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终、不胜，曾国藩体会要较之不与多一些，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交友要诀——宽厚
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党。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在一这原则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出来：
“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了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
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虽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有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地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参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有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诵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牛！’盖亦道实语。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复欲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诉，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站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曾居京就十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他做过五部侍郎，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名师益友，读了很多书。
曾在京的师友，讲身之行必得者，则有唐镜海、倭良峰、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恩西；讲诗文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者，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者，则有黄子寿、王少鹤、朱廉甫、吴革畲、庞作人，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曾国藩有了这些师友，研讨切磋，德业益进，后来在事业上得到这些师生们的助力亦甚多。
常醒己身
荀子《勤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的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札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
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
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有人说：“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辩可矣；谤之有因者，大自修弗能。”器量阔大，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从立志开始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
曾国藩曾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衷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高贵富足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概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知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应当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
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12月20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的浅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东晋名将祖逖与刘琨都以雄豪闻名于世，两人感情甚笃，共被而寝，常彻夜纵论天下大事，感叹心复中原的大业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贻误。祖逖与刘琨约定：“如果四海之内风云变幻天下豪杰起事，我与你一起举义中原做大事。”他们矢志习武练艺，当时，人们认为半夜鸡鸣是不祥之音，生怕听到。祖逖却认为：“此非恶声也。”半夜鸡鸣正好催他们提早起床，从此鸡鸣之刻就是他们习武之时。
非凡的志向诞生非凡的勇气，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志向，他们才能不为流俗所移，心正气顺，心安理得，所有作为。
人是主观意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体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产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鹜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人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明朝吴麟征有句话说得好，“深儿女之怀，便短英雄之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大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