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状况，爱愤世嫉俗，对社会敝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正因如此，难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团结合作精神不是很好。但这类人有钻劲、又聪明、肯发奋，持之以恒，终能有过人的成就，历史上如郑板桥等人，就属于这一类。但过于狂傲，失却分寸，又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如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又不肯遵不纪，随便乱说，掉了脑袋。祢衡，年纪轻轻不仅不服任何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只可惜就丢掉了卿卿性命。他们的死并不能说曹操不负责任，这与他们自己的狂傲不羁也有极大的关系。
懒态之人，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倨傲不恭。这种人，倘若心性坦诚而纯真，则不仅可以呼朋引类，广交天下名士，而且在学术研究或诗歌创作上会有所成就。疏懒往往只是他们人格的一个侧面，如果某种事业或某项工作确实吸引了他们，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孜孜不倦勤奋无比。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疏懒不堪。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决不能做官。上一级官员一般不会选择他们做属下，而他们既不善于同你相处，也不善于接人待物，更不会奉承巴结上司。他们这么做多半是因为不愿在这些人际关系方面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因此他们宁愿挂冠弃印而去。如陶渊明，做了40多天小官，毅然辞官而去，宁去种田，种种田，写写诗，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仙日子。尽管生活上很艰苦，但他们也自得其乐，绝不为五斗米面向上司折腰。
周旋态之人，智慧极高而心机过人，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行家里手。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圆满胜任。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挡一面。假若在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悍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以能折冲樽俎，建功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就是说的这个格理。
养生之悟
曾国藩在养生这学方面，颇有研究，他的养生之方法，于现世今人仍有一定的启示。现陈述如下：
首先是养生要言。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曾国藩三十五岁，在去蜀国的途中，他写下了养生要言五则，积理甚厚，积学甚精，可以看作他从三十二岁至三十五岁研究程朱理学在养生方面的总结。
一、一阳初动处，万物始升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升时。可以说源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直接受到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化生万物”的启迪。在这个“天地俱生，万物以荣”（《黄帝内经素问》的时刻，不要存怒气，不要存怨气，一怒一怨，自然会伤动肝气；肝主木，木生水，一阳初动处，正是肝木滋长时。曾国藩认为肝的最好方法就是待之以仁，《说文》云：“仁者，亲也。”
二、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内存整齐的思虑，外持敬慎的威仪。泰然而不傲慢，威严而不凶猛。对自己要严格，对他人要敬和。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曾国藩强调以礼相待，对人热忱，火主心，所以礼可养心。
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饮食起居有规律，行为举止有准则。以诚信待人，这叫不欺。《吕氏春秋》说：“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大地是诚实的象征。周敦颐认为，圣人模仿“太极”而立“人极”，“人极”即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土主牌，所以信能益牌。
四、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量而须（义所以养肺也）。大公无私，随遇而安。顺应天理，问心无愧。心底无私天地宽。金主肺，曾国藩认为行义可养肺。
五、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信所以养肾也）。心定，气定，神定，体定，都必须以人的明达之智加以导引和控制。苏轼说：“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为心，水为肾，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肾邪。”所以人的各种欲望，源于肾邪。孔子说：“智者乐水。”水主肾，保持清醒的头脑，可以养肾。
曾国藩的仁、礼、信、义、智，源于理学家程颢“仁识”，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仪礼知信皆仁也。”在古代阴阳五行中，仁、礼、信、义名就是五常，五常即五行，郑玄注：“五常，五行也。”孔颖达说：“道达人情以五常之行，谓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曾国藩把它与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相对应，显示了曾国藩性命双修的思想。
其二是养生的五事。
同治五年六月初六，曾国藩五十六岁，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第日两饭后各行三干步。惩忿，即余匾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弟从前劳苦太久，年近五十，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劝沅弟与诸侄行之。”
先说说眠食：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他也有自己的经验存在。如他在癸亥四月的日记里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说：我现在调养的办法，饮食必须精细。蔬菜用肉物煮了，鸡鸭鱼羊猪肉，都炖得很烂，又多做些酱菜腌菜之类的，我认为是天下最有味的大补。（《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卫生学非常相符合。我们追求身体健康的同时，更要求要精神的愉悦，曾国藩之说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佐证。
曾国藩所谓的节欲。欲，就是欲望，在古代指五色、五音、五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古人对欲望危害人身与心的论述很多，如“嗜欲伤神，财多累身”（老子），“目妄视则淫，耳妄听则惑，口妄乱则伤“（列子），“名利与身，若炭与冰”（严遵）。
曾国藩为欲所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名望欲，一是成功欲。曾国藩三十多岁时，十分好名，与人交谈总是喜好论辩，这就是好名；喜欢作诗，也是好名，他称自己为“盗名之具”，就是盗取美名的工具。对家族的名望，他也十分看重，总希望曾氏家族能表率一方，这是患得；也还担心由于家大势大，树大招风，这是患失。此外，曾国藩也非常在乎成功和失败，打了几次大败仗，三次想投河自尽，可见他对成败耿耿于怀。咸丰八年的日记中写道：“心绪作恶，因无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适；又以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
曾国藩不爱财，也不好色，但就是难过功名关。他的日记中对此有很多无情揭露和批判。
佛教中也有关于节欲的论述。佛法讲求的是真、忍、静。其中便包含着节欲的观念。然而要真正做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为之。因此，适度地节制自我欲望，不使欲望太过，却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儿子纪泽的信，十分担心，纪泽说他咳吐多痰，其实这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但曾国藩还是给儿子讲了一通散步的道理，他认为散步是养生的一诀窍，他太相信散步了，他说：“然而不能总是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我无论在乡还是在外，眼睛所见的全是庸医。我深怕他们害人，所以近三年来，决不服医生所开的药，也不许你们吃医生所开的药。道理极为明显，所以说起来也就极为恳切，希望你敬听之遵行之。”
既然不能吃药，那怎么办呢？曾国藩想到的是散步，他说：每天饭后十数千步，是养生家的第一秘诀。你每顿饭吃完以后，可到唐家铺走一趟，或者去澄叔家走一趟，往返大约有三千多步。如果你能坚持走三个月，一定收效甚大。也许曾国藩没有对症下药，但他这剂“药”却是下到了根部。这样每天两次，每次三千多步的路程，对增强身体素质，提高疾病的抵抗力无疑是很有用的。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与曾国藩的“饭后千步走”是同一个道理。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更利于血液的循环，不但可以放松紧绷的躯体，还有助于精神的松弛。虽然散步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养生，却是颇为有益的健身之法。当然，曾国藩所持的“不药”的理论，是恐庸医耽误病情，甚至误诊致命。现代的医学科技，足可以使我们对此放心。真有了病医生是要看的，药也是要吃的。
洗脚。在曾国藩看来，洗脚是一种养生之道。文人的一个习惯，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工作。长期坐着，使血液凝滞在脚下，睡前洗脚，尤其是用热水洗脚，可使血液流布全身，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而且，脚上有着人身上重要的穴位，洗时加以按摩，必然会起到一定疗效。唐代贤相狄仁杰也很重视洗脚。而且他主张洗完脚后，把脚掌来回揉搓三百下，更是有利于身体的养生。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不是文人，每天使用脚的次数则更多。起立、走路、跑步，脚每天的运动量是人身体各部位里最大的。累了一天，最累的就是脚。睡前用温水洗脚，可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而且有助于睡眠。
其三视息眠食。
同治九年（1871年8月），曾国藩写下了他的养生之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调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调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
在曾国藩的养生之道中，这则日记很值得珍视。它表示曾国藩已具备了一定的气功经验，此时的曾国藩不仅仅接受某种功法，而且已融入了自己的很多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且具备了一些理论表达的形式。咸丰十一年他也谈过眠食，但那时的谈论还较为粗浅，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经验的表达，现在曾国藩已能对日常经验作一定程度的提升了。
息必归海：所谓息，就是调息，历代养生家都非常注视调息。《西升经·圣辞章》说：“喘息为宅命，身寿立息端。”可见呼吸是生命的基础，呼吸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吹故纳新。在呼吸中，以股息最为高妙，所为有胎息，就是不以口鼻呼吸，就像胎儿在胞胎中是依靠细胞进行呼吸，当然这需要很高的身体质量。曾国藩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步，但他懂得呼吸应当深沉，达到并藏于丹田。
视必垂帘：所谓练过气功的人都知道，眼睛不能睁开，也不宜闭拢，经常处于曾国藩所说的半视半开之中。睁开和闭拢都会使得眼神经处于兴奋或运动状态，眼神经松弛，才有利于练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不苦用”，也就是不用力。
食必谈节：所谓吃，一要淡，二要少。明朝陈继儒对淡食有很多论述，他说：“食谈精神爽”，“食淡极有益，五味盛多能伤身”，“薄滋味，所以养气。”食不仅要淡，还要少，保持腹中虚空，才能使气在体内运行。陶宏景说：“当少饮食。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百脉
闭则气不行，气不行则生病。”说得太精要了。
眠必虚恬：所谓人在睡觉时心思应处于虚空状态，无牵无挂，无营无求。如果心事重重，则辗转难眠，夜不成寐，必然损血劳心。
吃和睡，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历代养生家都对此格外重视，曾国藩则尤甚。他说：“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变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他还说：“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眠不必甘寝鼾睡而后佳，但能淡然无欲，旷然无累，闭目存神，虽不成寐，亦尚足以养生。余多年不获美睡，当于此加之意而已。”可见，吃，不一定吃好，只要吃得香；睡，不一定睡久，只要睡得沉。吃，应少吃多餐，睡；应重质量（熟睡而少）。
睡眠质量高，曾国藩称之为“美睡”。陆游便每每以美睡为乐，曾国藩很是羡慕。他认为只有心中没有任何愧怍，睡觉和做梦才能恬淡、安适，虽然曾国藩很想美美地睡一觉，但是繁忙的军务政事，使他很难嗜此一望。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事越多，睡眠越好。因为我们心无愧怍，不怕半夜鬼叫门，所以做的事情越多，便越感到充实，越感到安慰，不教一日闲过，有了这样的心情，我们便能来个痛快的美睡。
人就怕闲着，懒洋洋无所事事，无事则生非，很多病就是闹出来的。曾国藩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瞻前顾后），奄奄无气（毫无生气），决难成事。”
这也是曾国藩前述“少食多运动”理论阐述的日常化实践。运动的方法固然很多，可以散步、打球、做游戏等，都是运动。但公务在身的人往往忙得喘不过气来，难以抽出专门的时间去从事锻炼，那就把工作当作锻炼。
做家务也是一种修炼的好方法，它能使人处在不停的运动中，手动心活，脚动脑活，气和血畅，身体健康。而且家务总是做不完的，只要你想做，总可以找出一点事来，如果能无怨无悔地做，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白天做上一天，晚上就会睡梦香甜。
《吕氏春秋》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的就是运动使人气血畅通，身体强健。也许曾国藩所说的做事不一定就是做家务，他人在军营，家在湘乡，大概说不上家务，即使饮食起居，也有仆人照料。他说的做事大概就是处理军务，而且这军务也大都是脑力劳动。但动脑也是一种运动，就其运动的质量而言，它所需要的营养和所花去的消费甚至比动手还大。所以劳累一天，便会头昏脑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一天到晚不停地劳作，不知疲倦，或者不怕疲倦，而是只要感到疲倦，就该休息。陶宏景说：“能从朝至暮常有所为，使之不息乃快，但觉极当息，息复为之，此与导引无异也。”这就告诉人们，如果能够从早到晚总有事做，使自己不停息才感到愉快，但是感到太疲倦了就应该休息，休息之后又去做事，这样就与导引没有什么不同了。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动手，还是动脑，总之要“动”。体力是用不完的，脑力是用不竭的，关键在于如何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