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起于士人群体，一朝蜕变为地道的军人，便不再把“士人”放在眼里。清末偌大一群翰林硕学之士，在他眼中仅有三个半人。从袁世凯的身上可以看出，在清末思想趋势与社会权势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士人阶层的分裂衰微与军人势力的增长形成了明显反差。“士人型”官员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却相当大。他们因其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的优势，进入军界后大多可以身居要职，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在北洋集团中，“行伍型”的旧式成员在军事部门人数较多，不可忽视。这与袁世凯“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的认识与决策有关。这些行伍型成员“起于兵间”，而传统社会当兵的人多为生活的落伍者，这些人大多是为生计所迫而投营当兵。但在北洋高层军事将领中，“行伍型”出身的成员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他们一部分通过新式军事教育而转化为新式军事将领，而另外一些人由于难以适应清末社会急剧的社会变革和军事改革的需要，又从生活的落伍者变为时代的落伍者，而为袁世凯拒之门外。
在北洋军事集团中，行伍型成员的情况十分复杂，可以说是千人千面，但若仔细分辨，以下特点似乎比较普遍：
1.资历长，年龄偏大，有一定战阵实践；
2.文化层次低，观念陈旧，思想保守；
3.迷信武力，行伍致仕意识强烈。
这些人都是由于行伍经历而为袁世凯看重，使他们更加懂得军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他们对武力和军事社会有一种本能的崇拜，军队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些边缘人步入社会中心的阶梯。在北洋新军中，类似孟恩远、张怀芝这样的文盲、半文盲将领大有人在。至于像“辫帅”张勋这样满脑瓜子愚忠思想的成员就更值得一提。
张勋，字绍轩，1854年出生在江西省奉新县赤田村的一个破落家庭。由于父母早亡，家道中落，他仅仅念过几天的私塾，便不得不给当地富人家做牧童、书童来谋生。1879年，他在26岁时，才有机会托人介绍进入南昌巡抚衙门当旗牌兵。1883年30岁时，为谋生计，至湖南长沙投奔潘鼎新的部下当了一个百总，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1884年，他随潘鼎新驰防广西，出关赴越南抗击法军，由于作战勇敢，赏给六品军功。1885年，成为苏元春部下，驻扎广西边防。广西时期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时期，抗法与剿匪的战阵实践经验和功绩与他后来发达有着重要的关系，实际上成为他后来发迹的重要资本。1893年春，他少年打工时期的主人、时任河东河道总督的许振祎又介绍他到湖北投奔了张之洞。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受宋庆之召，张勋又往辽海筹划军务，率马队任前锋，建策先锯虎儿山，扼鸭绿江之险，未见用；冬议和成，归京师。1895年年初，他随岑春煊统新募防军赴援山东。张的行伍经历得到了袁世凯的重视。同年冬，在荣禄的推荐下，张勋转赴袁世凯处，从此成为北洋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在袁世凯的卵翼下，张勋的地位迅速升迁。先后任新建陆军中军官、武卫右军先锋队统领、四川建昌镇总兵等，到1908年，一直升迁到清朝军衔最高的提督一职，到1911年时甚至又补授为江苏巡抚，不久又署理两江总督，成为清末爬升最快的一名靠“军功”起家的典型代表。
一方面，张勋虽属行伍“老粗”，但他并不乏可爱之处。早期的下层困苦生活及后来驰骋疆场的战阵实践将他磨炼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为人忠诚慷慨，坦白直率，甚至还带有几分天真俏皮。他性情开朗，坚贞不渝而敢做敢当。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从不卖友求荣对同僚下绊子。他从不小看下属，而且一视同仁，不论出身，不分贵贱，能交即交，拜把换帖，不厌其众。他头脑简单、鲁莽急躁，因而终致受骗上当，遭人暗算，却仍致死不悔，正所谓凛凛然颇见几分大丈夫气概。在整个北洋集团的诸多阴险狡诈、朝三暮四和专门损人利己的政客武夫之中，张勋无疑是一位“诚实可爱”的人物。这也是他有别于北洋系其他“士人型”、“知识技术型”，甚至某些“行伍型”军人及官僚政客的一个最鲜明的个体特征。张勋这种鲜亮的个性特征，使他在北洋行伍群体中，颇具典型。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伍”出身，张勋又缺乏文化，使得他的思想封建保守，“恋主”情节十分严重。慈禧太后的一句“张勋这孩子心实，厚道，不会耍滑使刁，实在招人疼爱”，便使得他刻骨铭心，“热泪盈眶地誓死效忠”。这也是他既是北洋系的一分子却又区别其他“只知袁宫保而不知大清朝”的北洋系成员的一个重要特征。张勋这种行伍型军官的自身弱点和缺陷，使得其与“士人型”或“知识技术型”的“高雅型”成员无形中造成一种隔阂，以至于在清末袁世凯夺取清宫政权的过程中，段祺瑞甚至建议杀掉张勋。此事袁世凯虽未同意，但足以表明“行伍型”骨干也未必靠得住，而且如果一旦不能跟上形势，就会有被抛弃甚至掉头的危险。
在北洋集团中，“知识技术型”成员往往最具有强大的活泼的生命力，他们是这个集团中的精英。所谓的“知识技术型”，实际上是有“知识”与“技术”相统一之义。这里的“知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区别“士人”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二是强调新旧知识体系的差异。“知识技术型”军官是清末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产物。毫无疑问，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才远远超过他们的政界、军界老前辈，较之传统士人也绝不逊色，非但知识内容和结构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因其与救亡主旋律的合拍而声誉倍增。
这些“知识技术型”成员，一部分来自于国内政府举办的近代军事学堂，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一部分来自于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如唐绍仪、曹汝霖、蔡廷干等。留学生学成归来后多在政府担任文官职务，是北洋集团中文职官员的精华；毕业于国内各陆军学堂的军事生多被袁世凯留在北洋军队中担任要职，是北洋集团中的军事栋梁。这个精英群体的崛起与壮大，为北洋集团在清末迅速膨胀、壮大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北洋武备系出身的段祺瑞可谓是“知识技术型”军官中的一类典型。段祺瑞出身于安徽合肥一个以“务农为业”的家庭，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段祺瑞在考核中名列前茅，被录取为该校首批学员。青少年时代的兵营生活与家庭屡遭变故的经历，使段祺瑞逐渐形成了冷峻、刚毅、敢于任事的性格。同时，他对兵营生活及其内外关系也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1887年，段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这所新式军事学堂的炮科专业。次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赴德深造的陆军留学生，先后在号称世界一流的柏林军校和克虏伯炮厂学习或实习。1890年冬，段祺瑞学成回国。由于他精通枪炮技术，便担任了北洋军械局的委员。后又被调回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一干就是5年。段祺瑞虽属于老资格的“知识技术型”军官，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只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湘、淮军队还不急需略具近代军事学识的人任职；更重要的是，当时湘、淮将领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过实战取得功名，看不起这些军事院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所以，像他这样的新式军官并不很受欢迎，绝大多数人只是充当教习之类的闲职。
1895年年底，袁世凯全面采用西法编练新建陆军，“知识技术型”军官开始受到重视，“炮兵专家”段祺瑞终于时来运转，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炮兵统带。段祺瑞熟读经史，国学根底很好，军事学的造诣也颇高，兼有北洋武备系的高才生和留德陆军生两块硬牌子，在北洋“武备系”军官中确是一位佼佼者。清末编练新军的许多重要文字，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段的真才实干深得袁世凯器重，在袁的栽培下迅速崭露头角，先后担任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军令司正使、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第六镇统制、第二军总统等职，与王士珍、冯国璋同为“北洋三杰”。段祺瑞“学兼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志，咄咄逼人”，故有北洋之“虎”的别称。段平生“刚愎自用，从不巴结人”，但对提携他的袁世凯却忠诚不贰。袁把段提到北洋军第一号大将的位置，也并非完全出于爱才。
段祺瑞虽然出身行伍，但经过正规化的近代军事教育，使他逐步与行伍出身的军官分道扬镳，转化为知识技术型军人。与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没有太重的“书呆子”气，而且深谙旧中国政治传统和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因此，他对旧式军官的驾驭和协调显得更加老练。据说，当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时，沿途官员、将领及清军皆跪下迎接，唯有段祺瑞部皆站立持枪敬礼，表示最大敬意。这种西式的军人礼节遭到载沣的严厉训斥，段却毫不退让，认为自己身为军人，军礼即表示最高敬意。段毕竟是受欧风美雨熏陶的“知识技术型”军官，他不仅对磕头迎送那一套有损军人人格的做法极为反感，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也未必完全赞同。作为清军高级将领，他敢于领衔通电“共和”；即便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凯想称帝，他亦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种新式军人的行为方式对段祺瑞的一生构成的影响相当深刻。他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云一时，与其“知识技术型”军官的根底实在有着极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