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不能不痛不痒，必须盯住要害，用智化之，否则就会做出许多无用功。康熙是一个盯住要害，左攻右击的大师，他在复杂的局势下，能够以“清醒”两字要求自己，排兵布阵，虚实结合，正反错位，故绝无闪失之处。
“权力”实为政治之核心，倘若大权旁落，纵有天子之位，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康熙帝极为重视中央集权，时刻注意加强其绝对之权威，从而得以六十一载操控天下。抑制诸王公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借机予以惩治，目的在于削弱诸王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保护皇上的权威避免令出多门，一百个和尚乱当家。凡是被削爵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同时也削去了议政和宗人府的职务，并全部或部分撤销他们的所属佐领。
虽然这些被削王公的爵位一般仍由他们的儿侄承袭，但新被封的诸王公的地位和影响已远远不能与其父辈相比。康熙贬抑诸王公的明显效果是，宗室诸王中的子侄一辈的年龄年轻的居多，并且都没有任何军功，而在一向崇尚武功的满族社会里，如果没有任何军功，或者虽有军功而又遭压抑，未得表彰，那就很难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也不会得到属下的信服与敬重。《诗》有所谓：“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民大众，有事物有功业有法则有效法。人民常有的心情，就是爱好有德有功劳的人。”
对年轻诸王的状况康熙也并不很满意，二十二年钦交诸王名单时，康熙帝曾对掌宗人府的安亲王岳乐说：“朕观此中绝少成材者，虽点行围（巡察和打猎），岂能效力；且观其上朝时，异陋（见识浅陋）不娴礼节，惟外饰虚貌，实无所有。其所以至高位者，不过承祖、父之荫耳，曾有著绩行阵者耶！我先世曾见此然否？应严饬令其悛改，务矢志奋勉。”孟子说：“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现代文是：“打仗时战鼓隆隆，刀对刀，枪对枪地搏斗，败的一方丢盔弃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逃了一百步而停下来，有的跑了五十步便停下来。那些逃跑后退了五十步的人嘲笑跑一百步的人怯懦，结果会怎么样？”康熙皇帝八岁就登基，却对年幼的王公诸臣不满意，按这样说，似乎该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其实，康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年龄小也没什么，年龄大也未必好。就是那位年龄较大并有军功的安亲王岳乐，在二十四年五月，也因为隐瞒一个外藩蒙古喇嘛，被康熙革去议政及掌宗人府事职务，并罚俸三年。
康熙抑制和削夺诸王公的特权，使得参与议政的宗室诸王人数日益减少。康熙十一年议政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掌宗人府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等人。同年十二月，庄亲王死，惠郡王、温郡王等上疏辞去了议政职务。其他诸王也先后被罢去议政职务。到二十四年，原有的议政宗亲王就只剩杰书一人了。杰书在三十六年死，到了这时候，康熙朝中就没有议政王，而只剩下议政大臣了。这样，八旗合议的机构就已不复存在，成了掌握在皇帝手中的一种普通议政机构。
为了提高皇权，除借惩办违法王公之外，康熙还采取扶植自己的亲兄弟和皇子的手段。如封自己的亲兄弟和儿子以爵位，令其参与议政领兵出征，管理旗务等。
康熙六年封福全为裕亲王，十年封常宁为恭亲王。并分给佐领，命参与议政。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进犯至乌兰布通（即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康熙废弃以往必派军功勋旧诸王领兵出征的惯例，而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以皇长子允为副，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以简亲王喇布、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迎战噶尔丹。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又亲征噶尔丹，分兵三路，自统中路大军，下辖八旗大营，皇七子允领镶黄旗大营，皇五子允领正黄旗大营，皇四子胤领正红旗大营，皇三子允祉领镶红旗大营。此外，又命皇长子允与索额图共领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四旗察哈尔及绿旗军先行。这一阵势，进一步改变了开国诸王公掌握用兵大权的传统。俗话说：“打虎得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不过，康熙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掌权。
五十七年十月，康熙帝降旨指责各旗都统、副都统耽于安逸，旷废公务，因而指定皇七子淳郡王允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郡王允祈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允办理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八旗的王公贝勒的权力，使八旗进一步直属皇帝统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