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理学之集大成者。
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生平
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今福建尤溪县）。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
朱熹出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父亲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绍兴十七年（1147），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
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封建社会的思想。
朱熹一生志在树立理学，欲使其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年，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江西赣县）、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由于朱熹勾引两个尼姑当自己小老婆的事情暴露（恐为栽赃），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著作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还有《朱子语类》、《朱子家礼》、《朱文公文集》，等。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讲学和著述上。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正宗哲学，在思想领域中起了长期的消极作用。
尤其是《四书集注》，元、明以后成为《四书》的官方注解，以后的科举以《四书》为考试出题的范围，作这种题目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根据，如果文章违背了朱熹的注解，那就没有被录取的希望了。朱熹的地位也因此随之提高了。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是只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在文学观点上，朱熹与二程相近。他倡导文道一贯之说，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不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因而，他对唐宋古文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不满，说他们是“弃本逐末”。
朱熹指导他的学生蔡沈作《书集传》，还和他的学生们作《通鉴纲目》，这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加以改编，加入了所谓“春秋书法”。朱熹没有注解《春秋》，但以这一部《通鉴纲目》作为继续《春秋》的著作。在古典文学著作中，他作了《楚辞集注》，《韩文考异》。还作有《易学启蒙》、《阴符经注》、《参同契注》，后两种他没有用真名。
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涉及面很广，是宋代以后新的语录体奠基之作。这种讲经传道、品评是非的口语化的文体，其特点是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如他论陶潜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语类》卷一百四十）论黄庭坚诗：“如《离骚》，初无奇字，只凭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这些话语，大都是他平时语言的忠实记录，讲述者的情感和语气宛然，很有感染力。
朱熹所著《朱文公文集》（由其子编纂）共10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刻本。又有《续集》11卷，《别集》10卷，与《文集》合刊为《朱子大全》，有《四部备要》本。另有《朱子诗集》单行，共12卷，明程璩编，有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朱子语类》140卷，有成化九年（1473）陈炜刊本、石门吕氏刊本。《诗集传》、《楚辞集注》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本。
朱熹还编辑有《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和《外书》。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朝的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了一部《朱子全书》，这部书号称为“全书”，其实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
朱熹文章长于说理，风格近似北宋文学家曾巩。如《庚子应诏封事》力陈“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语言平实，很能代表其文章风格。他的一些记事、写景的短文，颇有文艺性。如《记孙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过孙觌写降表“一挥而就”的情态及其“顺天者存”的议论，刻画出投降者的形象并给予辛辣的讽刺。《百丈山记》（《文集》卷七十八），写涧水、瀑布、远山、日光和云涛变灭，细致准确，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写郭君为他画像表现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写他将出游，欲画隐君子之形以归，而以郭君不能从行为憾。其国土日蹙、贤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见于言外，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朱熹的智慧
教育思想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对前人智慧的完美总结和完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对当今教育仍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百学以立志为先
无论做什么事，立志都很关键。立志是成功的基石，为学更是离不开。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毛泽东17岁离别家乡时也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丽诗篇。他们都获得了成功。
古人也十分注重立志。朱熹便有“百学须先立志”的名言流传至今。
朱熹认为，学者首先要立志，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他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既知这道理，办得坚固心，一味向前，何思不进。只思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已”。又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所谓立志，即是树立要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但一般自暴自弃的人，多半不能树立做圣贤的明确高尚的目的。
他说：“今之学者大概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不肯做功夫。”自暴的人不屑做圣贤，自弃的人不敢做圣贤，这两种人都不能立志，所以都不肯做佳养功夫。
立志又要勇猛坚决，才会有进步。他说：“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何谓勇猛坚决呢？就是如饥思食、渴思饮的态度。所以他又说：“立志要如饥渴立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朱熹认为，立志要明确高尚、勇猛坚决，这样就有坚强的信心，何患不进？
读书要讲究方法
朱熹学识渊博。他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他在读书方法上，总结归纳“二十四字”阅读法，该法是由“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须教有疑”二十四个字组成的方法。
（1）循序渐进。即从基础知识读起，一本本读通，读时对文献中字、词、句、篇等要逐一弄通，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有系统、有步骤地从低向高、从浅入深的进行阅读。
（2）虚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
（3）切己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4）熟读精思。即要在熟读的基础上理解和思考，深刻领会其要旨，使书中之话好象出于自己口中，其思想似如自思。
（5）著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6）须教有疑。即要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学会“质疑”，阅读要从“有疑”到“无疑”之后，才算真懂，才算掌握其实质。
（7）他特别强调“循序而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平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
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南宋偏安一隅，仍享乐无度，不思进取。朝廷的黑暗和腐朽令朱熹备感痛心。他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
朱熹在《小学题词》中说，宋朝之所以成为衰乱之世，根本原因是童蒙教育没有“养其正”，“蒙养弗端，长益浮靡，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这即是说，由于童蒙时期的教育没有扶正孩童的心性，所以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越来越浮华不实。
朱熹认为，幼时所教给孩子的洒扫、应对、进退一类的礼节，以及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理，看起来都很简单、细小，但是，这一切都是孩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