿，尔后左都御史郭又上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郭在疏中逐一陈述高士奇等之罪行，认为高士奇有“四可诛”。其一，高士奇出身微贱，供奉南书房，本该竭力奉公，以报知遇之恩。却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致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声名赫奕如此，前无一人，其乃沽名钓誉之辈，可诛。其二，奸贪坏法，全无顾忌。与王鸿绪结为死党，科臣何楷为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摇。同时，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即不属党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钱”。高士奇常于朝臣面前标榜“我之门路真”。其三，侵吞国帑，剥夺民膏。高士奇拥有多处田产房屋，来历皆不明。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多年，惟恐事发，遂潜伏于直隶天津、山东洛口等地。后将虎坊桥一幢价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余间送给高士奇，求其庇护。同时，于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置买，并派何楷代为收租。打磨厂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有四十万。此外于其老家平湖县置田产千顷，于杭州西湖、苏、松、淮、扬等地广置田产，修建花园宅院，何来如此之多的金钱？其四，欺君灭法，背公行私。高士奇置皇帝的谕旨于不顾，皇帝告谕严禁馈送，违者定以军法治罪，高士奇与王鸿绪竟公然违抗。在淮扬，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黄金，潜遗士奇。疏末，郭言：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豹狼成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即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言。为此，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弹劾。
对于高士奇、王鸿绪、徐乾学等人，康熙皇帝向来颇为器重，但是为了尊重舆论，兼之以弹章所引多属事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令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一起休致回籍。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穷追猛打，上疏弹劾徐乾学律身不严，言其“乘修史为名，邮于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毂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既无好运止，自无好议论；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康熙皇帝命徐乾学明白回奏，徐乾学惟有乞罢归里。不久，部议许三礼所劾之事不实，遂将许三礼降二级调用。许三礼不服，再次上疏弹劾徐乾学，列其考试舞弊、违禁取利、纳贿置产九大罪，而且牵涉徐乾学弟弟徐元文，疏中言：“乾学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且指斥徐乾学“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势倾中外，权重当时，朝纲可紊，成例可灭”。康熙皇帝以其所奏多为不实之词，且有借机反复之意，着严饬行。徐乾学亦只得再次乞休，康熙皇帝遂允其所请，命以书局自随，且亲书“光焰万丈”匾额赐之，以送其行。
言路开放以后，虽然整治了朋党，打击了党争，但亦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臣下有人借机报复，有人以此互相攻讦，以致是非不分。康熙三十年以后，康熙皇帝想法消除其不良影响。一方面广开言路，同时，又不为大臣之奏疏所左右。康熙皇帝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被奏疏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即如景初御史郭参劾河道总督靳辅，言其“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下河，欲拯淮、扬七州县百姓，而靳辅听信幕客陈潢，百计阻挠，宜加惩处”。不久，户部尚书王日藻又参劾靳辅屯田累民之事。康熙皇帝不因有言官参劾而盲目惩处了事，他让靳辅与主张疏浚的直隶巡抚于成龙辩论，各抒己见，表示：“朕凡事据理持平，岂顾此辈情面乎？况专擅之人，近经黜革，岂更令其专擅乎？”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重视言路。同时又重视调查，核查事情的真伪。为此，他越来越多地指派亲信，暗中调查，进行密奏，因为，各级官吏多为了各自利益，不据实上奏，而言官之论亦多片面。有了亲信密奏，康熙皇帝就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事情的全貌，尤其是对互相攻讦的朋党，亲信密奏就可以不带偏见，有利于客观地处理问题。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奉差福建、广东的内阁大学士席柱就肩负着向康熙皇帝密奏的任务。康熙皇帝向他询问了广东督抚、原任江南总督、河道总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况。而从席柱的密奏中，康熙皇帝亦获知了一侍卫至铁索桥挂匾，“彼地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之事，康熙后期，康熙皇帝更加重视大臣的密奏，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之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惊惧修省矣。”这样，康熙皇帝就可以不受各级官员的蒙蔽，并能随时掌握各级官员的真实动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蓄意攻讦、无中生有诬陷之事。因而，康熙皇帝不无得意地说：“欲知天下事理，密折胜于微行私访。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耳。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有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后来，在处理一些案件时，康熙皇帝即用密折了解情况，以使事件得到大致公正的处理。如处理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案件，即是最好的例证。
噶礼为满洲贵族，与满臣阿山等朋比为奸。康熙四十四年时，两江总督阿山诬告江宁知府陈鹏年收受盐典陋规，将陈革职并下于江宁狱中。陈鹏年为官清廉，在江宁深得民心。江宁士民为之痛哭罢市，并质问陈鹏年落职之原因。诸生俞养直大呼请保“清廉太守”，如果不能保，则愿入狱与陈鹏年同死。不久，误传俞养直死于狱中，当时，学使正在句容督考，应试生童都说：“读书应试，何为也？”把试卷都烧了。诸生同士民“如丧考妣”。有人以大逆陈上，后来，会审不实，又说陈鹏年曾赶走娼妓，在南市建亭，宣讲圣谕，则是大不敬，论斩。但康熙皇帝从江宁织造曹寅等处获知，陈鹏年系清廉之官，而他南巡之时亦有所闻。遂诏从宽免罪，命入武英殿修书。康熙四十八年，噶礼为两江总督，陈鹏年则为苏州知府，署理布政使职。他凡事坚持原则，毫不迁就，噶礼对他十分痛恨，遂上疏康熙皇帝，诬告陈鹏年所作《游虎丘诗》中有怨愤之语，该诗云：
“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
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
雨后万松全逻匝，云中双塔半迷离。
夕佳停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
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也看山。
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
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
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鹏数往还。”
为此，康熙皇帝一方面又通过曹寅等人的密奏了解情况，同时，自己亦对陈诗加以分析，觉得并无怨气，遂再次将陈鹏年调入京师修书，从而使噶礼的阴谋未能得逞。
康熙五十年，噶礼与江南副考赵晋交通关节，榜出哗然。江苏巡抚张伯行上疏参劾噶礼监考作弊，揽卖举人，勒索银两。噶礼亦弹劾张伯行挟嫌诬陷，不肯出洋捕贼等七大罪状，康熙皇帝派人处理，处理之人因噶礼之母是康熙皇帝乳母而偏袒噶礼，回奏张伯行弹劾之事全虚，而噶礼弹劾张伯行情况属实，并提出将张伯行降职处分。康熙皇帝令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复审，亦如前议。康熙皇帝认为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清廉公正，不会如此，因此又命江苏织造李煦暗中查访案情以及江南百姓之反映。噶礼与张伯行之间的互讦经过深入调查，李煦向康熙皇帝陈事情原委，言张伯行受诬、噶礼植党诸事。康熙皇帝遂据此密奏，力排众议，果断地处理此案，命张伯行复任，而将噶礼罢免，从而使这一案件得到了正确的处理。
由于从秘密奏折中，康熙皇帝获得了不少真实情况，因而在康熙五十一年，他下令扩大秘密奏折的实行范围。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许密奏。此外。派往各地的钦差，亦有密奏之权。而督抚对钦差大臣在地方上的所作作为，亦可密奏皇帝。这样，一方面允许朝臣及科道官员风闻言事，一方面又允许相当一批高级官员密折奏事。因此，康熙皇帝对各级官吏，尤其对高级官吏的控制空前加强，康熙皇帝的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十四雍正：琢磨透之后就会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