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凡尔纳一家那次显赫的地中海之旅，尽管遇到许多困难，却是儒勒·凡尔纳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因此大家都挺开心。旅行归来，他精神振奋、意气勃发，未待消除旅途疲劳，带着浓重的大海气息投入创作。不久《辛提亚的飘流物》和《马季斯·山道尔》面世，征尘未除，又埋头《征服者罗伯尔》写作。
1885年3月8日，凡尔纳家举办一次化妆舞会，以“补偿奥诺丽娜因病没有参加1877年那次舞会的失望”。
舞会在夏尔·杜布瓦街那座“豪华住宅”里举行，“环球大旅舍”牌匾高高挂起，注明“免费供应饮料、膳食、无偿提供跳舞场地”。男女主人打扮成名厨，在大门前亲自迎送各路宾客。当年，儒勒·凡尔纳五旬有七，略微有点发福，面带微笑、喜气洋洋，不时说上几句得体的诙谐妙语，尤其增加了节日欢乐气氛。奥诺丽娜虽年过半百，风韵犹在，迷恋并善于迎来送往，并且做一手好菜，更是锦上添花。
这次舞会取得了出乎预想的成功，此后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奥诺丽娜的沙龙，说得确切点，是慕儒勒·凡尔纳大名蜂拥而至。当然，当年的沙龙均以女主人为中心，好喝好招待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885年，沙龙高朋满座，亚眠名媛雅士，衔尾到来，也有亚眠以外地方的来客，免不了要破费一些。儒勒·凡尔纳每每参加沙龙活动，彬彬有礼，热情又不失分寸，不时说几句妙语，引起一片欢乐。但他照个面，很快不见其踪影。奥诺丽娜有些懊悔，只好独立支撑。奥诺丽娜不甘寂寞，钟爱社交活动；儒勒·凡尔纳尤喜独处，喜欢坐在写字台前，在幻想中寻找乐趣。二人各自去做他们最愿意做的事，看来合理又合情；互相支持又互不干扰，叫做各得其所，自得其乐。不过，这里好像缺点什么，缺什么？这就引出一个故事来。
这个时期，儒勒·凡尔纳的一大快事，便是去巴黎，找出版商埃歇尔，二人品茗论道，促膝长谈。有时在他的出版公司，有时在塞夫勒，有时在饭店。他与埃歇尔交流思想，听取意见，二人以诚相见，成为忘年之交。这种交谈，丰富了他的创作源泉。此外，据有人推测，凡尔纳还有一个亲密无间、交换思想乃至感情的朋友，并且有舒适的栖身之处。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男朋友，还是女友？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奥诺丽娜一方的亲戚，阿洛特·德·拉·菲伊太太。她说，儒勒·凡尔纳是否有一位女性“灵感启示者”？此事，是那位“灵魂启示者”在弥留之际透露出来的秘密，即当时她的遗嘱中说把她的遗产全部留给儒勒·凡尔纳；而凡尔纳拒绝接受。由此，这位神秘的女人，才从幕后走到前台来，可惜，她带着厚厚的面纱，只见到她的影子，未现庐山真面目。她依旧是个谜。
据让·儒勒·凡尔纳说，菲伊太太是从他那里知道的。他说，他“不小心把名字告诉了菲伊”，并说“他当时把她的名字忘掉了，是他一个哥哥提醒的”。
关于这位“灵感启示者”，只知道她叫迪歇纳，此外所知甚微。她是什么样的人，背景如何，她是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与儒勒·凡尔纳相识的，又怎么成为莫逆？她是位演员？是不是凡尔纳当剧院书记时相识的？还是南特时期的同窗学友，抑或是青梅竹马时期的朋友？她多大年纪，长于或幼于儒勒·凡尔纳？她是位多情美艳的女人，还是严肃正派的贵夫人？她是雍容大方，还是小巧玲珑？她是澹雅有度、温文尔雅，还是婀娜多姿、楚楚可人呢？她是独身还是丧偶？是否无子嗣？否则为什么把遗产留给儒勒·凡尔纳呢？如此等等，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家族传记作者和其他作者乃至报刊记者，多少年来都在寻根问底，历经近百年的努力，所获甚微。真像菲伊太太所说：“在沉默的背后，不管演出过什么样的悲剧，他不允许这类蜚语在他去世之后仍然残留。”为此，凡尔纳两次搬家，即1882年从朗维尔林阴道44号搬出，后来1901年从夏尔·杜布瓦街又搬回维尔街。两次搬家故意销毁了许多信件、手稿、照片、文件文书类的东西，可疑之物，片纸不留，十分彻底。
综合起来，这位迪歇纳并非像人们惯常推测那样是位美艳俏丽的多情女子，而是一位豁达开朗、严肃正派的夫人。凡尔纳可以把他的小说题材的构想，与她交谈，她能给他某种启示，同时还能为他提供安静舒适的创作条件。她住巴黎近效风景区阿尼埃尔，与北京郊区香山类似。许多年来，那么多的人追讯迪歇纳其人其事，并无所获。据让的推测，迪歇纳可能是南特的望族，有可能是青少年时代的熟人。她比凡尔纳早逝20年，他们是同辈人，她的年龄可能比他大。英国作者科斯洛，曾到阿尼埃尔，也去过南特。阿尼埃尔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地方，从巴黎坐车一小时便可到达，是夏季水路旅行的好去处。此地有众多别墅、酒家和设备齐全的旅馆，其中“城堡”旅社最著名。南特博物馆负责人对他说，他们查不到有关迪歇纳女士的任何文字记录，作者也无法找到她的墓地。
可以肯定的是，迪歇纳女士与儒勒·凡尔纳之间确实有一种理智上（当然也有感情上）的亲密关系，她是一个有水平、有见地的对话者，一种“持久的友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不可轻易加以怀疑”。
从他的《喀尔巴阡城堡》这本隐约献给迪歇纳的小说可以看出。那种对艺术和智慧的炽烈的爱，与作家与他亲密女友之间交往所得到的欢乐是大体相似的。当然他爱的不是小说中的歌声，而是女性的直觉智慧。当他独自坐在写字台前提笔创作的时候，他的耳边可能重现这位“灵感启示者”柔和悦耳的声音；当他回忆如烟的往事的时候，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她的音容笑貌。从小说的主人公之间关系看，“他爱她，但从来没有启口，而且自己也不肯承认。这是一种双方都没有表白过的爱情。”
据让说，奥诺丽娜得知这个女人的存在，并没有“嗔怪作怒”，甚至“不闻不问”。这件事对奥诺丽娜无疑“更有利”，因为，她“对作家的影响更大了。”又据让说，当着他的面，祖母取笑过他祖父，说他“非常熟悉去巴黎的列车时间表”。
迪歇纳夫人之死，给作家带来“莫大的悲愁”（让）。儒勒·凡尔纳“似乎正与一种神秘的绝望感作斗争。在外面，强做笑容，显得快乐的样子；但在家，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心思重重，他把自己的内心悲苦深藏密锁……”（菲伊）。作家自己也承认：“……我无法忍受这些痛苦，我的性情完全变了，并且我永远也不能从命运给我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致弟弟保尔的信）“您了解我的悲伤。”（致出版商埃歇尔的信）
虽说1884年、1885年，诸事比较顺利，作家的“生活曲线达到了顶点”，声誉日上，可以说达到声名煊赫的程度，但作家个人从不为荣耀所累，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他不只一贯视荣耀为身外之物，而且看作是一种赘疣。
我们说过，迫于经济拮据，家庭开支入不抵出，儒勒·凡尔纳于1886年2月15日以23000法郎低价卖掉圣米歇尔3号之后，心中空荡荡的，恍然若失，从此与大海隔绝，接着又失去心中所恋的“灵感启示者”。其情凄凄，其苦昭昭，使他永远无法恢复过来了。
常言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儒勒·凡尔纳尚未从打击中苏醒过来，又一次更大的打击迎面而来，从此他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永远地把他禁锢在亚眠。
1886年3月9日下午六时半许，儒勒·凡尔纳正在返家途中，他从巴黎路拐过来，步入夏尔·杜布瓦街。在灯光下，他虽年近六旬，依然精神抖擞，挺胸舒臂，步履有力；半新的黑礼服挺括平展，一尘不染；他那英俊端正的面容，温雅恬静，宽大的额头衬着灰白须髯，显得庄重肃穆；紧闭双唇，又那么刚毅，只有那双眼吐露出淡淡的忧伤……。当他打开住宅大门上那扇小门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石阶上。儒勒·凡尔纳回头张望，一个人正举枪对他射击。第二枪击中他的腿部、子弹嵌入胫骨。凡尔纳不顾腿伤巨痛，扑向开枪人。此时，他的邻居弗雷先生路过，立刻冲上来一起捉住凶手，解除其武装……
按儒勒·凡尔纳的生活惯例，无论冬夏，早晨5时起床，立刻投入写作，9点早餐后，修改书稿，或接待客人。中午12时钟响，他拿起礼帽走出家门，绕过几条街，来到工业家协会图书馆的专座，翻阅报刊和学术报告。5点一到，立刻打道回府。从路程上看，不至于6点半到家。于是，另一个说法出现了，说参加亚眠学会的例会，由于报告拖长而迟归。3月初，晚6时半，天色已晚，到了黄昏。看来后一种说法，接近实际。
当夜，凡尔纳的律师戈德弗洛瓦，立即给小埃歇尔发信，报告凡尔纳伤情。此时，在蒙特卡洛的老埃歇尔病情恶化，濒临垂危，小埃歇尔正在他身边。
儒勒·凡尔纳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他正躺在自家床上，奥诺丽娜饱含热泪，米歇尔也在身边。医生说，子弹已无法从关节部取出，可能造成终身残废。今后的漫长岁月，他将一跛一拐废残生。从此他变成抛了锚的尼摩，拆断了翅膀的罗伯尔，放了气的费尔久逊……
关于侄儿加斯东为何开枪射击他尊敬的伯父，其说不一，较为公正的说法是加斯东患有精神障碍症，导致这种悲惨的结局。
儒勒和保尔，年龄相仿，相差16个月，按中国说法叫做“挨肩”兄弟。兄弟二人自幼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互信赖。保尔当过海军军官，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达到安的列斯群岛，1859年结婚脱离军队，做证券经纪人。
保尔有三子一女，长子加斯东下依次为莫里斯、马塞尔和幼女玛丽。莫里斯和马塞尔终日沉迷在“世纪末那种资产阶级追求的享乐生活”中。正像米歇尔没有给儒勒带来欢乐一样，这两个儿子也给保尔增加许多烦恼。只有加斯东，既聪明又勤奋，在校出类拔萃，毕业后在最高法院、外交部任职。父亲和伯父把希望寄托在加斯东身上了。
加斯东的严肃认真的性格，与两个弟弟的轻浮和米歇尔的鲁莽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伯父十分器重他。就是这个知书达理、为人处事非常得体的侄儿，竟突发精神障碍症。那一天他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后，绕道来到亚眠。加斯东说，后面有人追打他，要求伯父保护，可伯父说后边无人追赶。他说连伯父也不肯保护他，就向他连开两枪。待保尔闻讯赶到，问他为什么开枪射击他尊敬的伯父。加斯东改了口，说伯父进不了法兰西文学院，他想用这种方法提高伯父的声誉。此说同样不合情合理。
加斯东的举动，不仅造成伯父终身残废，使保尔和儒勒对下一代人的期望落空，而且使他自己的宝贵青春年华和此后一生在精神病院消耗殆尽，第一次大战期间死于卢森堡一家精神病院，草草了此一生。1897年保尔逝世后，加斯东病情日趋稳定，莫里斯常把哥哥接出精神病院，也不时到伯父家吃饭。此时，他的举止行为正常，也从来没有提及他那次妄动行为。
加斯东可能产生一种压抑感觉，这倒不是伯父要求他过于苛刻，而是伯父的声誉，像生长在参天大树下的小树一样（如果树木也有感觉的话）。这一点，我们从1884年那次地中海之游时加斯东所做航海日记中已初露倪端。一种精神障碍症的发生，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来，乃是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
儒勒·凡尔纳的枪伤化脓，子弹嵌在膝盖下，无法取出。当年X光尚未在医疗上应用，无法确定子弹确切位置。他不得不躺在家里休养。恰恰在此时，接到埃歇尔的噩耗，1886年3月17日，即他受伤的第8天，他的良师益友，撒手西去。儒勒·凡尔纳一下子惊呆了，好半天一言不发，而后声泪俱下。
从1862年起，这位有魄力有抱负的出版家“发现了”他，并引导他“或许还管束过他”，但一直支持他，把他“造就成”现在这样的名作家。埃歇尔是凡尔纳充分信赖的知己，相互帮助的真正朋友，他们是共存共荣、志同道合的挚友和诤友。如今老埃歇尔走了，对于凡尔纳是一种重重的打击，不啻是雪上加霜。
老埃歇尔逝世后，由小埃歇尔子继父业，但小埃歇尔是位精明的商人，但不是作家斯塔尔（老埃歇尔的笔名）。他属于新的一代人，是更开拓、更精道的商人。儒勒·凡尔纳从儿时看着小埃歇尔长大的，因此二人相处怡然，个人关系也融洽。
由于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不断发生，不仅使凡尔纳心境不佳，影响健康恢复速度，而且还继续恶化，到6月仍未愈合。10月允许他出外散散步，12月份又限制他的活动，不允许他走动，只好卧床静养。
命运，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触摸不到，眼看不见，时而离你远去，时而不召自来。有人诸事如意，事事顺；有人处处不利，处处倒霉。“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尚未理清，又添新愁。新的一年来了，并没带来好运，1887年2月17日，儒勒·凡尔纳的母亲，凡尔纳家族的“老祖宗”，又走上黄泉路，长眠九泉。作家的伤情无转机，只好让奥诺丽娜只身前去南特处理善后。于是，凡尔纳“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家庭的最后一线联系也断了”，致使这半残的作家，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
当儒勒·凡尔纳刚刚好转，能够下地走动的时候，就倚着奥诺丽娜到南特处理老宅。他已阔别40年的故居，如今已空荡荡的。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件细物都唤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当他最后扣上这幢老宅大门锁头的时候，他内心一阵痛楚：他的生命又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然而，使儒勒·凡尔纳担忧和悲痛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遭受的挫折和不幸，他还为人类社会命运的前途莫测、科学技术成就被用来危害人类本身而忧心忡忡。进而他明白，过错不在科学技术本身，也不在发明家和科学家身上。他认为是那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罪过。
他伤愈之后这几年，发明家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然而，此时的发明家再也不是昔日那种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新世界开拓者和建设者的英雄形象，而是资本家卵翼下的奴仆。如果他们不是《蓓根五亿法郎》中邪恶的舒尔茨，那也是个私欲膨胀的疯子，如《迎着旗帜》中那个自命不凡的爆炸物发明家、《巴萨克考察队的奇异历险》那个狂妄自大的发明家；他们最后时刻良心发现，与暴君和野心家同归于尽。而在《流星追逐记》中那胡里胡涂的工程师自甘受人剥削。
从前，儒勒·凡尔纳曾梦想过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好处，认为这样的社会能从自然界获得财富，从而改善人类生活。后来他认识到，在现有制度下由于对财富的无止境的追求，必然导致少数人大饱私囊，多数人只能得到残羹剩饭，并预感到“以大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换取一小部分人的虚假繁荣，必然导致混乱和战争”。
随着个人连遭不幸以及他对人类社会前景莫测的忧虑加深，加之偏安外省小城远离世界，这些年他对世界民族解放事业关注越来越少了。也许他进入了黄昏岁月，无力关心大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