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一语道出了中国文人们寻求贤君的心怀。忽必烈也深知此理，为了达到他自己最大的胜局，在他有一定的权力基础之后，就非常注重招贤纳士的工作，并给他们一定的权力，让其施展各自的才华，为他所用，取得了良好的操纵效果。
中国的儒人文士们也许由于从小就浸泡在“三纲五常”的海洋里，因而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不过是一生能够有所知遇，仕途通畅，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因而，对他们所尊重的君主，他们总是报以毕生的忠诚与才能；一旦他们找准了一个政治立脚点，就会至死不渝地贡献出他们的智谋、才能，必定要使自己成就一番大事而后安。中国的文人们就是在这寻寻觅觅中，完成了自己与某一贤君或政治集团的结合。
对此，忽必烈这位深懂汉文化的君主也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在他即位的前后，便不断地向处于徘徊、彷徨之中的北中国的士人们发出了延揽礼遇的信号，而士人们被他的精诚所感动，也毫不吝啬地帮助他这位当时还未成气候的藩王。他们非常乐意地想把忽必烈改造成汉统的继承者，以便完成他们毕生所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理想，从而使得他们在金朝、南宋所遭受的冷遇得到一个补偿。如果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表示的话，这也不啻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侵略”吧。而实际上，忽必烈在许多方面的确被汉儒、文士们在不知不觉中改造过了，尽管他不时地在许多场合表现出蒙古族的思维、处事方式。从他接受并愿意聆听汉人文士们教诲的那一时刻起，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中要按博大精深的汉族政治、文化模式来统治国家，因而，礼贤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他惯常使用的政治手段了。
从前面的叙述中，完全可以看出即位后时值中年的忽必烈已经从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藩王真正地变成了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皇帝，懂得了“人才乃治之本”、“下治乱，系于用人”的道理，立下要寻求像魏征、曹彬那样辅佐人君成就为一代明君的人才的雄心壮志。
考察忽必烈的毕生事迹，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是中统建元将他的礼遇人才的理想真正变成了现实。我们看一下他即位后的大举动、大手笔，也就不难明白了。
即位之初，他便发出了“举荐遗逸来求得隐迹的士人，擢拔茂异以得非常之人”的政治信号来延纳人才，揭开了他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的第二道序幕。而第一道序幕是他在治理漠南时所拉开的，但由于政治地位的局限，他还不能明目张胆，随心所欲、大张旗鼓地搜罗人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给他所延纳的文士们以明正言顺的职位，只能屈居于幕僚之席。而此刻，今朝非比往昔。
对他有授业解惑之恩的许衡，中统年间被召，便被授予怀孟路教官之职，不久又改任国子祭酒等重职，无奈许衡不喜做官，忽必烈便亲自为他选择蒙古弟子让他进行教育，后许衡多次请求还乡，忽必烈都不准奏，因为他实在舍不得许衡这样的人才离开自己的身旁。
像历代重视爱惜人才的英主明君一样，忽必烈为赢得士人们的好感，在帝国的朝廷内也曾营造了一个尊士、敬士的氛围，以便多征求到人才。为此，他曾多次颁布征召士人及其他各方面人才的诏令。至元十八年，忽必烈颁布了征召前代贤才能人的后代，以及儒士，医生，精通卜筮、天文历法、术数和知名的隐逸士人的诏令，这次征召范围之广，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反映了忽必烈急切需要人才的心情。为此，他高兴地采纳了他的亲信侍卫鄂尔根萨里提出的应该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的建议，派遣使者到各地访求贤才，并且专门建立了集贤馆来储蓄被访求来的人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司徒撒里蛮出任了集贤馆长官一职。可见，他对征求人才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其措施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对被征召来或应召的士人，忽必烈给予他们很好的待遇。据史料记载，对应召的士人，无论他们才能的大小，在未安排使用之前，忽必烈都让他们住进高级的宾馆，并派专人来接待他们，在饮食、住宿、出行的车辆与穿的衣服上都给予了丰厚的赐予。因而，便博得了士人们的欢心，同时也就赢得了不少士人的倾情奉献。当然，对于任何的慢待士人的做法，也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使忽必烈很是生气。有一位主持应召士人衣食供给的官员，对忽必烈礼遇士人有加的做法不免有所嫉妒，就想暗中进行破坏。于是，他故意将供应给士人的全部食物都陈放在忽必烈经常经过的地方，希望忽必烈能看见而有所减损。果然，有一次忽必烈真的从此经过，不免询问了起来，这位官员回答说：“这是一位士人一天的食物供给量。”忽必烈听后非常生气，立刻清楚了这位官员的用意，斥责他说：“你想使朕看见这些而减少数量吗？即使是用超过这些的十倍来对待天下的士人，犹恐他们不来，何况还要减少？这样，谁还肯再来！”这动人的一幕，后来传闻出去，不知折服了多少孤傲的士人。由此也可以发现，对待士人，忽必烈的确是优待有加，礼遇备至。
由于这些吸引人才的办法较为得法，也就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举贤荐贤的良好风气，上有忽必烈的重视与倡导，下面的大臣们便雷厉风行，积极地为元帝国搜罗人才。太保刘秉忠常在宴会、谈话、顾问等接近忽必烈的时机，推荐可以作为官员的人才，他所选拔荐举的人才，后来都成为了元帝国的名臣。在他的荐举人才名单中，有枢密副使张文谦，这位洞究术数，尤粹于义理之学的士人，一生为人刚明简重，在忽必烈朝治声颇好，家中藏着数万卷的书简，尤以引荐人才为己任，死后被赠予推诚同德佐运大臣的封号，并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官爵，可谓位极人臣。其他如太子赞善王恂、御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户部尚书马亨，还有“守正不阿”的刑部尚书尚文，以及被忽必烈所信任倚重的安西行省左丞李德辉等等。
对刘秉忠所举荐的人才，忽必烈都给予了信任与重用。从此点上说，刘秉忠也是一位难得的伯乐。其他如姚枢、许衡、张德辉等人都给忽必烈举荐了不少的人才。即便如此，后来在至元年间，忽必烈仍然有“朕身边缺少汉人的”感叹，因而程文海又对他提出了征召南方汉人的建议，并向他举荐了江南著名士人赵孟兆页、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多人，忽必烈任命他们或担任台宪职务，或者授予文学之职，都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程文海奉诏求贤于江南是忽必烈晚年政治备感孤独，并且有心刷新朝政的反映。这一次的大规模搜求江南贤士的做法，再一次地给他的政治统治平添了一些暖暖的春色，他希冀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笼络江南士人们，从而消除他们的抵触之心，以求得江南的进一步稳定。
这些做法，自然又招来了蒙古贵族以及元老重臣们的嫉妒与反对，一股嫉才的风气在帝国内悄然兴起。一向敏感的忽必烈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些苗头，并对这些嫉才、妒才者给予了打击。至元二十四年，他下诏授予江南士人程钜夫（即程文海）为参知政事，立即招来了廷臣们的反对，尤其是那些擅长弹劾的台臣们反对说：“程钜夫是南人，并且年龄过于年轻。”指责的重点是用不用南人的问题。因为，在元帝国选任官员时，历来有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南人则被视作最低等的公民，官员们也都羞于与南人出身的官员同列一个朝廷，在此之前，南人很少有做高官者。但这一次，忽必烈却勃然大怒，斥责官员们说：“你们没有任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以任用呢？”并且很庄严地发布了这样一条命令：“自今以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一定要选拔南人来担任官职。”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知道当时江南的士人们对此诏令的心理感受如何，但肯定地说，元帝国的政治，自此后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忽必烈的礼遇贤士的活动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并未收到一呼百诺的效应。当时那些孤傲的不思元朝美衣玉食的儒士们拒不应召的行为，也常给忽必烈带来不快的感觉。但度量弘广、不在乎文士们冷漠态度的忽必烈，常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征召贤士们，这种不怕碰钉子的做法更体现了忽必烈爱才惜才的宏伟胆识。
奉元人杨恭懿，便是一位很难征得的贤才。据载他是一位博学多识，尤其精通《易经》、《春秋》、《礼经》的硕儒。忽必烈父子早就闻其名声，在至元七年（1270年），将他与许衡一起征召，但杨恭懿却拒不应召。此事到此本应该结束了，可前去应召的许衡在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丞相）后，天天都在右丞相安童的面前称誉杨恭懿的贤能，安童又将这报告给忽必烈，忽必烈爱才心重而割舍不得，于至元十年，又再次下诏召杨恭懿做官。谁知，又被杨氏借口有病而婉言谢绝。至元十一年，太子真金秉承忽必烈的旨意，授意中书省官员们，让他们像汉惠帝恭请“四皓”的做法一样来骋请杨恭懿。所谓的“四皓”是西汉初年很有才能、又脾气古怪的四位皓首童颜的大学者，汉刘邦这位爱惜人才而富有仁义之名声的君主，多次都请不到“四皓”来到他的朝廷，吕后却用张良的计策让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卑词安车，与此四位世上高人一起游览，使汉高祖刘邦感到震惊，为此他认为太子的羽翼已丰，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做太子的意图。在一千多年后的真金，并不存在邀请杨恭懿来增强他的实力的意图，但杨恭懿最终被元朝毕恭毕敬的做法所感动，在元朝的第三次召请下，终于来到了京城。杨恭懿的到来，当时震动了京师，忽必烈为欢迎杨恭懿，特别派出了以在京师诸位宗王与丞相安童为首的庞大的队伍来迎接他，这位普通的文士当时是否受到感动，不得而知，但场面的隆重热闹却是有案可稽的。忽必烈还设宴欢迎他，在宴会上，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籍贯、族氏、学问与师承，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来自皇帝的殊荣对这位士人来说可谓是无以复加了。
这种做法，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忽必烈笼络士人的一种手段，但爱才如命的忽必烈对士人的亲切态度的确感动了不少抵触思想不很坚定的汉族士人，许多士人因此而投奔元帝国，从这可见忽必烈对待士人的策略所引起的政治效应是多么地强烈！
正由于卓越的用人才能，七百多年前，忽必烈便博得了一个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的美名，这是历史的机遇与个人才能综合的结果。当时为什么诸多人才不去别人的帐下，却都集中在了忽必烈的麾下，要解释这个难题，恐怕还是要追因于他的良好的政治、文化、军事、领导等等的操纵素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