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胜者皆知：每个人都会犯错，而知错就改是一个成大事者的优秀品质。忽必烈一生广开言路，不怕他的大臣揭短，而且还虚心请教，不但得到了他们的尊敬，而且元朝的统治也较为清明。也就是说，品行不端、心胸狭隘的人，很难具备操纵天下的气魄。
中国历史上凡是大开言路、敏于纳谏、知错即改的皇帝君王都能够跻身于英君明主的行列。自从“邹忌讽齐王纳谏”之后，能否纳谏，也就成为某一位皇帝政治贤否的标准，于是，善于纳谏的刘邦与只有一位谋臣而不能用的项羽两人就成为历代君主鉴戒的正反榜样。同样，能否纳谏、知错即改又表明了某位君主帝王的政治素质的高低。
走出大漠的忽必烈也正由于具有如此可爱的品行与智慧，像其他开国君王一样，很有资格地戴上了一顶“敏于纳谏”的桂冠。也正由于他能纳谏，便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
在忽必烈的一生中，有许多将相大臣、著名文士都曾经给他上奏有关纳谏、大开言路、革除弊政的得失，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有益的谏言都在他的大脑中记忆模糊，惟有他信任的老师刘秉忠的话语始终在他的脑海中翻腾，影响了他整个一生。刘秉忠说：“君子不因为言谈而废人，也不因人而不采纳他的好建议，使言路畅通，是取得天下的原因，也是统治天下百姓、使政治清明的基础。”显然，颇有慧根的刘秉忠并非就纳谏而谈纳谏，却把能否纳谏上升到了政治的范畴。忽必烈之所以能对此话铭记在心，是因为善于讽谏的刘秉忠在说明这一看似简单却很深奥的道理时，用了一大串形象的比喻，他说：“天地是那样的辽阔无垠，太阳与月亮是那样的明亮，有时候也会被一些物体所遮蔽。并且遮蔽太阳明亮的是乌云；遮蔽人君之明的，是私欲与邪说。一般人有这样的缺陷，只不过遮蔽了一个人的心灵，而人君有了这种缺陷，就会遮蔽天下。”这深入浅出的道理，加上形象生动的比喻，也就难怪忽必烈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而刘秉忠并非平凡之辈，他的不平凡就是在讲了一大通道理后又给忽必烈出了怎样纳谏的答案，这就是：“作为君主，要常常选出左右谏臣，使他们在君主没有铸成大错前讽谏，他们的谋划能使你的计划谋略更加准确无误。”
或许第一位老师的言谈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刘秉忠对忽必烈的个人影响恐怕应该排在第一位。诚然，我们更应感谢刘秉忠，是刘秉忠的教导，当然，也还有诸如许衡、姚枢等人的功劳，在他们的努力与影响下，才使得蒙古族少了一位刚愎自用的大汗，而在中国历史上则多了一位施行仁义，敏于纳谏的皇帝。
到底如何，让我们循着忽必烈纳谏的轨迹作一番寻觅。
1260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在鄂州前线与南宋激战的忽必烈，收到了他亲爱的妃子察必的情报，蒙哥已死，阿里不哥阴谋夺位。情况十万火急，忽必烈心急如焚，不知计从何出。
在这关键时刻，是郝经这位足智多谋的谋士的《东师议》，解决了他的危机。
郝经建议：首先让精锐军队把守江面，与宋朝议和，迫使宋朝割地纳币。其次，放弃辎重，轻骑速归，渡过淮河后乘坐驿车，直接到达燕都。同时，派遣一支军队直接前去迎接蒙哥汗的灵车，收缴皇帝印玺。真可谓“柳暗花明”，忽必烈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完美的谏议与谋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忽必烈正是按郝经的提议采取了断然行动，使元帝国的大船从浪尖驶向了风平浪静的海湾。
因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忽必烈都不能忘怀这位使他转危为安、顺利登上九五之尊的谋臣。
可惜，郝经在忽必烈即位初年担任国信使出使南宋后，被南宋一扣便是9年，再没有机会向忽必烈奉献他的睿智英谋了，这是历史与上天造就了郝经的历史悲剧，忽必烈对此也不无遗憾！
如果说忽必烈在这危急关头的纳谏是情势所逼，有些被动，而他做了皇帝后，则所纳之谏就并非是情势所逼，由被动到主动，由必然向自然，使忽必烈的纳谏更合乎规律性。
1265年，蒙古帝国的政局是百废待兴，一切都在重建之中，这时汉法能否继续施行，蒙古帝国的施政方针如何？都为北方的地主阶级所密切关注。针对此，从草野前来的许衡上了著名的《时务五疏》，替忽必烈拨云见日，澄清了疑虑。我们曾在前文已谈及他的部分疏议，但仍有必要在此一叙。《时务五疏》其一就是希望忽必烈继续实行汉法；其二是设立中书省；其三是设立纪纲，精于吏治；其四是整顿社会风化，兴教育，使百姓安于生产；其五是劝忽必烈严号令，节喜怒。
这五点都关乎元帝国的政治与民生，因而忽必烈都予以“嘉纳之”。他希望御史官员们能够像历代贤臣那样勇于讽谏，以便使朝廷吏治清明，言路畅通。
在保持言路畅通方面，忽必烈对御史台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历史上，御史台对封建朝廷、封建君主的施政方针、吏治、政务都起过重要的纠正作用。在监督、弹劾贪官污吏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御史、监察官员被视作皇帝的耳目，从他们的嘴中君主可以了解民情和风情以及吏治好坏等情况。忽必烈同样如此，所以，他所选任的御史官、监察官员都是名儒或蒙古重臣。忽必烈在全国设立以御史台为首的完备的监察机构，并设立江南诸道与陕西、云南诸道行御史台，行台下设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机构。官员们的官秩同于内台，以加强对地方吏治、官员的监督。
正由于御史官员是忽必烈纳谏、了解政治得失的重要来源，对其官员的选择就非常谨慎严格。1277年，在设立江南诸道御史台时，御史大夫姜卫就御史官员的选用问题向忽必烈建议说：“陛下把臣我当作了耳目，我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们当作了耳目，徜若这些官员选非其人，就好像人的耳目被闭塞一样，下面的情况怎么能够达于上听呢？”他的话得到忽必烈的赞同，下诏让御史台严格官吏选拔，并且每当选任官员的名单报上来后，忽必烈必定要集中重要大臣、御史们商议讨论，如被大家认为某位人选不适宜的，就立刻罢劾。由此可见忽必烈对御史官员的重视，从而也能反映他对纳谏的重视。
忽必烈纳谏的可爱之处，是他并不偏信偏从，遇到正确的、对国家有好处的，或纠正他的过错的劝谏，他从来都能放得下面子，给以采纳，有错即改。反之，他则坚持不改。
直到临终前，老年的忽必烈也一直以善于纳谏而著名。
早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时，有一位叫塞旃的理财官员常常截留蒙哥大汗的财物，在暗中送给忽必烈使用，的确帮助忽必烈解决了藩府不少的困难。将近80岁的忽必烈这时老爱忆起难忘的几十年前的往事，因而常常在侍臣们的面前提起塞旃，博果密得知来由后，便劝谏说：“这个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做为君主的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啊，今天如果有一位官员把您内府的财物用来私结亲王，陛下以为如何呢？”听了博果密的话后，忽必烈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立即挥手不让博果密说下去，并说：“爱卿不要说了，是朕说错了。”忽必烈意识到了他的赞扬会产生的影响，不是对忠臣的勉励，而只能助长不忠的风气。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十一朱元璋：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