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某某人虽然资质平平，但因为背后有强大靠山的支持，做事往往十分顺利与成功。
——佚名
袁世凯在宦海中的进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与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离开诸多贵人的相助，相信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袁世凯宦海生涯的起步是从吴长庆那里开始的，吴长庆是袁世凯第一个相助的贵人。没有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事实上，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前，他曾屡屡碰壁，连谋个小官都不得门路。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是李鸿章在淮军中的一根重要支柱。他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的盟弟。两人从相交到相知再到换帖定八拜之交，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咸丰年间，太平军把庐江城团团围住，当时任庐江地方团练武装首领的是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大兵压境，庐江县城危如累卵，吴廷襄派儿子吴长庆星夜潜出重围，飞马赶奔宿州袁甲三那里求援。袁甲三统领重兵，正在和捻军对垒，是否驰援庐江呢？袁甲三有些举棋不定，于是询问随军征战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认为强敌环伺，如果分兵救援，就会引火烧身，导致太平军和捻军两面夹击，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主张按兵不动。而袁保庆的意见和袁保恒相反，他认为吴廷襄一介士绅，敢于抗击来犯的太平军，力薄垂危，如果前去援救，保全庐江，则可以互为依恃，如果见死不救，听任庐江失陷，则唇亡齿寒，对自身也不利，因此力主出兵相救。双方争持不下，袁甲三也犹豫不决。几天后，庐江县城到底孤城难守，城池陷落，吴廷襄死于乱军之中。
吴长庆得知父亲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恨透了极力阻止袁甲三发兵的袁保恒，两人从此绝交。吴长庆对力主出兵的袁保庆非常感激，他和袁保庆换帖拜盟，两人结为盟兄弟。吴长庆从此投身从戎，因为他作战勇猛，很快成为淮军的一员名将。
战争结束后，袁保庆在南京任江南盐运使的时候，吴长庆正好也带兵驻扎在和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两个盟兄弟时常互相走动，关系越发亲密，袁保庆的公子袁世凯也备受吴长庆的宠爱，以至视如己出。
后来，吴长庆率部移驻山东登州，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督办山东海防，在军界也算得上是一位宿将。
由于有着这层关系，袁世凯科举落第后，决定投笔从戎，便前往山东投奔吴长庆。
吴长庆收留袁世凯是为了报答义弟袁保庆。但袁世凯却抓住这个机会，在吴长庆奉命率兵入朝平叛中崭露头角，从此，他对人生命运的把握由被动一跃转为主动，从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仕途。
得李鸿章提携升迁
如果说是吴长庆把袁世凯领进了无边宦海中的话，那么，袁世凯在官场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则是拜李鸿章所赐。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之后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淮军集团的领袖。当时，李盘踞北洋，掌握着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和戎的方针，比其他官僚人物更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赏识。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和地位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人、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的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李、袁二人直接发生关系始于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1884年，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来朝鲜，一面随机应变，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博文在此期间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宦海风浪总算躲了过去。
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兼顾杜绝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其宗主国——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落后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不断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趁机插足，其驻朝公使韦贝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果断措施，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一名后起之秀，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对于袁世凯，李鸿章是抱有厚望的。李鸿章认为袁胆略兼优，能识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他前往接办，必能措置裕如。李鸿章不希望袁世凯接任驻朝重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是企图通过袁世凯加强对朝鲜政治上的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清政府提高袁世凯的权限。根据李鸿章的建议，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拔与重用，使袁世凯一度感激涕零，他在1885年10月25日给其二姐的信中说：“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乞详禀堂上，毋以为念。”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急，任太隆”，上书感谢李鸿章：“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指示袁世凯继续好好努力，戒骄戒躁，将李鸿章交代的事情认真办好。
袁世凯接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成为中国在朝事务的最高代表。袁世凯此去朝鲜任职九年，李鸿章作为其顶头上司，让袁世凯得到了充分施展本领和历练的机会。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宗藩关系，推行了一些改革，从而遭到图谋吞并朝鲜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忌恨，也引起了在朝鲜的另一派权要所不满。当他们要求清政府调回袁世凯时，李鸿章力保并告总署说：“若轻信谣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袁道驻韩四年，遇有韩与他国交涉，尚能悉心襄助，随事调护，案据具在，未始无裨大局，自不能因韩王及各国嫉忌，轻于撤回，致堕敌谋，而失大体。”1890年正月，李鸿章办理朝鲜商务请奖时还奏：“朝鲜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嗾西人从旁谗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每暗为筹画，设法知道驳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缘此，袁世凯嗣于1893年3月补授浙江温处道实缺，复经李鸿章奏留继续在朝鲜供职。对于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呵护有加，袁世凯家族自然是感恩戴德。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在家书中说，李鸿章对他们兄弟“待如家人”，“傅相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攻袁者认为袁氏酿成兵衅。但李鸿章责任自揽，并未诿过于人。中日马关订约以后，恭亲王奕訢还追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仍是保护袁世凯，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可以说，李鸿章是袁世凯仕途初期时的福星与领路人，袁世凯能够早年在朝鲜发迹，李鸿章的提携与保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傍上贵人荣禄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慈禧太后最为信赖的人物。袁世凯能够小站练兵，就是因为李鸿藻、荣禄两大靠山的鼎力推荐。
甲午战争后，在满人中，慈禧最看重的就是荣禄。她想让荣禄掌管军队，成为李鸿章那样能够支撑大局的人物。袁世凯甲午回国，志在夺得训练新军的权力，除了翁同龢、李鸿藻他倾心投靠外，他更想攀上荣禄这棵大树。因为，在袁世凯看来，清流虽有声望，掌握当时的舆论，但他们缺乏实际力量，而且爱惜名誉，有些事他们是不肯做的。袁世凯认为，政治是多方面的，须得泥沙俱下，一方面结交清流，另一方面更要抓紧有实际力量者，只有拥有荣禄这样的人做靠山，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果然，袁世凯到小站上任不过半年，就遇到了几乎断送他政治前途的麻烦。先是，御史彭述奏劾新建陆军各军营近来有军官层层盘剥，克扣军饷的弊端，引起了光绪皇帝的震怒。5月13日，光绪皇帝下谕旨申饬、警告各军将领，“如再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经纠参，或被告发，定即严行惩办，决不宽贷”。袁世凯当时正忙于在天津开设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随营军事学堂，不想不久之后又有个叫胡景桂的御史参奏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小站的新军是朝廷下了最大决心，予以最丰厚的饷粮，配备最精良的军械，寄予了最大期望的一支部队。光绪皇帝在批准由袁世凯督练新军时，原本就不太放心，故谕旨中有“倘仍蹈袭练勇和绿营的习气，唯该道是问，凛之慎之”的警告。为时不过半载，就出现了御史参奏的事情，光绪皇帝于是决定派大员严查究竟。5月28日，光绪下旨，“著荣禄驰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能否得力？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是否属实，一并秉公查实具奏”。
袁世凯及新建陆军此时由督办军务处节制，是清廷直辖的部队。但小站位于天津近郊，如系一般的参案，就近委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查办就可以了。荣禄当时还只是北京步兵统领，负责京师的治安，本管不到王文韶地盘上的事。但荣禄是督办军务处中力荐袁世凯的大臣之一，又素称懂得军事，还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由他到小站亲自看个究竟，可以使各方面都放心。为此，6月4日，荣禄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便事权相侔；其原任的步兵统领一职，由麟书署理。
此次查办袁世凯案，当时任职兵部，随同查案的陈夔龙在其所著的《梦蕉亭杂记》中详述了查办过程的始末：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于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年）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太赞同，高阳（李鸿藻）主之。谁知成立刚数月，天津的官绅啧有烦言，说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李鸿藻）虽不护短，因系原来保举之人，不能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于是示意同乡胡景桂御史，搜集整理了多款（予以）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当时官居兵部尚书，约我同行。刚抵达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所辖淮、练各军排队远迎，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的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完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向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默查看，对我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我说素来不懂军事，何能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文忠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待参奏的条款查完，仅是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人一条，已可以遭到严谴；其余各条，也有轻重不同的出入。我起草拟复的奏稿是交部议处。文忠说，一经过部里评议，最轻也是撤职的处分。此军刚刚成立，难以更换生手，不如请求恩典暂且从宽议处，仍命其严格操练，以鼓励将来。复奏上，获旨允许。当时高阳已病，仍带病上朝，看了文忠的覆折，神色不快。
荣禄任职兵部仅四天，就启程赴天津。8日到天津，午后方对直隶总督王文韶谈了所要查办案件的详情，9日即赴小站，可见此次的查办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袁世凯事先并不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绝不可能有荣禄等人所见到的壮盛的军容和操练受到赏识的事情，所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荣禄认为是名副其实，其保全、爱护乃至收为己用之心已经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