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以前的曾国藩，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多，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伯涵改为涤生，他是这样认为的，“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交人心先交心，从“心”而发，方能以情动人，以情博得人心。
蒋介石一生服膺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尤其钦服曾国藩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大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竞然能够交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边就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出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
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太人”，源于他的“仁”字。
曾国藩认为，在军中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处世之道一样，互相之间应讲究仁礼。为此曾国藩在选将选兵时，特别注意选那些易于受仁礼感召的质朴之人。
在初募湘军时，曾国藩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蹇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今年4月以后，间令塔公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扬，而后可以言战也。”
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信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什么是仁，这就是曾国藩常说的“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存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什么是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问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人。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正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
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仁礼待兵“精诚感召”的军中处世之道。
察言观色
曾国藩向来看重人生气象，因此察人脸面，也非常注意脸面气象——一种“胸次浩大”的精神。胸襟开阔需涵养淡泊宁静，表现出来便是平和空明。富有、显贵、功绩、声名，这些都是人世间虚浮的荣誉，只有心胸博大才算是真正的享受。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遇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里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列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郭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后期，正是凭着这一样一种表面自谦，与人为善的伪面，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得不喜，失不忧
得不足为喜，失不足为忧，这便是曾国藩对事物态度。
曾国藩精通历史，善于总结成败经验。唐太宗有三面镜子，其中之一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有效法古人的传统。尤其是遇到大是大非以及难以决为的疑难事时，往往从老祖那里寻找答案。《资治通鉴》的编纂也是让宋代皇帝吸取历史经验，作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但是，并不是怕有的历史经验得靠得住的，如果一味法古，拘泥于过的做法，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认为往往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不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候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候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中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爰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上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无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四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黄等人受到族诛。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同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八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从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某一些做法上能够看出来。唐昭宗的例子他认为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目，曰：与卿决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复诛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国，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各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亲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故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庸潞王虑石敬塘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之。帝欲移石敬塘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塘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俗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生者，庸人之恒情。
功名乃身外之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乾隆帝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领导人，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的治家方法，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勤”，另一个个“俭”。
他曾说：“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这，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学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校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是很关心的。他说：“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妇，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所以他说：“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之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种旺气。
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人勤俭教友的家庭。等到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了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定。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
曾国藩嫁女，规定压箱银200两。一日三女出嫁，曾国荃不信仅只有200两，开箱视之，果然，叹为太少，乃赠给400两。
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客人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新建一屋，费去3000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因此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很少间断，以此视达官贵人豪富人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30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
从这些事例，可以想见曾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则挽颓风了。
论君子与小人
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正坐好让，公之稍逊昔年，亦坐此耳。
曾国藩对“情态”识人方面颇有研究，总结了四种形态：即弱态、疏懒态、狂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分析。文字虽然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意远，很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情性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这类人又爱多愁善感，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忧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感情丰富，如果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