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字范孙，号梦扶，1883年中进士，1884年任贵州学政，1904年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务处督办，学部侍郎。1909年，袁被罢官时，严修曾上奏为他鸣不平。1911年，袁世凯把儿子数人送往天津，请严修教授。1913年，严修又受托为袁子克权、克桓、克齐办理留学英国事宜。1914年，在北海为袁子授课。袁世凯称帝时，严修曾经苦谏。袁世凯死后，严修前往彰德为袁送丧，并为袁题写灵主牌位。
历史证明，袁世凯延揽人才进入他的集团，是袁氏从当时社会需要出发的，这为扩大和巩固以封建感情与利益为纽带的袁氏集团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反映了袁世凯遴选人才的现实性。
当然，从小站练兵时期到北洋时期，加入袁氏集团的成员远不止上述这些，这里提及的只是在袁氏集团中起着骨干作用，与袁世凯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并在当时官场社会中有着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们走到一起，为了个人的私利聚集在“北洋团体”这面旗帜下，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地方到中央，在清末社会急剧动荡、社会迅速转型的情况下，最终走上了全国政权的大舞台，对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鸟瞰“袁家军”
曾经有人问袁世凯：“总统的辅弼人物，谁最信？谁最才？”袁回答：“予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菊人（世昌）雄才，杨杏城（士琦）逸才，严范孙（修）良才，赵智庵（秉钧）奇才，张季直（謇）槃才，孙慕韩（宝琦）隽才，阮斗瞻（忠枢）清才，周缉之（学熙）长才，梁燕孙（士诒）敏才；杨皙子（度）善辞，王一堂（揖唐）善谋，张仲仁（一麟）善断，曹润田（汝霖）善计，陆润生（宗舆）善策，章仲和（宗祥）善治，汪衮甫（荣宝）善政，金伯屏（邦平）善文，顾巨六（鳌）善道，施鹤雏（愚）善事；福将王聘卿（士珍），主将冯华甫（国璋），重将段芝泉（祺瑞），儒将张金波（锡銮），老将张子志（怀芝），猛将张绍轩（勋），守将田焕庭（文烈），勇将曹仲三（锟），大将倪丹忱（嗣冲），战将段香岩（芝贵），健将雷朝彦（震春），胜将陆朗斋（建章），强将江宇澄（朝宗），骁将田韫山（中玉），武将陈二庵（宦）。”袁世凯一口气报了34位北洋集团核心干部的名字，并把他们区分为所谓“才人”、“策士”、“大将”三大类，这是袁世凯的分法。
实际上，袁氏集团成员大体上可分为军人、官僚、文人三类。这个团体庞大的成员群有着明显的层次区别。若按重要性分，有核心成员、次核心成员、高级成员和重要成员；若按亲疏关系分，有心腹成员、亲信成员和一般成员。这样划分集团成员的层次可能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集团成员的重要性和亲疏关系对袁世凯而言是一个既稳定又不稳定的变化因素；在集团成员的核心、次核心、心腹、亲信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在集团成员群中虽然有妨碍区分成员层次的不确定因素，但集团中成员在晚清时期的历史活动所保持的相对稳定性，却利于进一步了解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集团成员群体的内部构成。
按重要作用和亲疏关系划分的两种成员层次，在关系上大致对等，其中核心成员与心腹成员的对等关系特别明显。也就是说，只要是核心成员，就绝对是心腹骨干，反之亦然。处在这个层次的成员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阮忠枢、赵秉钧、梁士诒、周学熙、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这些人物的特点和作用，主要表现为追随袁世凯，以北洋圈子为中心紧紧维系在一起，参与集团中枢的决策。袁氏集团的巩固、维持和发展是靠这批人物起支柱作用的。
处于次核心和亲信层次的骨干人物较多，如军界的曹锟、李纯、张勋、姜桂题、吴凤岭、何宗莲、王占元、鲍贵卿、吴长纯；政界的杨士骧、朱家宝、陈璧；袁幕的张一麟、金邦平等人。他们也经常参与集团中枢的决策，与袁相交也较深。这批人物的地位作用因各种情况而发生变化，政治需要、个人素质的高低都可能使他们的地位发生或好或坏的变化。如1905年以后，立宪问题成为政治上的热点，袁世凯欲以此为突破口，以期在朝廷中掌握更大的权力，张一麟、金邦平、杨度等作为懂得了解宪政法律的专家，其地位作用就突出起来。而曹汝霖则因亲日，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在辛亥革命前夕而被袁一度疏远。
这批骨干人物虽排列在同一层次中，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差别。如张一麟与傅增湘相比，傅的地位与作用在袁幕中是不能与张相比的；同样的道理，姜桂题与鲍贵卿在北洋集团军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的官员具有次核心地位，而与袁的关系则可能不甚亲近，如张勋；有的成员虽属于袁的亲信，但不可能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如唐天喜等。
处于第三个层次的成员，是既有高级地位，又和袁关系一般的人员。该层次数量众多，其作用一般表现为庞杂无序，可能是办理日常事务，也可能是从事军事政治情况的研究。如被称为“小诸葛”的段祺瑞的军师徐树铮、交通系的二号人物叶恭绰等就属于此种层面的北洋骨干。这类高级成员的地位作用虽不显要，但常常能够提供咨询建议，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袁世凯在接到朝廷发来的署理直隶总督的任命后，在考虑是否愿意离开已经经营的比较满意的山东地盘时，段祺瑞与徐树铮就同时参与决策，即为一个有力的例证。
处在清末转型期的袁氏集团是一个新旧杂糅，政、军、经混合一体的社会群体。成员阶层中良莠并存，从目不识丁的文盲、科举出身的士人到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从名门望族上流绅士到偷鸡摸狗、杀人越货的盗匪恶棍；从“师儒”的旧式官僚，到“西化”的趋新学人，流品驳杂，志趣各异。官员群体虽然情况复杂，但归纳起来，大致可划分为科举出身的“士人型”、“起于兵间”的“行伍型”和新式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技术型”三大类型。
在湘、淮军兴起之前，清朝士人的上升基本上都是以科举出身为正途。而在军队中，清军军官阶层基本上都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生科员向来为士人瞧不起。这种认识的转变是在湘、淮军“强制替代”以后的事情。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一部分士人流入军界，成为清军军官阶层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变化在甲午战争以后才蔚然成风，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契机，逐渐彻底地来了一个大改变。
旧式科举出身的“士人型”成员受过比较严格的封建教育，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安身立命的要义所在，也是“士人型”官员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许多“士人型”北洋成员身上亦有突出表现。这类人认识到传统的老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随着时代的变革和角色的改变，他们与传统士人阶层日益疏远，最终成为清末能够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不落伍者。换言之，这种“士人型”成员已经认识到了清末社会攫取权力的基本途径，那就是有军就有权，军多则权大的道理。他们既崇尚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也吸纳了近代西方军事、政治、经济一些适合潮流的价值观念，不再重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价值观念的传统求仕之道。在这方面，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大概可以算作一类典型。
北洋集团领袖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地主官僚世家，其祖辈父辈都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并中过科举，任过官职。少年时代的袁世凯也曾打算以科举博取功名，并捐有“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但他“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因而屡试不第，遂将诗文付之一炬，决心以武功立身，以此表明了他与传统士人相左的价值取向。袁投笔从戎后，利用其官宦世家的关系网及其“知兵”的才干，一路仕途风顺。22岁从军，25岁便成为驻朝鲜清军的重要人物。36岁受命编练新建陆军，成为北洋军阀之父，后来更以北洋军系为资本，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说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出身，似有充分依据。
袁世凯虽自诩“一介书生”，但在他身上几乎嗅不到什么书生气，倒是投笔从戎升官发财的经历，使他深谙“有军便有权，军大则权大”的军阀哲学。他笃信“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因此，他把“兵权”视为命根子，自其从军带兵以后，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军队，一身洋式戎装更增添了袁世凯的军人气息。袁氏以儒生而为名将，却不回归为儒生，而是掌握新军到底，成为一代枭雄，这是他与曾国藩一类早期军人化士绅的显著区别。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军国主义风靡全球，公法非御人之具，铁血为经国之谋。吾自握兵符，常持此旨。
作为武力强国论者，袁世凯主张以练兵为第一要事。他认为：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必须放手经营，酬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以军立国之势不可谓不大。客观地说，袁氏编练的北洋新军确实是清末军事近代化的一个典范。但这支军队却从未对外国侵略者放过一枪，而是转做了北洋系在清末攘权的资本与民初军阀混战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