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看来，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他在《朱文公文集》中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他认为，儒家经典是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在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童蒙须知》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其中，《小学》一书尤为著名。
《小学》分内外篇，共六卷。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等四卷，外篇有《嘉言》和《善行》两卷。全书以儒家的道德理念作为准绳，采撷儒家经典中尤其是礼书中的文句编连而成，主要是介绍一些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小学》面世之后，被列入学官，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士大夫和民间广为流传。这本书在明朝传入朝鲜，经过著名学者金宏弼等的提倡，备受儒林的推崇，认为这是淑世教民最切要的著作。后来，《小学》又被政府指定为朝鲜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屡屡翻刻印行，广颁于国中。
朱熹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大道理一定不能多，那些东西孩子理解不了，重要的是要求他怎么做。所以，他的另一本名作《童蒙须知》重在规范儿童的行为。全书分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等五部分，按“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的顺序来编排五章，逻辑性和指导性很强。
学其事，穷其理
朱熹认为，教育应根据年龄、阶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古代传统教育中的教育阶段划分只有“大学”和“小学”。在朱熹以前，划分它们的原则基本上有两个，即从年龄阶段上来划分（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和从心理成熟阶段上来划分（如《白虎通德论》）。这两个划分原则都被朱熹吸收进自己的学说，不过，朱熹剔除了这两个划分原则里所包含的知识教育内容，而只是从人的道德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论证。
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序》里说，上古时候的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从王公以下一直到庶人的子弟，八岁开始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等比较简单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方面的基础知识。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从天子到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庶民子弟中的学业优秀者，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朱熹认为，小学和大学是古人为学的两个阶段，两者的分工是“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
按照朱熹的看法，在小学教育阶段，只需要教给儿童怎么样去做，而无需告诉他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比如，对待朋友应该诚实，只需要让儿童按照这条准则去做就行了。但在大学阶段，就不是如此，而需要让人明白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比如对待朋友为什么应该诚实，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诚实。
朱熹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有些道理是小学阶段的儿童所不能理解的，只有到人“有识”（具有自我判断的能力）之后，才能够理解它们。从这一点来说，朱熹对大小学教育阶段的划分，在精神实质上是以儿童的心理成熟程度为依据的。
尽管有教育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学与大学是完全无关的两个阶段。恰恰相反，在朱熹看来，小学乃是大学的基础，而且小学的功夫做得深，大学就愈能够取得成效。远古的人因为在小孩子的时候学得好，就已经具备了圣贤的坯模，只是没有圣贤那么多“识见”，所以长大后再入大学学习，以“长许多识见”。而如今的人之所以不如古人，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了小学的一段功夫。
朱熹的这些教育思想，对现在教育仍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书院的言行规范
在古代，为培养弟子学徒的馆舍专门制定相应的言行守则，是很普遍的。如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它由管子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的经验写成，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详尽全面，对学生们的言行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教育作用，也促进了他们的学习。
朱熹的教育实践和经验十分丰富。他曾经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讲学，还创办寒泉、竹林等精舍，弟子数以百计。他也十分注重用儒家的礼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和思想。
朱熹认为，古代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不满于当时许多书院学规的浅陋，不能得古人深意。所以，他“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诸楣间”，要求学生“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这便是朱熹亲手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
这个简短的学规，集儒家经典思想于一身。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总的来说，它要人们知道封建伦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赋，封建道德伦理是永恒的神圣的，人们必须循此为学。
为官经验
朱熹一生以治学为主，其间断断续续有过一些为官经历，最高曾作过四十多天的帝王师。在腐朽飘摇的南宋，朱熹置身于学问，朝廷屡诏不应，而一旦出去为官，便恪尽职守，刚正不阿，力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为官之德
古人早已发现，官员的道德水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左传》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后汉书》也说：“治乱之要，其本在吏。”为此，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后提出了大量官德规范，以之制约官员言行。
朱熹一生宦海沉浮，对官德之感更是深刻。他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1）凡事公道的近民思想
朱熹深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无意于民”的现实甚为不满。他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要求当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爱民，不求闻达。”
在封建官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循私舞弊是相当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体会说道：“大抵近年习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显然行之，而每区区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际。”对此，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
具体而言，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论荐，皆必稽诸公论”；二是在处理政务时要保持“至公至诚之心”，不可上下相瞒，“唯务私己吝权”；三是在对待国家财产时要公私分明，不可“把为自家私恩”。
（2）爱养民力的亲民思想
朱熹认为，官员要使百姓拥护自己，首先就要做到“临民以宽”，注意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
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
（3）律己清廉的守本思想
朱熹认为，清廉、勤勉和谨慎是为官的“本分”。朱熹对清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
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4）恪尽职守的敬业思想
朱熹特别强调，官员应尽职敬业，他主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
一是“不见吏民”。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
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
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
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的古训背道而驰。
朱熹还认为：“官所不比乡居，凡百动有利害，诸事切宜畏谨也。”要求为政者处处谨慎从事，“凡事须仔细体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方得无事”。
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历朝以农为本，积极提倡发展农业，这对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作为一个政客文人，朱熹也将农业生产置于核心地位。
南宋时战争频发，外辱内困，社会动荡不安，财政极度匮乏。朱熹深有感慨。他在《朱子文集》卷十六中说：“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独下户之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然陈愿予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贷无所售。鱼是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视其死之者，盖亦不少”。这是朱熹对南宋社会百万生灵，饥困难当，宛转呼号悲惨景象的真实写照。
民不聊生的惨状激起了朱熹的无限忧思。为此，他提出了“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关于农业管理的五条具体做法：其一，兴修陂塘水利；其二，改造土壤和改进种植方法，其三，严禁宰杀耕牛；其四，注意农时季节；其五，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提出了重农业、防流移、修荒政的思想。
朱熹将农业生产看作人们生活和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他说：“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
显然，朱熹的这种思想是颇有见地的，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如时人泛泛而谈，而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农业管理基本思想。
朱熹认为，官吏虽然不在于直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组织和管理生产当是应尽职责。他指出：“当职久处田间，习知樯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窃见本军已是地瘠税重，民间又不协力耕种，耘耨卤莽灭裂，……所以土脉疏浅，草盛苗稀，雨泽稍愆，便见荒歉，皆缘长吏劝课不勤，使之至此。”在朱熹看来，百姓耕种不勤，耘耨不细，田间管理不善，苗稀草盛，此等责任应归咎于州县官吏“劝课不勤”，没有尽到应有之责。
朱熹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辩证的观念，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促进农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财政管理与经济发展
财政赋税与经济发展是国家的生命线，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然而，南宋的财政状况实为难堪。
朱熹曾在《语类》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为自家百姓，便不恤。”此分析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罢冗费，悉除无名之赋”，可谓是一针见血，抓住了当时社会的要害问题，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对族的强烈忧患意识。
那么，朱熹的财政与经济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主要有四个方面：（1）主张“薄赋”，“省赋”，反对“重敛”；（2）主张“务本”，“节用”，反对开支无度；（3）主张“赈民”，“减赋”，致力革除弊政；（4）主张加强货币流通，反对铜钱外流。
朱熹的财政管理思想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稳定人民生活，恢复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朱熹关于轻赋役、苏民力的主张，对农民多少有些好处。尤其他始终把简省赋役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紧紧联在一起，这不能不说他比当时一般封建统治者具有更深远的眼光。
朱熹说，每当他看到百姓破产流亡和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钱”时，“未偿不低徊愧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