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三十年代是爱伦堡思想发生新的变化和创作丰收的时期。长篇小说《第二天》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爱伦堡正面地描写了苏联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干劲，真实地揭示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成长的过程，讴歌了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长篇小说《第二天》为我们展示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工业建设方面的广阔的生活画面。
这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开始建设的最艰难的一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还是一片荒野的建筑工地。这里只生活着为数不多靠打猎为生的肖列茨族人。他们常常离开自己的山村到原始森林里去猎熊，打水獭和松鼠。巫师敲着大鼓，用一种难懂的语言跟鬼怪谈着话。鬼怪们喜欢肉和毛皮。猎人唱着歌：“鸟呀！鸟呀！你可别啄我的死眼睛！”肖列茨女人露出长而下垂的乳房在给五岁的小孩喂奶。小孩像只小熊样地呼哧着。当人们把各种机器开到这儿来的时候，肖列茨人个个都惶恐不安起来。机器在草原里奔驰着，吼叫群，新来的人们开始砍伐森林。这时，肖列茨人都跑开了。他们从这个山村传到那个山村：“哥萨克来了！”他们把俄罗斯人称作“哥萨克”。巫师、小孩以及熊和水獭，都像躲避森林里发生的大火似地跑掉了。八月里，原始森林里常常起火，巫师说，这是鬼怪在发怒。
到这里来的有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别尔米亚人和卡露茨人，布略特人，契米亚人，卡查赫人；有从尤卓夫卡来的矿工和高洛姆来的车工，有共青团员，有梁赞来的络腮胡须的筑路工；有被剥夺财产、判处强迫劳动的莫斯科市场上的投机商和盗用公款的罪犯，有热心工作的人，有骗子，有教徒。这个工地一共有二十二万人。人们搭起了工棚，全家老小都睡在一张小床上。他们在床的四周挂起破破烂烂的布片，希望在夜里避一下旁人的眼睛。西伯利亚的严冬快要到了。他们又匆匆忙忙地挖好了无数的小土窑。人们就像生活在战场上一样。他们在爆炸石头，采伐森林，站在深及腰部的冰中加固堤坝。
从外国来了一些专家。他们生活在这儿，就像是在北极或是撒哈拉大沙漠地带一样。他们对一切事物都表示惊奇：人们的热情，路上的坑坑洼洼，严寒。所有的外国人都说：要建设这样规模巨大的工厂，几个月是不行的，起码要好几年。莫斯科却说：工厂建成日期不能以年计算，而应当以月来计算。每天早晨，外国人都惊奇地皱着眉头：工厂在成长着。
第一号熔铁炉在四月四日提前开工生产了。天空染成了桔黄色，空气中充满了碎裂声和煤烟气味。工地主任向党中央拍发了简短的特急电报，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在大俱乐部里庆祝胜利。在这天，二十二万个建筑工人都在微笑。建筑工柯里亚·尔扎诺夫也在微笑。他虽然很年轻，却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道路。
柯里亚的父亲死于白匪军枪下，母亲和两个兄妹也病死了。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孤身一人，提着一只小箱子来到了建筑工地，被派到熔铁炉车间。
柯里亚烦恼地打量了一下工棚。人们连鞋也不脱就躺在床上。屋子里充满了马合烟和汗臭，空气十分闷人。屋角里有个婴儿在哇哇地直哭。柯里亚想看看书，可是灯光很暗，他的眼睛看一会儿就发痛了。他想：他干吗要上这儿来呢？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既清净又安宁，晚上他还可以看书。难道在这种牛栏似的工棚里能生活吗？柯里亚看到墙报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进行伟大的建设！”他怀疑地冷笑了一下：他在周围所看到的都是些疲倦不堪和不幸的人们。
三天以后，柯里亚上俱乐部去了一趟。他在那儿遇见了瓦夏·斯莫林。斯莫林向他谈起共青团突击队的故事。柯里亚微笑了一下。不知他是为斯莫林的话而高兴呢，还是在嘲笑他。然后，他还是那样微笑着说：“我在配售商店发现糖果是发给突击队员的。这是怎么搞的；这儿是劳动热情，那儿就是一公斤糖果？”斯莫林并未感到困窘，他说：“奖赏或是祝贺——这都没有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我们在建设，赴汤蹈火，不顾一切，人们不吃东西，不睡觉。连洗澡都没有时间。”柯里亚已经不笑了。他若有所思地用纸烟捣着烟盒，答道：“也许是这样吧。这种事我还没见过呢！”
柯里亚被编入了吉洪诺夫工作队。其他工作队的工人都在嘲笑他们，称他们为好吃懒做的“树懒”。这使柯里亚很生气。他用一种细微的、几乎不像自己的声音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小伙子们，我们哪儿比别人差？”他一说出来，脸就羞得绯红。他以为小伙子们会嘲笑地回答道：“想吃糖果了吗？……”但是小伙子们没有吭声，不能再退却了，柯里亚踌躇了一会儿，就去钉车轮上的钢板。他一直工作到精疲力竭才放手。夜里，他好久没法入睡。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当他迷迷糊糊入睡时，常常抽筋似地打哆嗦，仿佛有谁惊醒了他似的。
斗争就这样开始了。柯里亚既没有去想伟大的建设，也没有去想国家和革命；他一心只想着数字——赶上去！他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他逗着法捷耶夫：“会奖给你一双皮靴的！”他故意夸奖年轻的克留契诃夫：“你是我们队里最棒的！”他鼓励吉洪诺夫说：“一定会提拔你的。”他自己却什么也不要——既不要皮靴和表扬，也不要上什么干部培训班。他只要赶过这帮无礼的家伙。
在第三旬内，吉洪诺夫工作队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零九。只有波格丹诺夫工作队还超过他们。七月里，吉洪诺夫病倒了。大家选柯里亚为队长。法捷耶夫递给他一瓶酒，表示祝贺。要赶过波格丹诺夫工作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柯里亚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九月里，他的工作队得了第一名。看来，他应该感到幸福。可他突然发愁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好几天来，他一直沉默不语，感到闷闷不乐。索洛维耶夫问他：“八号热风炉我们什么时候能完工？”柯里亚突然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的生命现在已经跟这些巨大而粗笨的怪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尊心、数字、奖励牌，也忘记了那个又设法赶过了他们的波格丹诺夫工作队。他只为热风炉而工作。他看见它们在成长，于是他怀着孕妇似的激动、幻想和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它们隐约的成长。
正月里，严寒刺骨。寒暑表上标着零下五十度。就是老西伯利亚人也感到有些畏缩。在一个最寒冷的日子里，柯里亚站在热风炉旁。他发现支架上的钢绳给绞住了：钢板没法拉上去。这时，柯里亚便毫无顾虑地爬上去，上面更冷。柯里亚困难地呼吸着，眼前浮现出一个一个巨大的光圈。他觉得自己在往下落。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在这一刹那间，他并未想到死。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但很快就抓住了钢绳。在他面前呈现出整个工地的景象：热风炉，马丁炉上细小的烟囱，长长的初轧车间，挖掘机，起重机，绞车，桥梁。所有这一切都在这寒冷的、仿佛是人造成的天地里抖动，到处是烟囱和机器，空间仿佛不存在了。在工地的上空悬吊着一个细小的人。他要把钢绳拉直，终于达到目的，拉直了。
他在上面呆了一个多钟头。一下来之后，他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人们都围在四周。有人叫道：“抛他一下！”大伙把他往上抛了好几次。他没有作声。沙木什金为了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驾了一声，然后紧紧地握了握柯里亚的手。索洛维耶夫也嘟哝着：“不错，老弟，真是个英雄！”柯里亚没有微笑，他向上面望着——现在都弄好了！
当柯里亚爬到热风炉上去整理钢绳时，肖尔到车间里来了。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向柯里亚道贺的。可是，肖尔却吼道：“怎么这样傻？你会冻坏的，要不就会摔下来！难道咱们这样的工人太多了吗？见鬼，要保护自己！”他边说边笑。他看见了柯里亚那双充满了困惑和快乐神情的眼睛。肖尔从来没有过孩子。当他到那些有家眷的同志们那儿去时，他常常跟孩子们一块儿在地板上爬着，并且可笑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现在他就像看自己的儿子那样看着柯里亚。他又骄傲，又感动。然后他向管理局跑去，把柯里亚忘记了。
柯里亚没有忘掉肖尔。他说：“真是个好老头儿！”肖尔才四十七岁，但他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的工作者。每当柯里亚想到肖尔领导着这么大的一个重要建筑工地时，心里便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每当他心中充满疑虑时，每当他看见周围的人有自私和胆怯的现象时，他就想起了这位过早衰老的“老头儿”。这时，工作起来就有劲了，柯里亚又快乐起来。
肖尔的一生是伟大而朴实的。他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坐过牢。他从监狱里逃跑，来到了巴黎。他恶意地斜视着豪华的商店、咖啡馆的灯火，因为这时他想起了那些秘密接头地点、会议和弥漫着马合烟和汗味的宿舍——他很想念这一切。他把薄薄的传单贴到硬纸板上，党报就这样送到俄国去了。他拿着小扶梯和拎桶走来走去给人家擦洗玻璃，他就依靠这种方法来挣点钱。然后，他咬着烤过的土豆，用手帕擦一擦眼镜就坐下来看书。有一次他偶然得到了莫泊桑的一本书，一口气就读完了它。他惊奇地感到他的喉头哽住了！他真想哭出来。以后，他又把自己骂了一顿：难道能把时间花到这上面去吗？他又开始去看恩格斯的著作了。
回国后，他参加了彼得堡地下党组织。他到处演讲：在马戏院和兵营里，在货车上和皇帝的墓碑座上。他跟士兵们一起攻打冬宫。他也曾在前线跟白匪作战。革命胜利后，他参加过农业集体化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开始，他就自动要求到僻远寒冷的库兹涅茨克。他说：“真是伟大的事业！”他对谁也没说，正是这项事业存在困难，所以吸引着他。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仿佛像一张履历表。但是，在那钢铁般的、严峻的生活后面，还有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有点驼背，眼睛近视。
当他刚到库兹涅茨克的时候，他对冶金学一窍不通。这是他又一次从事新的工作。从前，他刻苦学会了政治经济学及各种数字。后来，他弄懂了国际政策和监狱中的暗号——他常常跟他隔墙的犯人互相敲着墙壁。他学会了用步枪射击和讲幽默笑话。他研究过战略，也能识别哪一种木材适于造船。后来，他到农村去了，起初他不能区别小麦和燕麦。可是一个月之后农民们都说：“要小心那个戴眼镜的，这个人可机灵呢……”
他又到工地上来了。他想得马上弄懂：什么是大钢坯、风嘴、动臂起重机、抓斗和气体洗涤器。他开始新的工作了，把粮食、木材、战略等都忘记了。他觉得，这一生中他干的就是建设工厂。他现在能丝毫不差地说出：工人们一天能砌多少块砖，铆接工作何时完工，应该如何为抽水管挖土和怎样钉螺栓。
有一天，沙洛夫工程师问肖尔：“您看过《水力发电站》这本小说没有？您知道，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肖尔不好意思，脸都涨红了：“不知怎么搞的，就是没有时间。总之是自己太荒唐了。谢谢您的开导。现在我一定要看它一遍。”
他真的拿起书看起来了。可是他突然记起耐火砖车间的小伙子们吵吵闹闹地要皮靴，于是他就奔往电话那里拿起听筒：“难道不能搞些皮靴来吗？真是岂有此理！……”就这样他没法把小说看完。
有一次，他碰见一位英国著名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问肖尔：“你们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怎么能工作呢？我在某本书里看到，在俄国，专家们很少有浴室，汽车是更不用谈了。也许你能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专家能拿多少钱？”肖尔看了这英国人一眼，他的眼里闪着愉快的神情。他回答说：“我拿的钱，跟党的工作人员比较起来，是最高的一级。少得可怜！比看门人还少。我也可以说挣得很多。但是依我看来，实事求是要好得多。比如说，我就没有汽车。有时我就得等半小时电车，等不及就双脚走。洗澡得上公共澡堂，这就得花两小时。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你问我挣多少钱，我满可以回答你：多少多少卢布。但折成英镑就要困难得多。但问题不在于此……我能够得到愉快。您认为，真正的愉快能值多少钱呢？就用英镑来计算吧！……”英国人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
现在，柯里亚工作队出了问题：绞车闸轮被盗。大家都怀疑是富农出身的共青团员瓦夏偷的。柯里亚认为不是瓦夏干的，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他去市委开会时，跟一位负责人马尔古托夫谈了他的看法。但是马尔古托夫固执地认为，像瓦夏这样的人肯定是钻进党内、共青团内的坏分子。柯里亚感到茫无所措。他想起了“老头儿”。肖尔什么都懂。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此外，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他连骂人都像是在开玩笑。不妨去试试看！
就这样，柯里亚到肖尔的房间里来了。当柯里亚讲完时，肖尔嘟哝着说：“你明天让他来一下。我跟他谈谈。”
第二天早晨，当瓦夏上他这儿来的时候，肖尔迎面就吼道：“好啊！哼，你这个富农的儿子！这儿没有你的事。人们在建设工厂，可是你是干另一行的角色。你应当上苏哈列夫卡去，像你这样的人在那儿才可以自由自在呢。咦，你干吗张着嘴巴？这儿谁也不留你。你马上就可以滚到那些妖魔鬼怪那儿去。”
瓦夏呆呆地站着。肖尔很响地擤了擤鼻涕，问道：“有路费吗？”瓦夏没有回答。这时，肖尔走到他身旁，摘下眼镜。他的眼睛立刻就变得那么温和而又善良了。他说：“唔，你还要什么呢？”这时，瓦夏受了肖尔的声音和那双眼睛的鼓励，开始说话了。他讲了很久，前后都不相连贯。他发誓，绞车闸轮不是他拉掉的，更不是他偷的。他说，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要在工地上工作。他不是叛徒，而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肖尔沉默着。瓦夏也不说话了。然后，他笨拙地噘起下嘴唇，说道：“没有党我就像没有了家。”
瓦夏的话使肖尔大为感动。他明白，这个小伙子讲到党时，就像肖尔自己对党的看法一样，对他来说，党不光是国家，不光是策略和建设，而是一种非常亲切的东西，离开党，就等于离开了生活。肖尔想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又擤了擤鼻涕，接着他嘀咕了一声：“好小子！”然后，他打了个电话给马尔古托夫：“我把瓦夏留在我这边，搞抽水管工作。”他又转身严厉地对瓦夏说：“可是，小兄弟，你在我这儿得注意一些！我可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他紧紧地握了握瓦夏的手。
当瓦夏给柯里亚讲起他跟肖尔谈话的情形时，柯里亚十分高兴。他之所以高兴，不只是因为救了一个同志，而且也觉得生活更加明朗了。他看到，除了书本和言语外，还有眼睛：眼睛也能说话。他感到更加有力量了，仿佛他获得了理解别人心情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