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手过招，目的是不让其纠缠。康熙一向认为，影响君臣关系、紊乱朝政的大敌，是朝臣私结朋党、侵犯皇权，故反复指明其危害，厉行预防和禁止。
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为了扭转四辅政大臣时期的错误政策，一个时期之内，康熙皇帝致力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缓和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团结。但是，为时不久，康熙皇帝就发现，臣下结党营私，另立中心又有抬头之势。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再度出现鳌拜一类人物，平定三藩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又进行了打击党争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康熙时期，皇权进一步加强，清朝统治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鳌拜专权时期，康熙皇帝曾深受其苦。亲掌政权之后，诏开经筵日讲，康熙皇帝颇为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著作，认识进一步提高。在他看来，大臣结党乱政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因而，早在三藩叛乱期间，他即多次向臣下极论朋党之害，并反复告诫臣下不得欺罔君上，另立中心，结党营私。康熙十六年七月，他说：人臣服官，“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密，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百尔臣工，理宜痛戒”。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以康熙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在康熙皇帝反复告诫臣下不得结党营私之际，在他身边，以明珠和索额图为首的两支朋党势力已经开始形成。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发生地震，康熙皇帝下诏求言。这时，左都御史魏象枢即向康熙皇帝揭露明珠、索额图二人“植党市权，排斥忠良”。由于当时平定三藩之役正在进行，兼之以明珠、索额图二人植党乱政，康熙皇帝尚不十分了解，因而，康熙皇帝只是下诏自我修省，并且在修省诏书中略提大臣朋比徇私之事。虽然如此，二人并不悔悟，而是变本加厉，我行我素。这样，康熙皇帝不得不进行惩治朋党的斗争。
明珠系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在吴三桂疏请撤藩时，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大臣主撤，因而获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十四年调任吏部尚书，两年后，授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位高权重。三藩平定后，康熙皇帝告谕廷臣认为以前撤藩，惟明珠等能称职，因则对他眷顾异常。利用康熙皇帝的信任，明珠大权独揽，因而招权纳贿，结党营私。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郎傅腊塔、席珠，以及李之芳、科尔坤、熊一潇之辈，皆为其死党。凡会议公推，佛伦把持，余国柱为之附会，阁中票拟系为明珠暗中操纵，轻重任意。其他阁臣亦皆承其风旨，极力推荐自己的意中人，如亲朋、同乡、门生等，他们互相包庇，徇私舞弊。在地方督抚中，他们也极力培植自己的党羽。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异常，秽迹显著，康熙皇帝曾向九卿询问其居官情况，大学士勒德洪竟不据实陈奏，企图包庇。康熙皇帝弄明情况后极为生气，将勒德洪降二级，穆尔赛拟绞。打击其羽翼，给明珠敲一次警钟。
索额图系索尼之子，原是康熙皇帝一等侍卫。康熙八年时，参与密谋收捕鳌拜，立下功勋，因而获得康熙皇帝的重用，次年即为保和殿大学士。但他赋性贪黩，并为此广植党羽。朝中士大夫非暗自结托，难以升迁。凡会试榜出，索额图即择其有名者，令谕意拜门下，若不拜其门下，则加以贬抑。与其党羽额库礼、江潢等暗中讨论国事，随意指斥。对于异己则不分青红皂白，任意贬斥。翰林院侍读学士顾八代随莽依图规复广西，屡立战功，康熙十八年京察，掌院学士拉萨哩、叶方蔼以顾八代随征以来，能称厥职，以“政勤才长”注考。但大学士索额图以顾八代不是其党羽，竟随意改注“浮躁”。莽依图对此极端不满，并亲自上书为顾八代辩护请功。
和索额图相比，明珠表面上为人谦和，轻财好施，招徕新进。但在骨子里和索额图并无二致。对于不附于己者则设置阴谋，加以陷害。索额图与皇太子胤关系一直十分密切，明珠对此十分忌妒，朝臣中凡依附皇太子的明珠全都暗中予以排斥。勇略将军赵良栋以平滇之功居第一，明珠也暗中施展手腕，使其不得叙升。为此，赵良栋曾见康熙皇帝，极言明珠等阴谋倾害，康熙皇帝不明就里，反说赵良栋器量狭小，宠幸明珠如故。明珠见皇帝宠幸，就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党羽亦兴风作浪。余国柱为户部尚书时，汤斌继余国柱为江苏巡抚，江南蠲租，余国柱以部费为名，索金四十万，汤斌坚决抵制，余国柱遂诋毁汤斌。恰好，明珠有一仆人，颇得明珠宠幸，凡到各监司，都郊迎，受到极高的礼遇。而到达苏州后，汤斌却遇之不礼，只不过派门卒具酒肉以款待他。明珠获知后颇为恼火，但考虑到汤斌为外官，他无法加害，恰好太子出阁读书，于是，明珠推荐汤斌回朝任礼部尚书，并辅导太子读书。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久不下雨，出现大旱，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政，言辞直指明珠。这时，明珠一党欲以当时不许科道官风闻言事的规定处死董汉臣。至此，汤斌却独持正议。他说：“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为自省。”康熙皇帝觉得汤斌言之成理，遂赦免了董汉臣的罪责。明珠、余国柱对汤斌更为痛恨，为了陷害汤斌，他们费尽心机，摘录汤斌在苏州为巡抚时文告中的一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上奏康熙皇帝，认为这是有意讥讽诽谤。汤斌被传旨诘问，汤斌一片忠心，惟有自陈资性愚昧，乞赐重处。而后，明珠等人又唆人上疏，弹劾汤斌荐人不当。同时，他们还放出言论，说康熙皇帝要将汤斌没入旗籍，引起在京江南士人的一致愤怒。由于他们的诬陷，使得康熙皇帝对汤斌的印象十分不好，康熙皇帝说：“朕待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在他们的折磨下，康熙二十六年十月，汤斌病故了。明珠等人弹冠相庆，因为除去了他们的一个眼中钉。
对于明珠、索额图植党营私，康熙皇帝亦有所闻，但并未抓住什么把柄，因为不准风闻言事的禁令未解，大臣多不敢轻举妄奏。原来，从顺治朝开始，有感于明末科道官及朝臣风闻言事，借机参与党争，危害朝政，遂认为风闻言事，无异于党同伐异，假公济私，于是，严令禁止。康熙初年，康熙皇帝本着“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原则，遂多次重申不准风闻言事的禁令。康熙十八年八月，又增订风闻言事之处罚条例，更使得科道官噤若寒蝉。但是，随着明珠、索额图结党日益严重，而朝臣又慑于禁令不敢弹劾，康熙皇帝渐渐感觉到有废除禁令的必要。康熙二十六年天久旱不雨，禾苗干枯，康熙皇帝命日讲起注官德勒格打卦问卜，得“诀封”。德勒格即于解释卦辞时，尽揭索额图、明珠植党营私之事，从而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警惕。不久，索额图家人又叩阍告变，康熙皇帝立即派人搜查索额图党羽江潢居处，搜得索额图写给江潢的秘密书信很多封，至此，索额图结党情况全部暴露。康熙皇帝下令，将索额图革职。在此同时，康熙皇帝亦密切加以注意，不久，康熙皇帝率朝臣谒陵，于成龙随驾。途中，于成龙将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之事全都禀报康熙皇帝。不久，康熙皇帝又将于成龙的话询问高士奇。高士奇曾经是由明珠推荐入内廷供奉，时正为詹事府录事，明珠于高士奇有恩，但高士奇亦详细陈述了明珠结党之事，康熙皇帝听后颇觉奇怪，问道：“为什么没有人上疏弹劾呢？”高士奇回答说：“人孰不畏死！”所有这些，都使得康熙皇帝深感禁止朝臣风闻言事十分不妥，他终于认识到“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因于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在乾清门正式向大学士宣布，重新恢复“风闻纠弹之例”。康熙皇帝觉得，凡参劾贪官，“其受贿作弊处，因身未目睹，无所对据，恐言事不实，不行参劾者甚多。今间有弹章，亦止据风闻参劾耳，而风闻参劾又有禁止风闻弹劾之令，故束缚了朝臣的手足，难以惩治贪官，惩治朋党，现在废除禁令，再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仇参劾者，一旦审明，“自有反坐之例”。禁令一废，言路顿开。当年年底，山西道御史陈紫芝闻风而动，上疏参奏上任方一年的湖广巡抚张沂贪污行贿受贿案，矛头所向，直指其后台大学士明珠。与之同时，科道官又提出河务问题，也牵涉到明珠。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又有御史郭直接参劾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八大罪，从而把揭露明珠结党营私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郭在疏中谈道：“为特纠大臣背公结党，纳贿营私，仰请乾断，立赐严谴，以清政本事。”然后逐一开列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之罪。其主要者计有：罪状之一，凡阁中票拟，俱为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对待皇帝的诘责，亦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奏劾湖广巡抚张沂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张沂就是明珠保荐。康熙皇帝曾面谕九卿，应一体加以议处。票拟竟不及明珠，这是明珠暗中操纵所为。罪状之二，假托圣旨，市恩立威。凡是明珠奉行之皇帝意旨，若称颂贤能，则向大臣说：“由我力荐。”若指斥不善，则又云：“上意不喜，或当从容挽救。”任意添油加醋，借皇帝谕旨卖人情，以笼络朝臣，借机挟取货贿，拉帮结派。罪状之三，明珠结连党羽，满臣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傅腊塔、席珠等；汉臣之总揽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余国柱在当时刻意迎合明珠，干了许多非法之事，当时大臣称之为“余秦桧”。其党羽把持会议公推，操纵官吏之升降。罪状之四，凡督抚藩臬缺员，余国柱等人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因之督抚等官皆贪婪无厌，剥削百姓，是故贪官甚多，此乃“以奉私门之所致也”。罪状之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罪状之六，靳辅明珠相交结。靳辅当时治理河道，每年靡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罪状之七，科道官有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明珠、余国柱控制言官，使之不得弹劾，以巩固其地位。罪状之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相传，郭上疏弹劾明珠之日正值明珠生日，当时，明珠正在家中大宴宾客，郭上疏之后，即直接登明珠之门，明珠听说郭登门求见，当即大喜，马上将他引入宴会厅，满厅宾客都颇诧异。郭见到明珠，只长揖并不跪拜，而从袖中拿出奏章给明珠，明珠更为高兴，说：“侍御亦有诗间相藻饰乎？”明珠还以为是给他祝寿的诗文呢！郭正色答道：“非也，弹章耳！”明珠还未读完疏稿，郭又长揖道：“郭无礼，应罚。”当即饮了一大杯酒，放下酒杯即扬长而去。
康熙皇帝读罢郭的奏疏，大怒。他当即告谕吏部说：“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当即下令革明珠、勒德洪大学士之职，交与领侍卫内大臣酌用；革大学士余国柱职；令大学士李之芳休致回籍。当时内阁共五名大学士，除王熙外，全部撤换。另，满吏部尚书科尔坤以原品解任，满户部尚书佛伦及汉工部尚书熊一潇亦解任。之后，康熙皇帝还告诫朝臣：“嗣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涤肺肠，痛改陋习，洁己奉公，勉尽职掌，以副朕宽大矜全，咸与维新之至意。”
开放言路，废除不准风闻言事的禁令，即有大臣弹劾明珠，使得康熙皇帝了解明珠党羽的内幕，因而及时地进行了清理，从而保证了朝政的清明。通过此次事件，康熙皇帝更觉开放言路的必要性。为了创造更方便的条件，他下令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科道官随时赴畅春园面奏。所言不限事之大小，“若必大事始言，则言官难分事之大小，以致进言者少，非所以集众思广众益也”。而且言之不当亦不坐罪。对任何人的过失包括皇帝在内，都可以进言弹劾。康熙皇帝要求言官，“凡事关国计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确见即应指陈……虽言有不当，言官亦不坐罪。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为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即朕躬有失，亦宜进言，朕决不加责。”在康熙皇帝鼓励下，一时之间，言路大开，对于康熙中期以后皇权的加强和政治的清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